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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耗时12年的《中国道教思想史》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凡四卷，236万字，由四川大学著名教授卿希泰任主编，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詹石窗任副主编。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该书出版引起众多学者关注，现刊发四篇专家评述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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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 志 | |
道学精华 文化典藏
——专家评述《中国道教思想史》
作者：
《光明日报》（ 2010年05月11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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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填补空白的高水平学术论著 中南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吕锡琛 道教是在中国土地上萌发、形成并兴盛发展起来的本土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汲取其思想精华为当代人们文化生活服务的需要。 鉴于道教在社会中的特殊作用，海外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自20世纪初以来就注重道教研究，他们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成果，例如撰写道教书目索引，翻译道教主要经典，探索道教的历史和社会作用等等。在中国大陆，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道教研究曾经颇受冷落，甚至一度成为禁区，但自1978年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以道教为研究对象的许多研究机构陆续建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把道教作为重点课题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一批道教研究专著相继问世，据笔者所知，三十多年来，国内有关道教研究的专著和博士学位论文至少有千种以上。不过，系统而全面论述道教思想发展的通史性著作，则非《中国道教思想史》莫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该书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重大价值。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至“十一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成果、国家985工程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该书完稿耗时整整12年，足以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成一个重大项目之艰辛。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功夫不负有心人”，而《中国道教思想史》的打磨已经超过十年，作者的耐心和细致可想而知。在学风浮躁之今日，这种对学术的执著与严谨态度令人敬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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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证翔实 剖析深入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仲宇 道教文化研究的一大难处是史料问题。所谓“难”并非指没有文献，而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种经书，如何甄别，如何取舍，如何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 道教的经典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文献丰富当然可以提供方便，但往往也造成了新的困惑：由于种种原因，收入历代“道藏”中的经典文献有相当一批是时代不明、作者难辨的，这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之一；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众多经典文献大多是阐述养生、术数、斋醮科仪等，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而其思想观念则往往相对隐潜，不便直接取用，这是难题之二。 《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可贵在于，撰著者不仅敢于迎难而上，而且能够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审慎的求实态度，对引述的各种文献史料进行考证与辨析。例如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一书的思想论述，《中国道教思想史》首先回顾了我国学界前辈汤用彤、蒙文通等人的考证成果，然后再根据《后汉书》、《云笈七籤》等书的引证或论述，明确其时代与卷帙构成，这就为阐发思想的工作落实了文献的可靠性问题。再如对《周易参同契》的分析，《中国道教思想史》撰著者仔细审度了葛洪《神仙传》关于《周易参同契》作者的描述以及历代注疏《周易参同契》的序跋，并且查证今人陈国符、王明考证，进而考察《周易参同契》文本，发掘蕴含其中的作者信息，推断其著作时代。撰著者将外证史料与文本解读相结合，体现了扎实的文献功夫和层层追踪的逻辑进程。 由于时代跨度大，牵涉的思想领域广阔，《中国道教思想史》引证的文献史料是不拘一格的。除了收入《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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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思想史》主编卿希泰（左）与副主编詹石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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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屋建瓴 独具匠心 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系教授 郑志明 作为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论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的丰富内容和逻辑论证体系反映了该书谋篇布局的独到运思艺术，作者以高屋建瓴的手法，对绵延1800多年的道教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独具匠心地考察了道教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展示了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漫长历史画卷。 经纬古今，把握全局，这是《中国道教思想史》谋篇布局的恢宏气势。大凡艺术创作或者学术论著都必须有整体把握精神，才能获得真正成功，《中国道教思想史》的作者是精通此道的，所以我们翻开该书，从目录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纵横驰骋的开阔视野。该书以“导论”为统领，建构六编三十八章。在导论中，作者首先对道教思想史的命题缘起、研究对象、发展脉络、基本特点、研究价值与研究方法进行提纲挈领的阐述。接下来的各编以时代先后为序，分别论述道教思想渊源、汉魏两晋南北朝的道教思想、隋唐至北宋的道教思想、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的道教思想、明代中叶以来的道教思想。最后，该书探讨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与现代价值。这样的布局展示了一个“工”字形的结构，如果说“导论”与最后一编恰如“工”字的上下两横，那么，依据历史先后顺序对道教思想面貌进行阐述的主体部分就像“工”字的中间一竖，这也像地球仪上的“经线”，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南北贯通，首尾衔接。抓住这条基本线索，进一步拓展阅读，我们会看到，该书在确立编序之后，又对每一时期道教的主要经典以及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展开讨论，这样的论题就像地球仪上的“纬线”，它们与“经线”相互交错，展示了古今道教思想的复杂网络结构。 以史带论，井然有序，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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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器晚成 锐意创新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刘固盛 老子《道德经》有言：“大器晚成”。《中国道教思想史》四卷本，洋洋洒洒236万字，在中国学术史上是可以称作大器了。既然是大器，就意味着可能经过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加工，因此“晚成”也是势之当然。 从成书的实际情况来讲，我们说《中国道教思想史》“晚成”，不仅表示经历流程之长久、所付心血之巨大，而且意味着严谨、规范和创新。 严谨与规范，这是任何一种科学著述的基本要求，自然科学如此，人文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一般地说，“严谨”既指态度上的严肃谨慎，也指思想上的严密周到。引申到学术研究上来，严谨则意味着材料的真实、结构的合理、逻辑的绵密。至于“规范”一词，在不同领域虽有不同解释，但最为核心的精神就是指行为或者作业合乎一定的模式。就具体的创作过程与成果的表述而言，严谨与规范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严谨的态度必然要求行为与作业合乎规范；另一方面，合乎规范也一定体现为处理问题的严谨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道教思想史》的编纂者不仅充分重视，而且落实于具体的研究中。无论在写作行文表达上，还是在史料处理和引证注释上，该书都非常注重按照规范行事，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 当然，以“大器”来形容《中国道教思想史》，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该书许多方面都透射出锐意创新的精神。该书超越了以往那种个案式的、专题式的或断代的研究范式，用四卷六篇三十八章的宏大篇幅，综合采取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解释学、符号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汉代以来直至当代道教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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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教思想史》简介 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道教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显示出独有的生命力，我国从“六五规划”开始即确立了《中国道教史》为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在《中国道教史》完成问世之后，国家又把《中国道教思想史》作为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予以扶植，这是我国文化战略上的重要举措。 《中国道教思想史》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道教思想发展历史的学术专著。该书的最大创新是开拓了道教思想研究的新领域，深入追溯道教的思想渊源，梳理了道教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发展脉络，阐明了道教思想的历史影响，并从当代社会的视角审视道教思想内涵和价值。鉴定专家认为，这项成果“填补了道教思想通史研究的学术空白，是我国道教学术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道教思想史》主编卿希泰是我国道教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现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先后编撰《中国道教史》、《中国道教》、《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外宗教概论》以及《道教文化新探》、《刍荛集》、《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等著作10多种；副主编詹石窗系我国著名中年道教研究专家，现任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先后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等十多个课题。《中国道教思想史》的写作汇聚了全国一批道教研究专家，其中既有年过80的老学者，也有30多岁至50余岁的中青年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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