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北京的读书生活

    在前进中鲁迅也还不免摸索着，步步为营地走着，从他接触的事物中寻求着。现在，我试从他的阅览书籍中找些思想的线索，也许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极初步的学习、工作方法，未必准确能够说明问题，姑且试试吧！

    1912年，《鲁迅日记》开始的一年，5月间到了北京，就职于教育部。时部中工作尚未就绪，使鲁迅得闲阅览一些书籍，如《中国名画集》，作家文集，金石拓片，又“补绘《於越三不朽图》阙叶三枚”。有时又患头痛，也做关于《美术略论》的演讲，因这时蔡元培长教育部，鉴于新思潮起，人们破除迷信，乃提倡以美术代宗教。鲁迅在教育部社会司任职，盖奉命演讲。然而就此亦可窥见鲁迅平时浏览图书之广泛，才能胜任得了。

    到了1913年，鲁迅还是在公余之暇，承隙读书。这年所看的书相当广泛，如诗话、杂著、画谱、杂集、丛书、尺牍、史书、汇刊、汉书补、墓志、碑帖等，大约是博览的性质。

    从1914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佛书、小学、辨正论、居士传、碑帖等，到下面的八个月就转向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都信奉的一种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他看的大约如《三教平心论》、《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些佛书，不但自己看，还与住在绍兴的周作人互相交流寄出书来看，又在十月为庆祝母亲六十岁而于南京刻经处刻成《百喻经》。

    1915——1916年，阅览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所浏览。

    1917年则在墓志、拓片中突露星火灿烂。即书目中呈现出《露国思潮及文学》，那已是对苏联十月革命影响到文学方面的关怀了。

    从1918——1920年，碑帖、墓志、造象、拓片作更深一步的研究，这时他惊叹于汉画象、唐石刻的高超艺术，以为中国人的对碑帖等视为奇货、专利，自己印了几张，就把那印过的碑石敲坏，以独得完整自豪的自私心情，对文化负无穷罪愆。而这批破坏者仅做到“收藏”二字而已。他有一张碑帖，下首就盖以“端方”名字。（“端方”是清朝达官，并不精研艺术——作者）流落出来，到鲁迅手，鲁迅却与其他碑帖造象等同研究，拿来做书的封面，并屡屡说石刻中的许多艺术品不加利用，甚是可惜。

    1924年，阅读方面视野较广阔些，看一些有关美术家的书，如《比亚兹莱传》、《师曾遗墨》，还涉及世界名人作品：如希腊天才的诸相、泰琦思《昆虫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露西亚见闻记》之类的书籍。

    鲁迅时常对中国古书觉得不满足而想办法找别的途径，则唯有看外文书的一法。这里就有局限性，因自己曾留学日本，对日文能看能说能写，甚为方便，故阅外文书多从日本转译过来，有时译者偶有删略，则必对照原文才能了解，而日本文法，和欧洲文学的文法总是有所不同，因而总觉得不如能读原文的满意。好在他从学医方面亦学过德文，故亦有较深了解，《小约翰》就是和齐寿山先生一同用德文本翻译的。所以在日记里这两年的鲁迅思想，可以说从阅读、写作，以至活动，都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有关。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思想，在这时已深深投入鲁迅的脑海，借日文书的阅读移植到这个新的园地，将又由这而滋长于革命文学的广大园地里了。

    1925年，计其阅读的大致有这些种类：《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注：据勘误表删除《苏联文学之理想同现实》一书）《革命与文学》等。

    1926年的10月以前，（注：《回忆录》将“10月”改为“8月”）鲁迅还没有离开北京往东亚公司买书也还便当，就仍继续读他爱读的新文学书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读物，如：《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露西亚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罗斯手册——作者）两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新俄パンフレット》。（即新俄手册——作者）这里不得不说明的有两点：一就是苏联的书籍如果没有到日本人之手，或到了而日人没有译出，或译出了而没有到东亚公司，都影响鲁迅的阅读范围；二则是10月（注：《回忆录》为9月）以后到了厦门，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注：《回忆录》中将“人生地疏，课务须备”改为“因为当时厦门还是一个‘荒岛’”）也限制了鲁迅去寻找心爱读物的机会。到年底和1927年在广州，也同样情况。广州沙面，有一日本商店而不是书店，那还是辞了中山大学之后才偶尔去到的。所以鲁迅在广州，也只能跑跑广雅书局，买些古书。至满意的也不过是跑到创造社的地方找书，但一到反党屠杀，就连这些书也看不到了，成为瞎了眼最最痛苦的时代，在鲁迅来说，是极其不幸的，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同其命运了的一个大时代。

    （本文摘自许广平著、周海婴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回忆录>第五章,（文法未动，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