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出生于上海,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
大学毕业后,陶大镛先生考上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正值国难当头,他遂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先生又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
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先生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1946年至1949年,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香港的《经济导报》和上海的《文汇报》、《世界知识》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学专刊主编。
这期间,他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
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先生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十年动乱后,陶大镛先生的错案得到改正。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等。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
1979年,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
1992年,为了庆祝他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
(北京师范大学供稿,本报记者靳晓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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