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人类一直与阅读相伴,须臾未离。无论是结绳记事,刻字甲骨,青灯黄卷,网上走马。阅读铸就经典,也成就了畅销之书。蓦然回首,我们与阅读竟是如此亲密。纪念这份亲密,于是有了世界读书日这一全球读书人的节日。
本报此次世界读书日专题共分三期,继昨日第一期《中国人越来越爱读书了》之后,今天推出第二期《今天我们读什么》,请8位专家就阅读经典和畅销书问题进行评析。第三期将阐述图书馆在全民阅读中的作用。
世界读书日由来
“世界读书日”全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译“世界图书日”,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召唤,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使图书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读书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95年10月25日——11月16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次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这一天也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鼓励人们积极读书。据资料表明,自“世界读书日”宣布以来,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此项活动。很多国家在这一天或者前后一周、一个月的时间内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机构团体都会做一些赠书、读书、演戏等鼓励人们阅读的事情,把读书的宣传活动变成一场欢乐节庆。
1997年1月,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广播影视部、新闻出版署、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九个部委共同发出了《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
2006年,世界读书日前夕,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等11个部委发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
经典在今天的意义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带着参与者的心态去阅读
经典是我们连接过去、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的价值资源。但是经典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水浒》也开始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经典,但是传统的士大夫认为书中隐含的价值观念十分危险,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
世界读书日也正是莎士比亚的忌日。可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还没有很强的经典概念。莎翁的作品,宫廷里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可以说雅俗共赏。慢慢地出现了分野,有的书成了经典,有的书变成为通俗的读物。
时间会自动来对经典地位作最终的判决吗?不会。我们所有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你可能是经典的喜爱者,但也可能是经典的质疑者和批评者。你发现一部通常被人们认为平庸的作品其实不平庸,你写出文章来品评它的妙处,很有说服力,也许它的地位就随之改变了。这样的事不断在发生。只有当我们带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去阅读,阅读才会更有意义,更有生命活力。
经典著作也因为我们的阅读不断地更新,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我想,不论我们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我们都要强调,阅读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动的、消极的文字消费,而是一种积极的、批评的、参与的、创造性的行为。
阅读时要把我们全身心都调动起来,我们的知识背景,对美感的认识,对信息的关注,所有这一切。必须注重细节。经典的生命就是在无数细节之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阅读日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实在太不够了!中国人口基数大,就阅读来说还是一个小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人难过:我们的阅读太注重实用性了。如果整个社会实用性阅读太多,出于兴趣爱好的阅读太少,这个国家真正要作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就很困难。在今日中国,我们要呼吁非实用性的、非功利的阅读。
期望以后能够在地铁的车厢里、火车和飞机上,看到有很多读者安静地打开一本书在阅读。他们阅读的不是各种资质考试的准备材料和推销手册,而是非洲艺术史、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或加拿大人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有了那样一个广大的阅读世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值得敬重的民族,一个真正的阅读的大国。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隔膜
经典应当是为大多数人而存在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文化上的生命力,起不到维持纲常与信念的作用。
什么是经典呢?当然就是自文明开辟以来,历代公认写得最好和最重要的书。幽默一点儿说,在一个正常的文明氛围中,经典又意味着这样一批读物:你如果没有读过它们,就难免要招来笑话,而如果你读得比别人好,又有资格去笑话别人。
当然,这样一种文明规则,并非没有质疑的余地,也肯定有矫正的空间。然而,又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堪称正常的文明,确实就是靠着这种带有强制性的价值传承,造就了一个递相授受的阅读共同体,从而维持了一个代代相袭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你今后还想去质疑这些经典,那也要首先从阅读它们开始,而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也就构成了一个文化有机体的“必要的张力”。
“究竟哪些能算得上经典”,原本只要用任何一种语言讲出“经典”二字,不言而喻就应当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某些最有价值的书,它构成了那个文化母体的定海神针。然而自从打倒孔家店以来,我们的传统经典就逐渐被解构了。而另一方面,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以往的经典化过程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否则就不会有人写出《西方正典》这样的著作,来进行大张旗鼓的反弹了——其实正是布鲁姆的那本书,才更明确地提示我们,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也逐渐开始缺乏基于经典之上的、相对稳定的内部共享知识,以及建筑在这种普遍知识上的多数人的共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遭到了巨大的变形,其最明显的表现形态是:原有的知识分类形式即“经、史、子、集”,被勉强地改造成了舶来的“物之序”即“文、史、哲”。然而人们并没有领悟到,古代的分类,只是一个心灵的内部分野;而当今的分类,却变成学科的外部界限了。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同行,他们也许不能算不用功,却只是把焦点对准史部或集部的某一处,全然缺乏“求道”的精神,而且还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得上专业和敬业——这和古代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精神,实在是相距太远、隔膜太深了!
王余光(北京大学教授):
读经典,让心灵得到慰藉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早年,梁启超要求大学生多读一些经典。他认为: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传统经典中有很多陶冶性情的东西,比如陶渊明的诗,王维的诗,唐、宋的一些精品词,确实能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境界中去。对于现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讲,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们似乎也缺少沟通,而经典作品能使心情更加宁静,对待生活更加从容,更加真诚。
阅读经典,是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阅读本民族经典,还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60多年前,朱自清就曾在《经典常谈》的《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我们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读网让人焦虑,读书让人宁静,读经典,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读什么书,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这两年走了许多中小学。为什么下去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感于现在的中小学阅读生态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孩子们手上拿着不少书,但这些书在我看来没有太多的阅读价值。
我看到一些出版社,出于商业的考虑,大肆炒作,把本来没有太高价值的书,说成具有很高价值的书,推到广大中小学孩子的手上。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读书不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读什么书,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天下的书不一定都是要读的。”这是我的一个见解。书分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还有一种是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小学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没有读,把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用来打底子了,本末倒置。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还有一种表述,就是天下的书分两种,一种是有文脉的,还有一种是没有文脉的。那种没有文脉的书是没有用的。
小孩子读书的自主权应该是受到控制的,不能是漫无节制的。因为小孩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审美能力都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我们去引导的。选择图书的权力应该有一部分掌控在成年人手里。(约访:记者庄建)
怎样看待畅销书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尊重读者的文化权利
读书的意义是什么?它一可以给人知识和力量,二可以给人以幸福与安全。在我看来,后者指的是一种无用的阅读,其目的在于一个人心灵的成长。它开卷有益,不抱功利目的。正如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里写到的:“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我认为读书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此。畅销书是读者自己花钱买的真正有兴趣读的书。从这个角度看,畅销书的阅读就是一种不抱功利目的的无用的阅读。
今天是一个文化多样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很多样,有传统也有现代。和过去只有新华书店单一销售、图书品种也极其贫乏的状况相比,现在的图书市场销售方式多样,品种更是丰富多彩。在这样的背景下,畅销书的数量和种类多了,我认为是对人们文化权利的一种尊重。
此外,我觉得不要把畅销书和经典完全对立起来。一本书之所以能够在今天成为经典,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的文化价值含量很高,但它对今人的阅读可能是有困难的。因为和畅销书相比,经典的阅读成本比如时间成本和文化成本可能更高。阅读应更多地给人以快乐和愉悦。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希望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能够找到一条把经典和畅销书结合起来的道路。
举例来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本《于丹〈论语〉心得》会发行到千万册以上。从销量上看,它当然是一本畅销书,但它的内容是在讲经典。我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探索和努力,就是用畅销书的方式去解读经典。不是说所有的经典都需要这样做,但读经典总要有一个入门,之后也许有人会想去读原典。
客观地说,畅销书也有短处。就像当下很多流行的东西便于口耳相传,却不一定意义重大一样,从选题上看,一些畅销书有媚俗的倾向;有的出版物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还会爆炒一些噱头,这就使得有些对历史和个人不负责任的出版物也能畅销。从这个角度上看,畅销书有它受欢迎的理由,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它也需要被遴选、被引导。因此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否定畅销书的积极意义,更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把畅销书做大做好。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畅销不是书的错
社会对于畅销书的态度相当矛盾,一面出版社和作者、读者都对于畅销书有强烈的期望,另一面却又有诸多的怀疑和批评;一面大家都不得不面对畅销书主导市场,但另一面却对于此耿耿于怀。
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畅销的肯定或否定,其实都自有其相当充分的根据。畅销当然不是书的罪过,许多畅销书后来也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经典,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和上世纪30年代张恨水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小说。西方文学研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些过去畅销的通俗文学作品,过去在文学史上地位不彰,在后来却被重新发现,成为重要的文学经典。还有一部分曾经的畅销书,它们在现在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然而是否可能成为经典,似乎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如琼瑶的小说或者三毛的随笔。
因此对于今天的畅销作品,我们也不必一笔抹煞,完全忽略。只要畅销书适应了当下读者兴趣的一面,一纸风行就有理由。但畅销并不是这部书好坏的唯一标准。真正的大众化的畅销书,或者是触动了社会的热点,或者是回应了人生的问题,或是焦点人物或是关系到个人。
目前有关畅销书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缺少完整有效的书评机制,难以分辨书的价值,没有相对客观和较具公信力的书评,使得畅销本身缺少一个或多个其他方面的标准。书评的影响力往往和书的营销相联系,这就使得畅销难以得到更多方面的评价。二是书籍市场的“跟风”现象很普遍,看到一本书畅销,同类的书就一哄而起,造成好坏难辨的相似的书,使读者选择困难。许多出版者和作者也还缺少自己发现新的畅销的“点”,只有靠跟风来生存,使得书籍市场的畅销变得问题重重。
当然,书籍市场上永远需要畅销,但也需要不畅销,两者都有好书,也都有不好的书。读者的选择当然有用,但出版者、作者和书评人也都有自己的不同的责任。
魏玉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与当代人沟通的桥梁
所谓的畅销书,是指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区域销售数量比较大、阅读比较广泛的图书。畅销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人们阅读的共性,销售量小的图书反映的是人们阅读的个性。畅销书应该是通过对销售数据的统计而得出的结论,是读者对图书喜爱程度的客观反映;畅销书不是,也不应该是通过“买榜”等方式,占据在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图书。
真正的畅销书是有文化内涵的,既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又迎合了读者内心的阅读兴趣与需求,所以畅销书是时代的镜子,是社会的镜子,是人的镜子;畅销书由于有着众多的阅读人群,因此,畅销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在形成或重构一个时代的共同文化。
一本图书能否畅销,恐怕连作者、出版者都难以预料。在每年近30万种图书中脱颖而出的机会大概是万分之一,也可以说万一吧。出版单位图书策划的重点应是长销书,销售的目标应该是全线动销而不是少数的畅销。
对于读者来说,看榜索书者大有人在。同时,阅读也不能被畅销书榜牵着鼻子走,特别是某些上榜图书的真实销售数据是一团迷雾。我认为,既要读畅销书,更要读经典。当下的畅销书是我们与当代人沟通的桥梁,经典是我们感知前人的路径,读畅销书使人时尚,读经典使人智慧。
金丽红(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调动读者阅读热情
现在很多人对畅销书有误解,他们认为畅销和优秀不能画等号。但其实有的书既畅销也很优秀,例如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出版至今已发行了三四百万册,其文学价值也很巨大。
畅销书对中国图书市场贡献巨大。它直接拉动了图书销售的筹码。
从市场规模上看,畅销书比例并不大,但就是这5%的畅销书实现了整个图书界85%的利润,多年来都是如此。到现在,畅销书的市场影响力已被业内广泛认可。以我们出版社为例。在过去的2009年,我社共出版了88种图书,创造总产值3.2亿元。而有的大型出版社一年出书达2000多个品种,但产值远远落后于我们。
畅销书也拉动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如我们出版的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当年销售就达120万册。另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也都分别发行了四五十万册。
畅销书因为畅销,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有了影响力,就有可能成为长销书,甚至成为经典。畅销书不会都成为经典,但经典应该都曾经是畅销书和长销书。例如《红楼梦》,当时是坊间最流行的书。因为在民众间流行,所以流传到今天。(约访:记者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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