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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10年04月14日 星期三

跟鲁洁先生学德育

朱小蔓 《 光明日报 》( 2010年04月14日   10 版)

    我的教育学博士导师鲁洁先生80华诞即将来临。所有热爱和尊敬她的人都在诚挚地祝愿她健康长寿、永葆学术青春。对于她这样一位视学术思考为生命中最大乐趣的人,祝贺她寿辰的最好方式无疑是激发人们重温她的作品,走进她的学术生活,更深入一些地研究她的思想。这无论从有助于一位老教育家分享做教育的快乐、幸福,还是从传承、发展其学术思想,对中青年学者、后辈晚生示范治学与做人来说,都相当有意义。在当代中国教育学者中,她的学术成就是很高的,尤其长于对教育问题写作单篇系统而精粹的哲学论文;其思想的高度、文辞的大气、犀利,极为突出,思维方式也相当有个性,有个人风格。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才有机会做了她的博士研究生。先生曾是我的硕士论文评审专家,后来我因研习伦理学、研习西方哲学史的一点基础和未泯的兴趣,投到她门下学习教育学,期望通过教育学科继续研习伦理学,并转向道德教育哲学。入学后不久,她有一次对我谈起,现在教育学术界,人们不大愿意做德育研究,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得有人做。之后我听她在不同场合引用《浮士德》里的诗句:“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豪迈,夹杂些许悲壮的气息,很是感染我。

    一晃20余年过去了,至今,教育学术界志愿和专注研究德育的人还是不多。我想,这既是德育本身的难度和复杂性所致,也是德育作为学术研究,其学科边界不清、学术成就难以判定、学术吸引力不足所致。然,先生所治道德教育哲学,其学术性和专业性是被公认的。教育学术界的同仁,无论是前辈,还是后学,无不承认,她对当代中国教育学理论,尤其是德育理论有着重大、特殊的贡献。

    凡了解先生的人都知道她鲜明的个性特征:她从不人云亦云、趋炎附势,更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判断和选择,坚持独立思考与写作,这既是她极为令人羡慕的优秀秉赋和能力,也是她坚定明朗的价值观和信念。道德教育哲学是她治教育学的核心和灵魂,以道德之“眼”看教育、思教育是鲁氏教育学派的明显标识。

    先生专注与醉心于道德教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她对当今人类陷入的道德危机,对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人的道德失范和精神迷失问题,一直抱有深深的忧虑。她认为,正是唯经济主义导致的消费道德观、快乐道德观使教育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放逐了人文精神,使道德教育无以依附。她担心“人们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是巨大的,……这种道德的失序必将殃及几代人……”她一再提醒人们,现代化并不是一路高歌,现代化过程中凸现出来的各种悖论、思想倾向和现实问题特别要警惕。她清醒地看到,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使教育在事业的规模上取得巨大进步,同时,现代化思维对教育的宰制又是深重的。

    对于当代中国现行的德育,先生一直是不满意的,她说:“反观我们的道德教育我有强烈的紧迫感,怎样使我们的德育获得其应该有的魅力,以无愧于我们飞速发展的时代,德育的前路在哪里?这是我们时代的课题,不会轻易就得到正确的答案,作为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我们注定要苦苦追寻、探索。”

    她深信德育本该有魅力,“因为德育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即使是物,我们也要显示它背后的人,显示它和人的关系;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它面对的是人的向善之心,它展示的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美丽人生的追求。”她问道:“人-人心-人的善心,世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有魅力?”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一信念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

    由于她学术带头的优势,也由于学校在教育学科方面的整体实力,南京师范大学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获得教育学博士点,德育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也是在我国教育学科第一个建立该方向的博士学位点,20余年里,从这里走出当代中国最大的、专攻德育的博士群体。上世纪90年代末,在她的指导下,在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德教育研究所;之后,又有机会在教育科学学院自主设立德育学博士授权点。一批中青年德育学者成长起来,有更多的德育学子从这里走出来,南京师范大学被誉为德育专门人才培育的摇篮。作为她的学生和一段时间里的助手,我其实十分清楚,她一直是上述发展道路最重要的规划者、设计者和引路人。直到如今,她依然是我们这群人的主心骨,也是中国德育专业团队的思想灵魂、精神领袖。

    进入晚年以后,她越发关注中国现实的德育及其改变,也越发有了更超脱的心境思索那些基础理论问题了。她一边耗费心智地周密论证,一边不间断地亲自去考察学校道德教育的实际。每次去她家聊天,她都感慨地说,我们并不能指望学术一定会改变什么,但总是做一点好一点,改变一点是一点。

    地处南、北两地,我俩更多地是用电话交流学术,讨论究竟怎么理解德育的本质、理解德育过程的特征。我们共同认为,德育主要是一种心灵的艺术。对这种更多表现为内在的、隐性的、精神性的现象,怎么能够期待以简单化的、外在性的工作做处理呢?又怎能逼迫它在短时间内外显化呢?无论对一所学校还是对一个个体,如果我们急于要求德育有显性功效,也许,真正的德育也就荡然无存了。她鼓励我说,如果能把这个问题想得再透彻些、说得再清楚些,就是理论贡献,对实际的德育实践一定会有帮助。是啊,20多年来,她一直秉持研究人员对学术使命不变的情怀和信念。她那求索的专注和执着,随着岁月流逝早已变成她的学术爱好和信仰,变成她精神享用的人生过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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