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田先生多才多艺,写文章也是多面手,不单写文艺评论,更写杂文,还研究幽默,并且在这些领域都有建树,出过专著和文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语言专业,主业干的是编辑,加上后来又对外语、方言、汉语史进行不懈的钻研,所以在语言文字方面就有了一定的造诣。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趣说字里行间》一书,算是他近几年来用功的记录。这是一本雅俗共赏、把普及和提高结合得相当完美的语文著作。
瓜田是杂文家,出语总是力求脱俗,所以这部书就像书名所标示的,其特点首先就在一个“趣”字。这“趣”,不但来自行文的生动、幽默,更来自观点的新颖、独到。例如“可吸入颗粒物”这个词语,人们几乎天天在电视上看到、听到,可是有多少人想到它是有歧义的呢?再如,“生前”这个词的意思为什么竟是“死前”呢?您不觉得发现这些问题本身就很有趣吗?而当您读了瓜田的分析以后,必是会心一乐。又如,咱们一般人都使用标点符号,也大致知道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是从西方传进来的,但如果读了书中《标点符号是怎样诞生的》一文,便可知道,咱们国家从甲骨文时代就有了标点符号的萌芽。还有,谁都知道“西伯利亚”是个地域名,但谁能准确说出这个词的音节分割是“西伯-利亚”而不是“西-伯利亚”呢?更别说知道“西伯”是“鲜卑”或“锡伯”的音变了。这些地方,都能扩大我们的眼界。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现实针对性较强。书中谈及的语言现象和运用的语言资料,几乎都来自现实的语言生活,对于纯洁和净化当今的语言环境,提高语言应用水平、促进语言的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字词品味”篇辨析了许多人们习焉不察的常用词(如“二”和“两”,“授权”和“受权”,“比对”和“对比”,“伏法”和“服法”等)的区分,纠正了不少人们常常以为正确而实际是错误的用法(如“令人堪忧”、“不知所踪”、“本书”等)。“翻译乱弹”篇对目前翻译(包括国内民族语文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考察,除指谬之外,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这部书对语言现实的跟踪,做到了与时俱进。我们能从书中读到“甲型流感”的命名过程,能看到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不折腾”不同英文译法的大擂台。这些都是令人趣味盎然的阅读体验。
这部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带有一定的学术性。书中所收文章都不算太长,但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许多是过去的研究未曾触及的。例如《郑伯克段于鄢》这篇选自《左传》的文章,许多语文课本和文言文选本都收了,但以前从未见到有谁对文末“遂为母子如初”一句提出异议。“语文漫谈”篇中《一句套话留下的破绽》一文指出了这句话的不当。因为郑庄公一下生,他的母亲姜氏就讨厌他,以致发展到帮助庄公的弟弟搞叛乱。平叛后在颖考叔说和下,母子才和好了。显然这里不当用“如初”,因为一“如初”就“如”到原来水火不容的状态去了。这见解无疑是对学术的贡献。在《汉字简化回头看》中,作者系统地论述了汉字简化的得失。文章以有力的例证说明了简化中的“不妥”,论述了出现这些“不妥”的历史原因以及“纠正”这些“不妥”的出路。文章材料丰富,论证有力,很有学术价值。
这部书的第四个特点,是它体现出可贵的探索性。书中对“贼”、“穿帮”、“穿煲”以及在部分人群中开始流行的“哇噻”、“爽歪歪”、“哈日”、“哈韩”“宅男”、“宅女”、“御宅族”、“嘉年华”等等新的词语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考证。这些词未必都能进入普通话,但作为语文工作者,对语言中出现的新现象无论如何是应当重视的。当然,既然是探索,就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正像瓜田自己说,也许“有的文章,没有充分的根据,只是大胆假设,放言揣测”,只是“企图给有兴趣研究的人提供一点新的思路”。但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很值得嘉许的。
语言是发展的,今天看来不合规范的语词或语言格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可能明天就变成规范的了。正是所谓“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在这方面,语言学家、语文工作者永远显得被动和滞后,但正如瓜田说的,“缺了他们,还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