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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03月02日 星期二

    以文学的方式对话世界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访谈

    作者:本报记者 付小悦 《光明日报》( 2010年03月02日 05版)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铁凝很忙。不仅是因为作为作家的不辍笔耕,不仅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诸多公务,更因为,她在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新加坡的“世界书香日”活动中,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首届中美文学论坛,在柏林举办的首届中德文学论坛,在巴黎举办的首届中法文学论坛上,都能看到她生动美丽的身影,听到她真诚坦率的声音。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铁凝更是率领150多位中国作家组成的代表团盛大亮相,赢得多方瞩目。

        2月25日下午,在中国作协大楼9层的办公室里,围绕近年来中外文学交流的现状与思考,铁凝与本报记者有了近两个小时的长谈。

         中国文学走出去,有助于世界理解中国

        “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会站在美丽的法兰西,就因为有对桥的渴望,有对诱人的目的地的期待。”——在巴黎首届中法文学论坛的演讲

        记者:这两年您在许多中外文学交流活动中投入了相当时间,而且是几次重要的中外首次文学论坛的倡议者和推动者。

        铁凝:近年来在这方面我的确做了一些自觉的努力。这不是一时兴致所至,高兴就做,不高兴就不做,而是切实意识到了这是大事。如果中国文学能扎实有效地一步步走出去,对世界更客观公正真实地认识理解中国能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文化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学不能涵盖文化,却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七次作代会结束不久,一些国家的驻华使馆就热情、主动地和中国作协联系,表达了想和我见面直接沟通,和中国展开更多具体的文学交流。比如俄罗斯、奥地利、瑞典、韩国、法国、希腊、印度、西班牙、以色列、罗马尼亚等。一些国家的驻华大使还主动来作协拜访,来了就聊文学,都有一种特别积极的愿望。还有现居美国的聂华苓女士,她和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30多年来为中外文学交流作出了非凡贡献。我当选作协主席一个月后,聂华苓就给我写来诚恳热情的信,表示了继续推动爱荷华写作计划的美好期待。所有这些都让我不断想到,中国作协最大的财富,是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和海外同仁,作协应该自觉承担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在今天中国被全世界瞩目的背景下,怎样推出中国优秀作家,通过文学领域增进彼此的了解。

        记者:的确,中国文学走出去,单凭作家个人一己之力是难度很大的。

        铁凝:这些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常常在思考作协的宗旨。毫无疑问,作协是要为作家服务,但怎样服务也不可能去替作家写作。作家的写作是个人的创造行为。作协应该做的事情,主要是要尽最大可能为作家群体的写作,为激发中国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营造更好的环境。另外,可做的大事之一就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帮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间的文学活动,积极寻找渠道把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译介出去。像作协的“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就是努力之一。

        去年的中美、中德、中法文学论坛,还有今年将要举行的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中外主流作家面对面深入探讨的这种论坛形式,对双方来说,都是第一次。还有前年在首尔举行的首届中日韩文学论坛,都是试探性的开始,但都有出人意料的积极结果。老实说,发起、筹办、协调、沟通,都很不易,需要大家达成共识,同心协力。但它们的成果,让人觉得非常值得。

         人们需要面对面、活生生的文学方式的沟通

        “相互的凝视将唤起我们对感知不同文化的渴望,这里也一定有对他者的激赏,对自身新的发现,对世界不断的追问,对生活永远的敏感,以及对人类深沉的同情心和爱。即使在21世纪,这些词代表的仍然是人类向往的积极的美德。”——在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致辞

        记者:您曾说过,“文学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文学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您一定有很多切身感受。

        铁凝: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充满惊异和好奇。但客观的说,普通外国民众对中国、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真正的活力和丰富也知之甚少。中国向世界打开自己,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应该有最能触动人心灵的文化与文学的交往。在许多国外文学论坛、文学讲座里,我看到我的很多同行们所介绍的当代中国文学、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情感,都对最普通的外国听众产生着生动而积极的影响。

        记者:我知道您在中法文学论坛上的演讲,就通过河北地方戏《借髢髻》,讲述一出小戏中两个女人的琐碎絮叨中蕴含的日常生活的精彩和鲜活,引起很多共鸣。

        铁凝: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中美文学论坛上,辽宁女作家孙惠芬的演讲,就是从丢失一只鸭子这样的日常小事讲起,展示了中国当下的农村和城市、家族中父辈和年轻人的生机盎然的冲突,有美,有矛盾,但充满明亮而坚定的希望,感动了全场美国听众。那一刻,看着我们的作家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着中国淳朴又有现代意识的亲情,诚实讲述着活生生而又充满希望的生活,我不由得想到老舍先生。老舍先生曾在他的一篇小说里描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英国人想象出来的中国人形象:耳朵眼里塞着砒霜,袖管里揣着蛇,嘴里呼的气是绿色的……那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铁凝:面对面的,而非道听途说式的,文学方式的沟通,抒发对文学、艺术、人生、世界的感知,这样的沟通不是为了让人们变得相同,而是为了理性平等地认识欣赏并尊重彼此的不同。平等的交流也有可能使双方找到并感受人类共通的良知、道德和美。

        像我刚才说到的聂华苓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去年,我们邀请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一起做了一次“文学旅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观光。大家去同一个地方,对同一个情境做文学片段练习,当场翻译,朗读,讨论。在这种文学交流中,中国一批优秀作家确实在潜移默化中担当了非常好的文化使者的角色。

         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

        “在这种文化交流不平衡、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越是要保持我们的文化自信和艺术自信,越是要警惕被‘他者’化,也就是,不要人家说好,我们也认为好,人家不说好,我们就不自信。”——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记者:您也说过,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重重困难,有诸多不平等、不对称的现实。

        铁凝:中国文学和文化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还处于弱势,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比如说,我们对德法等国古典、现代文学所知的丰富与深度,远比对方对我们了解的多得多。

        造成这种不对等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有历史渊源,一边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一边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迅速勃兴形成的坚固优越感。这样的现实并非一日形成。也有技术原因,汉语太美太难掌握,世界上精通现代汉语的学者相对还太少,这造成了交流的障碍。一方面,一些资深汉学家,可能熟悉的只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对于当代作家作品,有些学者也容易从某种印象出发做出主观的判断。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世界在与中国隔绝多年后,面对中国文学的井喷和繁荣,还没来得及完全接受和认知,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挑战和难题。历史背景,生活习惯,言说方式,文化的差异,包括媒体判断,这些都是原因。我举一个小例子:经历过中国物资贫乏年代的人,都了解“白糖紧张”、“洗衣粉紧张”这些说法。可有一年我在美国,一个美国人问:“中国的白糖还会紧张出汗吗?”你看,一个词的差异就这么大,何况文化!

        记者:那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呢?

        铁凝:首先要保持放松积极友善的心态,那种“阶级斗争”的态度,过度狭隘的民族主义,仿佛到处都是敌情,当然不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取向之间常会有一些误解,但绝大多数不是恶意。尤其文学交流中,更要明辨。

        另外,当然也应看到,国外确实还有一些读者和学界对中国怀着某种人云亦云、先入为主的偏见。在有些方面关于中国的信息也非常老旧。正因如此,我们更要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

        中美文学论坛上,一位知名美国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语气不无轻慢,我就在现场提问环节坦诚陈述了我的批评和看法。经过坦率的讨论和诚恳的沟通,这位教授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偏颇。这种争论之后的和解,让人会心微笑。那天论坛结束时大家都舍不得离开,最后是一位美国汉学家主动走到大厅弹奏钢琴,让琴声作为这次交流的结束。你看,交流也需要真诚客观平等的争论,而一味讨好、或者先入为主贬斥某一方不见得是有意义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做了吗?

        记者:“文化自信”,这的确是让人深思的话题。

        铁凝:前两个月,我在北京和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会面,他说他羡慕当代中国作家有无穷可写的好题材,因为中国处在这样丰富的变革中。作为一个写作者,他的话让我深受震动。我扪心自问: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判断和把握时代的本质,怎样在自己的创造中积攒和建设理性而健康的文化自信,怎样不那么下意识地以他者的标准预设性的成为自己的标准? 

        以前读外交家顾维钧传记,讲到某国外交官曾调侃地说,啊,我经常忘记地图上还有一个中国。那个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了。今天,整个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和辉煌,这让全世界震惊,我们应珍视这个背景,自觉意识到时代的不平凡。

        过度的自卑和自傲同样有害。我常说,做事都有两个态度:一种是面对我应该做的这件事,我做的怎样;一种是,我做了这件事,让我看起来怎样?我认为,我们应要前者,不要后者。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考虑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如何自觉、诚实地担当起文化责任,怎样传承发展真正的民族文化遗产,而不是“这让我看起来怎样”。如果这种心理作祟的话,自然会过分在意在某些标准下的贬损与喝彩。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旁观者清。但中国还有一句老话: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中国这些年到底在向前走还是后退?有目共睹。我们当然不回避问题矛盾,但我们更有太多坚定明亮的进步和希望。同时,一批优秀中国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以在和国外同行进行文学讨论时的出色表现,真实而生动地传递着中华民族在创造新的历史进程中的真情实感,传达出实践人文理念和审美理念的和谐统一,以及呼唤社会公正,反对物质化、功利化的价值追求。物质社会可以引进诸多外来的奢侈品,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不应依赖“引进”,而应扎实地从自己的土壤里生养出来。古往今来的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无不体现出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庄重思考。对坚守精神的高度的崇尚,也是很多作家演讲时打动读者的地方。在几次中外文学论坛上,中国作家们用文学的生动和幽默,以自身焕发出的自信、自如,谦和而又尊严的光彩,赢得了读者和听众的尊重。

        记者:对今后的文学交流,您还有什么期待?

        铁凝: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耐心和耐力。我把文学交流看作一个大事业,它不是一件即兴的事,更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交流与经贸协议不一样,文化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它毕竟不是立竿见影的事,需要双方的耐心,需要积累、培养、沉淀。

        在法兰克福有件事让我很感动。有一天会场的一位保安通过翻译找到我,说开幕式那天他站在会场门口,他听了我的致辞特别感动,他要买中国书了解中国。后来我们在机场离开时又看见他。他打开风衣外套,让我看到他别在西服衣领上的一枚中国国徽。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兰克福市民。这让我又一次感到,文学也是沟通世界的桥,我们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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