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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0年02月10日 星期三

    培育英才 我们还缺什么

    作者: 《光明日报》( 2010年02月10日 10版)

        对于杰出人才的渴求,中国人始终如一,然而等待让人心焦。 

        1月26日,温家宝总理就《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征求科教文卫体界代表意见时,坚定地表达对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决心,令与会者为之振奋。 

        2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温总理再度强调,要面向时代要求谋划教育发展,他说,“只有一流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 

        的确,没有一流教育,何来一流人才?2009年,“钱学森之问”让我们在深深的忧思中反省教育以及与教育有关的一切,今天,时代对教育的期望愈加急切,我们更需要沉下心来细细梳理,培育英才的土壤究竟还缺少什么? 

        “求贤若渴”盼英才 

        “求贤”方法需改进 

        “中国人对‘杰出人才’的心情确实可以用‘求贤若渴’来形容,但我们‘求贤’的方法却存在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项贤明开宗明义。 

        中国人的聪明从来不被怀疑,但最近几十年来,当华裔学者一次次在诺贝尔奖圣殿中写下辉煌时,我们为看不到一位从中国本土走出的“大师级”人才扼腕叹息;我们对人才培养越来越“重视”了,但战乱中西南联大曾经的辉煌依然是今天难以企及的“神话”。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项贤明直言,不当的“求贤”方法中,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 

        很多时候,‘杰出人才’也成了政绩,国内各高校都以获得各类优秀人才称号的学者数量来标识各自人才队伍建设的成绩,于是乎各高校纷纷为了获得更多的‘人才’称号而大搞公共关系,学术标准却早已被抛在一边。”项贤明为此不无忧虑。 

        毫无疑问,杰出人才的培养依赖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一流大学何以人才辈出,显然,答案尚未找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导师程方平就指出,尽管我国正在通过高教教学水平评估、建设“211”、“985”工程等措施推进中国一流大学的建设。但是目前,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现行的教育实践还没有明确的思路和明显的效果。 

        他说,近年来许多高等教育的调查研究一再反映和呼吁,我们的大学本科教育已经明显下滑,注重记背知识点、师生缺少学术交流、专业学习与个人的能力兴趣错位、教材教法僵化、缺少学术规范和社会责任,问题的严重性令人堪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则认为,杰出人才的成长由很多因素决定。“单从教育看,就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有关”,他说,目前在教育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都围绕知识教育,围绕孩子的分数转,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在应试的包围下渐渐丧失,育人变为育分、育考试机器。 

        “我们要是真的渴望看到杰出人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最重要的就是给学习者乃至学者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和学术环境。”项贤明恳切地说,“实际上,杰出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是不能‘被培养’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教育问题根源不只在教育 

        对教育,我们有梦想,我们有热情,我们在一直努力,但我们仍心存忧虑,尽管数十年来,有关教育的改革历经数轮,关于教育的讨论持续不断。 

        “很多问题出在教育界,但问题的根源却在教育之外。”项贤明态度鲜明地说。 

        他说,“要真正完成一项教育实验、或者发现某一新的教育理论,是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耐心的”。 

        “我们有这样的耐心吗?”项贤明无奈地反问,“教育体制改革也好,课程改革也罢,都希望几年之内见成果,出不了成果也要‘创造’成果。教育研究也好,教育实验也罢,一个研究项目的周期就是三四年,没有什么发现,也要‘创造’个发现来完成项目报告。我们对教育的成绩实在是过于‘渴望’了。” 

        而与此同时,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解决得很好。程方平说,比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教育本身的割裂及其与社会的分离不仅有多方面的体制性障碍,已有的优良传统也在遭受破坏,如学术纯洁维护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鼓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质疑问难争鸣的学风问题、市场竞争与国家导向的互补问题、对知识的尊重与对权钱的崇拜矛盾问题、行政过分干扰教学科研问题、科研成果的奖励与转化问题、基础研究和实用研究各自的价值问题等,都极大地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培养。 

        一个更为突出的事实是,对早已是“轰轰烈烈”的素质教育而言,“踏踏实实的应试教育”始终挥之不去,熊丙奇以此为例说,“有关的改革,包括课程改革、高考改革,几乎各地都在开展,但从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改革’大多是换汤不换药的游戏,对学生来说则是折腾。”他认为,真正的改革,首先必须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放权,包括办学权、考试权、评价权。“把办学权归还学校,让学校自主办学,把考试权给社会中介机构,把评价权交给社会与受教育者”,熊丙奇提出建议。 

        实实在在解决问题 

        为教育发展创造适宜环境 

        “面向时代要求谋划教育发展”,温家宝总理为教育的未来之路确定了方位。走到今天的中国教育,该如何以行动凝聚信心,以发展呼应时代? 

        熊丙奇明确指出,“中国教育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摒弃已经过时的教育观念和人才观念,重新认识教育的价值”。 

        项贤明则认为,改革的关键就是实现真正的教育家办学。他特别强调,“我这里说的教育家是真正愿意为教育倾注心血的人,像陶行知先生那样愿意‘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而不是那些把‘教育家’称号当成一种官帽子去追寻的人。” 

        对于当前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程方平指出,像义务教育阶段畸形“择校”的问题、大中小学严重负债的问题、行政过分干预教学研究和学校行政化的问题、考试评价不良导向的问题、教育督导不力的问题、学校管理无法可依的问题、教师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的问题、社会家庭与学校教育疏离的问题,不仅十分明显、社会反响巨大,而且已有基本的社会共识做基础,应该通过相关的制度法规严格地加以规范,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程方平特别强调,相应的改革和创新应是全方位和多元化的,对教育而言,不仅要提高教育者的素质和水平,对家长、社会等的要求也应提高。” 

        项贤明说,我们希望教育成为什么样子,我们首先就要为教育的发展创造合适的环境。“这里所说的合适环境并非仅限于教育投资,还包括合适的制度环境建设。” 

        “用合适的制度引导办教育的人把精力都真正集中在人才培养上,而一旦我们能够为人才提供他所需要的环境,那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一大批杰出人才的涌现了。”项贤明真诚地说,“就像相信花儿到了春天就要开放一样,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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