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教生涯

    卢永根,1953年华南农学院毕业留校任教,1961年担任丁颖教授科研助手到中国农科院工作,1965年回校任教授、华南农业大学校长等职。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1930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籍广东省花县(现广州市花都区),父亲是一个兼受孔孟礼教和西方现代教育影响的高级职员,母亲则是贫苦农村家庭出身。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勤奋好学、严格自律、嫉恶如仇,同时又勤俭节约的作风。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香港。日军横行街头,百业凋零。父亲也因此失业,我便开始了远离大城市的清苦农村生活。在家乡两年多的逃难日子里,我加深了对农村的了解和认识,同情农民,乐于同农民亲近。这期间,父亲曾托人捎来他亲笔写给我的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因为亲眼看过日本鬼子的凶残,体会过沦为亡国奴的苦楚,一种爱祖国和民族自尊的情感油然而生。

    1946年到1949年,在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的三年是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这时正值内地进行解放战争,国内许多民主进步人士为摆脱国民党迫害而纷纷移居香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的命运自当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我先后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和中共地下党。高中毕业,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回到岭南大学升学,迎接广州解放。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农学院与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我便成了农学院农学专业的四年级学生。

    1953年8月从华南农学院毕业以后,我服从组织分配留校担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也由此开始了50多年的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工作。其间,我被选派参加了教育部在北京农大的遗传育种进修班。当时正大力倡导学习苏联,学习“先进的”米丘林遗传学,批判“反动的”、“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此时北大有两位全国知名的教授“屡批不改”地支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一位是杂交玉米专家李竞雄,另一位是植物多倍体专家鲍文奎。鲍文奎先生提出的遗传实验观点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当时曾以他的观点来考察当时《苏联农业科学》上刊登的许多文章,发现很多实验个体少,实验材料不可靠,对照不严密,这是不科学、不能令人信服的。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我也因“右派”言论给“揭露”出来转回原单位党委。其后,我并没有“接受教训”而改弦易辙,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在“文革”中又再次遭到批判和大字报围攻。

    历史是客观的,最后,实践证明了李、鲍两位教授是正确的。这使我认识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诚实、正直,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独立思考,不赶浪头。

    1952年院系调整,我认识了对我成才和毕生从事水稻研究起决定作用的丁颖院士。直到1964年10月他在北京逝世以前,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跟他出差到各地,跑遍了全国的稻区,亲聆他的教诲,得到了许多教益。回顾50多年的科教生涯,我有几点体会:要把教学科研工作看作一种事业;教师和科学工作者的魅力在于人格力量;教师和科学工作者也要讲政治;要淡泊名利;要不断努力学习。（卢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