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王中江在《学术月刊》二○○九年第七期撰文指出，如果说，世界不同文明的演进，程度不同地都是由经典的创造及其不断诠释来引导的，那么，中国文明是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文明之一；如果说，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经典的创造和诠释传统源远流长，那么，儒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充其量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规模化开始于汉代。根据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文献，再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信仰的经典在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经典的传授、学习和诠释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业已普遍，并产生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活动的“传”、“解”、“说”、“记”等术语及其作品。这是新文献为早期儒家提供的新的历史记忆。

      人文社科研究的两种模式

      潘明德、奚爱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九年第四期撰文认为，研究模式对于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使研究者的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而且对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人文社科研究的两种模式（文本模式与创新模式）各具特点，对于学术研究分别具有不同的作用。文本模式主要起着基础性作用，而创新模式则是学术创新不可缺少的，它们之间的互动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我国学术研究偏重文本模式，轻视甚至忽视了创新模式，这可以说是造成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两种研究模式之间的互动，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转变思维习惯，二是正确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三是将研究对象由文本转向问题。

      中华文明探源的比较神话学视角

      探索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作为世界上文明起源历史最早的疆域之一，并且生生不已、从未中断，持续辉煌时间最长的中华文明的源头，更是学术界和大众一贯的兴趣所在。基于此，叶舒宪在《江西社会科学》二○○九年第六期撰文，从比较神话学视角探讨了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他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缺失了神话学视角，因而阻碍了考古学素材和人文学科阐释之间的沟通。比较神话学是重新进入中国传统的本原和有效门径，它具有贯通文、史、哲、宗教、道德、法律诸学科的多边际整合性视野。从整合性视野看，神话是作为文化基因而存在的，它必然对特定文化的宇宙观、价值观和行为礼仪等发挥基本的建构和编码作用。要把握当代比较神话学整合性视野的优势，一个认识上的前提是：必须把神话概念从现代学术分科制度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最重要的转变在于：将归类为民间文学一种载体的神话，还原为文化编码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