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关乎国运

    “走啊走，走到高二家，抬起手，把门敲几下。啊，原来是小先生，你来了，教我识几个字吧。”这是春节回老家过年，我那年逾七十的老父亲教给孙子的“儿歌”。这歌听着熟悉，年少时似也听父亲哼唱过，但从未细究。这回问起，他告诉我：“这是当年我在扫盲班学的歌。”

    扫盲，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今天，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然而，在60年前，却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其深刻程度，从我的老父亲一辈子都在哼唱着扫盲歌，就可以见证。

    1949年，全国5.5亿人口，文盲3.2亿，占80％。可以说，新中国是建立在文盲的国度上的。1950年，毛泽东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1952年，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1956年，该委员会变为全国扫盲协会，陈毅副总理任会长。同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要求农民识字1500，工人识字2000。《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

    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社会风气一片喜气洋洋，到处是农民冬校、夜校，田间地头都在互相帮助认字读书。可不要小看农民、工人识的那些个字。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是收取了扫盲、普及教育的红利。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也关乎国运。

    2009年，教育部不再设扫盲处，但并不意味着扫盲任务已经完成。有这样一个故事：云南某地农民看见庄稼生虫打农药很有用，一天他家的猪生了虫子，他便给猪喂农药，结果猪死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新时期，扫盲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已从识字、计算扫盲过度到“功能扫盲”。

    作为国家语委副主任，我在考察中看到功能扫盲渐成气候，比如给农民工培训交通规则、看列车时刻表，给家政人员培训使用洗衣机，给农村妇女培训家庭理财、子女教育。

    路漫漫其修远兮。扫盲就是国民应具有的最低文化素质，功能扫盲让国民具有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能力。但要建立一个文化大国乃至文化强国，将一个人口资源大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欣喜的是，过去的60年，我们将受教育权作为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努力促进教育公平，为国家更好更快地发展，打下了一个好底子。   （本报记者王庆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