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性意义：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一

    借助“文化研究”、“审美文化批评”的学术展开，“感性”问题重新获得当代中国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回归人的日常生活语境，被理解为人的现实生活情感、生活动机及其当下满足的自主实现状态，即人的直接生活行动本身。由此，当代中国美学最近发生的重要改变之一就是：感性既与“理性中心”的传统美学认识论相疏远，同时也超越其在以往美学系统中的认识本体位置，以一种自然存在方式作用于、呈现为人的日常生活形象。质言之，与感性在传统美学中的卑下性不同，作为当代美学话语的“感性”在通过人的生活现实呈现自身意义之际，也直接呈现为人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形象。

    于是，感性问题在今天有了新的美学意涵，而且揭示了一种新的感性价值本体——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

    这一“新感性价值本体”首先表明，日常生活中，人的感性的生活情感与意志、生活利益与满足不仅在形式上自足，而且在内在性上自然合法。这种源自日常生活的人的感性存在的自足性与合法性，尽管没有直接颠覆理性在生活认识关系上的绝对性，但反过来，理性在人的认识系统中的权力却也不能自动延伸为人的日常生活的必然性干预力量。在日常生活的美学之维，感性与理性之间呈现了一种非对抗性质的关系。

    其次，感性意义之为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具体表达了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关系：一方面，人的各种日常生活动机、利益直接呈现为当下具体的实践；另一方面，人的日常生活意义又直接取决于它所获得的感性呈现、所实现的感性满足。这样，人的日常生活动机、利益及其实现，直接通过各种生活活动的感性存在形象得到有意识的价值确认。正是这种相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当下直接性特征，十分具体地表达了日常生活本身巨大的感性实践功能，也非常生动地再现了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生活即感性呈现，感性对自身的价值肯定亦即生活的自我实现。

    显然，人的当下生活与感性的同质化最大程度地将人的感性实践要求与利益满足加以“直观化”了。因而，就当代中国美学而言，放弃原有那种在信仰和理论体系上对于认识理性的执著，把自身关注点从作为认识本体的“感性意义”方面现实地转向作为日常生活存在之呈现方式与满足结果的感性实践，并且认真地从人的日常感性出发来阐释生活实践的价值功能、体会生活满足的价值形象，不仅可以在理论建构的指向性上突破以往一以贯之的哲学维度，也体现了美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对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意图与力量。

    二

    以承认感性问题的新的美学意涵、“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立为前提，当代中国美学重大而可能的改变便主要集中在：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话语，感性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不断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实际削弱着我们在美学价值判断上对于理性权力的迷恋与固执。对于我们来说，今天要面对的主要而真实的问题，显然已不再是继续从捍卫理性权力的立场出发，强调美学如何可能为人的价值体系建立对抗日常生活感性入侵的“防火墙”，而是如何从人的日常生活之感性现实中寻求意义的有效传达，在日常生活的感性丰富性中“合法化”人作为感性本体的存在身份。人的生活价值体系的重建，正是今天中国美学必须面对的具体责任。

    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为追求的中国美学，在过去很多年里呈现了“理性至上”这一主导逻辑。美学不仅在理论上偏于认识论，而且对于生活价值的美学判断也往往被“理性价值”所遮蔽。在美学通过认识论方式所构造的生活价值体系里，生活的感性存在始终是被怀疑和提防的；人的感性权利首先不是自主性的，而是被理性赋予的，人作为感性的日常生活主体身份也同样被美学加以拒绝。建立在这种感性与理性关系上的美学，其强烈的认识论指向不仅预设了感性与理性的主从性，而且预设了它们之间的层级性。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在自身现代建构路向上追求的，其实就是这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层级化理论架构。至上化的理性不仅规定了人们对待感性的价值态度，也确立了美学对待自身的立场——对一切感性话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

    这样，当生活的感性存在、感性利益和满足作为新的价值话语被用于把握人的日常生活的美学问题时，不难想象，它对于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那样一套旧理论的破坏性冲击。对于感性问题的新的美学意涵、“新感性价值本体”的坦然确认，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理性至上性话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有限性，看到仅仅依靠理性的制度性权利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对于日常生活主体的人来说，感性问题不仅是认识论的，同时是一个生存论问题。尤其在美学范围内，人的感性权利之于人的生存活动更多体现出这样一种生存论的特性。在生存论意义上，人的感性、感性活动与人的理性权利一样具有自主的价值，并且往往更加生动、更加具体。这种对感性权利的重新认识和肯定，直接把美学从认识论体系引向了生存论的维度，既在认识论上质疑了理性权力的绝对化，也从美学内部进一步产生了感性话语反抗理性至上性权力、要求重新配置当代美学话语权力的新的理论前景。因此，在新理论的建构中，直面人的感性生存——感性动机与欲求、感性表达与满足、感性实现与享受，成为当代中国美学的必然，并且直接关联着当下中国文化的消费性生产机制、生产活动及其对人的现实价值意识的改造。

    三

    “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立，最终带来了当代中国美学话语社会化的可能性。

    第一，在“理性至上”的旧的美学话语体系里，人的生活感性是一种限制性存在。然而，真正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由于理性至上权力的过度体制化，反而加剧了人作为感性存在本体的反抗性。尤其在当代消费性文化生产关系中，日常生活感性不断独立为鲜明的美学话语，日益明确地打破仅仅把感性存在当作美学附属品的旧式理论形态。一方面，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的实际生存的生产与消费一体性，使得美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阐释在总体上呈现为叙事的而非终极的价值表达；作为独立美学话语的“感性”仅仅是陈述性的，而非判断性的。这种“感性陈述”的现实表明，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作为具体表达内容的美学话语，源自于人的日常生活真实性对理性构造的终极价值的抵制，它在“叙事化”人的各种当下感性满足过程中，并不要求人的实际存在严格按照认识理性的规定走向纯粹和超越，而是力图尽可能地还原人的日常活动的现实快乐，在现实的快乐中赋予人自身生活以直接享受的快乐意义。另一方面，感性本身作为人的日常生活意义表象具有一种“反构造性”。它直接与人的身体感觉相对应并不断激化人的身体感受的敏锐性，从而进一步瓦解了人对意义构造的持久期待，消解了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实现深刻性判断的信心。因而，对美学而言，取消意义构造的艰苦努力、不断趋于事实描述而非深度理性，最终使得美学本身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各种感性陈述也变得流畅起来。作为“感性陈述”的美学话语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现实魅力，它不仅被潜在地利用为各种生活享乐品的广告形象，而且开始活跃地描述着人对日常生活的丰富经验。美学不再只是人的存在的精神符号，而现实地成为日常生活的经验形象、事实呈现。

    第二，在“理性至上”的美学话语体系里，美学权力主要体现为引领和确定人的精神生活价值，它维持着对人的存在的精神想象能力，却又始终没能真实有力地介入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无法现实地证明精神生活的价值。这正是美学话语“非社会化”之所在，也是以往美学理论的价值限度之所在。而以承认、明确“新感性价值本体”为前提，美学对于人的日常生活的“感性陈述”，最大程度上打破了旧的美学满足于作为超越性精神话语的自我理论限制。当美学可以不再仅仅固守人类精神的纯粹之境，而把自身理论视线转向更加具体丰富、更加复杂的人的日常生活现实时，它其实也就突破了精神绝对性的限制，获得了在更大范围的现实领域重新设置自身理论指向的基本前提。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中国美学界的重要话题，就得益于这一转换的实现。而在这一重要的理论转换中，美学作为日常生活“感性陈述”的日益普遍化和具体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动力，并由此产生了美学的新的理论前景，即美学的现实文化批评功能迅速强化，实现了美学问题由抽象领域向具体领域的转移。

    可以认为，在理论上，美学话语社会化体现了一种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现实介入，它在功能上实现了人的日常生活对美学的现实要求。美学因而可以是理论的，也是批评的；是设计性的，也是描述性的；是精神的，更是生活的。美学通过人的生活并且在人的生活中重新构造生活的具体意义。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对于“感性意义成就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这一“新感性价值本体”的确认。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