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之旅的清醒书写

    在航天题材领域跟踪探求、辛劳耕耘多年的军旅作家李鸣生，以他的新作《千古一梦》，向读者展示了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背后的不寻常的历程。虽然，这部书是在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飞天归来5年多以后问世，却依然让人生出一个民族的飞天梦想终于实现时的那种新鲜的愉悦和激动。

    李鸣生在他独立开辟的航天题材领域里，已经有了《飞向太空港》等5部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为他带来文学上的声誉，更磨砺了他激情的思维和笔锋。《千古一梦》仍然保持着这位作家以往作品的总体特色，有开阔的视野和对主体事件的宏观把握，有翔实的事象描述和诸多人物繁简各宜的勾画，有激情的叙说和理性的思辨。不过，或许由于这部新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沉淀，却使之增添了更多清醒的历史意识。作品对于中国载人航天这一主体事件的描述，始终置于国际和国内、历史与现实纵横交错的时代环境之下，置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社会动态之中，它们既是这一主体事件生成、发展环境的真实呈现，又使这种描述具有相当的历史纵深。作品在展开“神舟”号飞船研制、发射并成功实现载人飞天壮举的重点铺写之前，用较多的笔墨叙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先驱者的艰难探索与早期实践，叙写了这项飞天工程从最初构想到真正启动所经历的30多年起落沉浮的命运。实际上，中国载人航天的最初预想，早在1958年就由科学家赵九章提出，而那时苏联的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还没有上天。随着苏美两国在航天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载人飞船、航天飞机和空间站的频繁发射，不甘于落后的中国航天人也在奋起追赶。从1968年正式建立载人飞船总体设计室，到“曙光”号飞船设计方案的提出，仅仅过了两年。与此同时，选拔航天员、新建发射场的部署也在加紧实施。然而，限于国力的贫弱，科技实力的单薄，尤其是十年“文革”的大折腾，使这项载人航天的早期工程被迫中断和夭折，也令壮怀激烈的先驱者们空洒一把英雄泪。而真正接续起这个航天人的梦想工程，竟又过去了十多年。但飞船设计专家范剑峰们的拓荒之功不可磨灭，那位在军用挎包里装着施工图纸和冷馒头，走遍西昌新建发射场区的每寸土地，又将忠骨埋在那方土地上的工区副主任赵清廉的遗愿，也不能被忘记。先驱者的热泪和忠骨，都应属于中国载人航天的鲜活历史。

    想必由于带着这种来自生活深处的清醒的历史意识，作品对于中国航天人成功实现载人飞天辉煌壮举的书写，虽然如作家以往的作品那样饱含着激情，但这激情中亦多了一些理性。这种理性的激情，显现于作品在描述中国航天人追求实现飞天梦想的曲折经历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时，对于这群航天人的个人命运与理想追求，同整个国家、民族之历史命运的内在联系的把握和思索，它在述说中国航天人走过的崎岖不平的漫长旅程中，清晰地展示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命运，注定要和国家的命脉、民族复兴的希望紧密连结在一起。而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科技发展需求的日益紧迫，也就不会有载人航天工程顺利实施的历史机遇。这种理性的激情，更显现于作品在描述中国航天人成功研制并多次发射“神舟”号试验飞船，终于将第一位中国航天员送上太空的惊人成就时，毫不回避在成功背后隐存的无数挫折和风险，如实地展示从大总师王永志到飞船总师戚发韧们所面对的种种困扰和压力，展示着中国航天人在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后，仍然要经受层出不尽的磨难和挑战。正因如此，中国航天人那种特有的胸怀、胆识和不畏艰难、奋力攀登科技高峰的航天精神，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与激动人心。

    这部作品给予读者的另一种特别印象，则是在叙事策略和结构方式上同作家以往的作品相较，显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在作品中大量采用当事者及身边亲友的直接忆述，来诉说事件的原初进程及当事者的情绪心态。这类当事者的口述实录的大量植入，有效地强化了事件描述的现场感，使之更切近史实和事件发生的特定环境氛围，同时，又能真切地传达出航天人那种常人共有的喜忧哀乐和人性的温暖光泽。

    这部新作之“尾声”一章的题旨：“清醒，是一种素质”，是笔者所格外赞赏的。我以为，不仅在载人航天事业中，而且在一切为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创造性事业中，都需要具备此种素质，方能使置身于这些事业中的人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也才可能使事业本身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题旨的内涵，或许也是这部作品能够有一种新的思想高度的要诀。（韩瑞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