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爱情恢复位置

    改革开放被确定为国策,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实现的,但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普通老百姓就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变革的诉求。1977年夏天我写出了《班主任》,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引出了全国作家纷纷以小说形式清算“文革”恶果的潮流,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这个文学潮流达到高潮时,理论界开展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被绝大多数人所认可,为年底党的会议上确定改革开放的新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刺激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那时我已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的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办公室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负责人赵起扬“文革”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是一个文艺内行,到创研部后时逢“四人帮”垮台,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因为他开明,大家聚集聊天也就越来越口无遮拦,后来他爽性组织座谈会,让大家通过畅言解放思想。

    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大家说“样板戏”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正是由于这种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当时的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都只能转入地下。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题目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同仁正酝酿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由于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决定先“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给他们,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与会者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十月》创刊号出版发行后,虽然那上面有若干篇远比《爱情的位置》更出色的作品,但《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中其他作品,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班主任》已经使我每天收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小说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一幕。

    不待方家评说,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曾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文字参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胆以小说形式承载呼唤社会变革的民间诉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算为推进改革开放贡献了绵薄之力。这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一生,并愿在步入老年之后,继续把自己这一滴水,融汇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

    （本报记者韩小蕙采访整理）人物小传:刘心武,著名作家,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引起全国性轰动,就此走上文坛。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等职。有《刘心武文集》等大量作品,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为特征,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