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邓小平12月11日”……这是1977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看过我和另外5位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联名写给他的一封信后,所做的批示。
事情已过去31年,当我打开尘封在箱底的原始底稿,看到那些发黄纸片时,心中依然百感交集。
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迎来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招生。各地考生报考踊跃,报名总人数达1.7万之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学院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同时,考生专业水平之高,也大大出乎预料,作曲系一些考生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在校毕业班学生的水平。
面对这样的盛况,我们这些老师却有颇多无奈,因为按招生规定,当年只计划招收105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专业院校学生实行统一分配,一个招生指标就相当于一个“国家干部”编制),这就意味着,1.7万名考生中的绝大部分将被刷掉。一时间,报考盛况与名额有限的反差成为教师们议论最多的话题。
那几天,眼看着众多好苗子,我们很兴奋,同时又为他们因受名额限制不能进入校门而懊恼。大家说,这不仅是考生个人命运的遗憾,也是学校和国家的损失,要是能把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就好了。在铁路文工团工作的同学邓启元,把我们的想法向他的叔父邓力群(当时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说起,邓力群同志建议:尽快写成材料,向上反映。
就这样,李春光、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还有我,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信。大家建议由我执笔,详细反映中央音乐学院招生报名踊跃和名额有限的情况,建议增加名额,扩大招生。
我清楚地记得,1977年12月9日晚,信件起草工作已近结束,大家在我的宿舍里进行汇总,几位同志边看材料边激动地说:写得真好,很感人!”经过讨论,我们对信件又做了些修改和补充,最终定稿。信件抄完封好已是深夜,储望华立刻骑车将信送到邓启元家中,邓启元又马不停蹄地骑车直送给邓力群同志……
很快传来的消息令我们喜出望外。小平同志在百忙中,两天后就对信件作出了重要批示,扩招的建议得到了他的明确支持。经有关部门批准,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名额由原定的105名扩大为213名——一批富有艺术才华的音乐学子作为77、78级学生,在1978年春季和秋季分两批入学深造。他们中有陈佐湟、谭盾、陈其钢、叶小钢、郭文景、陈怡、苏聪、张丽达……这些如今蜚声海内外的音乐家,后来为中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是在小平同志批示精神的指引下,全国许多高等院校随后也逐步扩大招生,使许多青年人才得以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我1964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随后留校任教,写信那年38岁。每当想起31年前的这封信,都会感慨万千。我坚信,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会更加辉煌。 (本报记者甄澄采访整理)
人物小传:杨峻,1939年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钢琴教育家、演奏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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