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现实的精神担当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秦腔》、《额尔古纳河右岸》、《湖光山色》、《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获得殊荣。四部作品各具特点,组成了一个色彩炫丽的阵营。但这样一个阵营组成大概又是人们没有想到的。因为客观地说,这次入围的20多部作品大致上代表了本届评奖年度内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作品的艺术质量几乎不相上下,可能哪一部作品都被人们预测过应该获奖,于是无论最终评出哪几部作品又可能都会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但是,这一评奖结果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说它在情理之中,则是因为从这四部获奖作品中,我们读出了作家在当下的艰难追求,也读出了作家面对纷繁现实的深沉思索,也能感觉出作家们在艺术探索之途上的坚实步履。

    首先,这四部获奖作品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面对日益突出的现代性问题所采取的清醒的精神批判的立场,体现了作家直面现实的精神担当。

    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着纵深发展,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的同时,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如欲望扩张,精神匮乏,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生态恶化,等等,这些问题关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也关乎每一个人的个体精神的健康健全的成长发展。这些问题在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足以证明当代作家对于现实充满着关注和忧思。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基本上是由乡村文化的乳汁哺养大的,作家们因此对农村怀有难以割舍的情感,也更为关注农村的命运。在四部获奖作品中,就有两部是直接反映当代农村现实生活的,而且这两部作品的作者面对乡土中国的现实有着自己独到深刻的思考。乡村被抛在现代化的轨道之外,因此乡村始终是当代作家心中的疼痛,于是我们从小说中看到了乡村的凋敝、荒芜和贫困,也听到了文学良知为苦难与不公而发出的呐喊。这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表达。贾平凹的《秦腔》直面乡村的矛盾和困境,敏感地抓住了现代化给农村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在这种冲击下乡村复杂的情绪,他为逐渐消逝的农耕文明唱了一曲悲伤哀婉的“秦腔”。但仅有这一些,秦腔》不过是加入了当代文学对于乡村困境呼吁的合唱,它的独特性就在于,作者贾平凹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书写这一切的。肖云儒曾这样描述贾平凹写作《秦腔》的心态“敬畏和感激家乡、敬畏和感激土地、敬畏和感激父老乡亲”。也就是说,贾平凹不是一味地揭露乡村的苦难和困顿,他力图从凋敝、萎琐的现实中去发现乡村文明的精神价值,他对这种精神价值心存敬畏,因而他对这种精神价值的日渐式微表示惋惜,并期望以自己的文字挽留这一切。所以他一再声称他写这部小说是要“为故乡立一块碑子”。

    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一般被认为是写新农村建设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这部作品的深刻主题是难以用新农村建设来概括的,因为新农村的“湖光山色”里不仅有艳阳高照,也有雾霭凝重。周大新像其他立足于乡村立场的作家一样,看到了当今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问题:城市现代化的崛起是以疯狂攫取农村资源为代价的,但周大新不愿看到乡村被高速的现代化抛到身后,他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去想象拯救乡村的图景。小说的主人公暖暖便是作者在理想的铁砧上着力打造出的一个代表着乡村未来的新型农民形象。她带领村民开发的乡村旅游景点“楚地居”给贫穷的楚王庄带来了富裕和幸福。尽管这个“楚地居”带有明显的田园乌托邦味道,但说到底,周大新还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因此他的田园乌托邦并不是逃离现实的虚无缥缈,他把这个乌托邦搭建在现实的土壤上。于是现实的种种矛盾也会在这个乌托邦中得到反映,他又是通过解决这些矛盾从而使乌托邦得以完善。比如小说也涉及到生态问题,小说中关于“田园风光”的理念就是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去应对土地荒芜等农村的现实问题的。而暖暖对精神堕落危险性的担忧更是一个精神生态平衡的问题。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风格鲜明、意境深远的作品。作者怀着真诚的心态,进入到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讲述了他们在二十世纪现代化大背景下的艰难生存、顽强抗争和文化变迁,小说具有史诗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厚度。作者以现代文明的“他者”眼光去探询一个弱小民族的兴衰过程,展现出鄂温克族的文化精神以及他们在现代文明挤压下的文化危机,作者从多种文化碰撞和冲突的现实中寻找文化交融与和谐的途径,体现出一种宏大的文化理想,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被迟子建以一种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般地表达出来,小说可以看作是作者与鄂温克族人的坦诚对话,在对话中,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分明等这些被现代性所遮蔽的古典精神和人类文明长期积淀的精神价值得以充分彰显。

    麦家的《暗算》写的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中国特工战线的701所,在这个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弹丸之地,一群天才和智者与有形或无形的敌人进行着生死较量,他们要么深入敌穴窃取谍报,要么以超强的意志力和惊人的智力去破解神秘莫测的密码。在那逼仄狭小的空间里,他们的肉体和心理都经受着非人的煎熬和磨砺。麦家在人们淡忘革命历史、消解英雄精神的当下,重回革命史的长河,寻找他心目中的英雄。这样一种精神担当显然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感的精神担当,因此尽管麦家所讲述的故事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但他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担当则是与上面几位直面现实的作家相一致的。麦家把701所当成一个塑造非凡英雄的圣地来书写,他笔下的特工人员具有一种内在的英雄气质。英雄们将自己的智慧乃至生命都奉献给了一桩默默无闻的事业,但他们也以自己的非凡之举保护着密码背后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赋予枯燥的密码数字以伟大的人生意义。最重要的是,麦家笔下的英雄形象不同于我们以往在革命战争小说中见到的英雄形象,作者更多的是从现代哲学和人性的角度来揭示英雄品格的。

    其次,这四部获奖作品也是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不断深化和发展的努力下结出的硕果。

    我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不仅仅指一种写实性的叙事方式,更是指一种创作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至今仍是当代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主潮。事实上,现实主义在当代越来越富有革命性,它采取开放的姿态,大胆吸收现代思想成果,借鉴新的创作手法和叙事方式,使现实主义不断地得到深化和发展,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获奖的四部作品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叙事作品,但明显又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它们展示了现实主义的丰富多样性。

    贾平凹的《秦腔》在叙事上有了明显的突破,这就是承袭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的日常叙事传统,从而以细腻的笔法触摸到当代农村日常生活的肌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史中,存在着两种叙事的交错,一种是革命叙事,一种是日常叙事,一直以来革命叙事占据着文学史的主流,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叙事逐渐兴起,成为当代小说重要的叙事方式。日常叙事改变了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拓宽了文学的表现力。但人们主要承袭的是现代文学史上以沈从文、张爱玲等为代表的日常叙事。事实上,红楼梦》的日常叙事独具特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红楼梦》这样一种独具传统文化意蕴的日常叙事在现代小说中未曾得到有效的继承。恰是在这一点上,秦腔》具有叙事革命性的意义。重要的是,贾平凹并不是简单地在语言形式上追随《红楼梦》,而是深得《红楼梦》的神韵,秦腔》与《红楼梦》的写作背景有相似之处,都是处在社会脱胎换骨变革的动荡之中,旧的秩序正在溃散,而新的东西仍是迷茫和朦胧的。因此贾平凹在《秦腔》中化用《红楼梦》的叙事风格,便更能传神地表达出他对当代乡村文明衰落的切肤体验。

    《额尔古纳河右岸》一如迟子建众多描摹现实生活的中短篇小说一样,充满善良温暖的情感。小说中有大量传奇性的情节,但迟子建以她所擅长的亲切平易而又富有情感煽动力的叙事,便将传奇也讲述得充满人间情怀。小说在艺术结构上也独具特色,作者以音乐的结构,通过“清晨”、“正午”、“黄昏”、“尾声”四个乐章,谱写了一支鄂温克族的“命运交响曲”,而作者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和抒情的文字,使曲调具有一种委婉和凄美的色彩。但《额尔古纳河右岸》又有着迟子建那些描摹现实生活的小说所没有的特点,这就是这部小说带有一种神奇魔幻的色彩。它会让我们联想到拉美小说中风靡世界的魔幻现实主义。然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神奇魔幻不是来自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而是直接从本土经验中生成的。迟子建说过小说中的传奇故事很多都是她从小就听过的,后来她为了写这部作品又到鄂温克族部落内部采访。因此她能将神奇魔幻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

    周大新历来的小说称得是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但在《湖光山色》中,周大新给中规中矩的现实主义掺进乌托邦的色彩。乌托邦是逐渐被我们疏远的文学圣地。这个术语最早由英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创制,它的词根是两个希腊词,一个词的意思是“好的地方”,另一个词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这就决定了乌托邦的双重含义。一方面人们将其视为“空想”、“白日梦”的同义词,另一方面,人们在为某种指向未来的“理想”、“规划”或“蓝图”命名时也往往不约而同地想到“乌托邦”。正因为此,作家们往往愿意在作品中建构一个乌托邦,来寄寓自己的美好理想。人们把柏拉图的《蒂迈欧篇》视为最早的乌托邦文学。文学中的乌托邦可以说是作家建构的一个虚无的存在,但正是通过这种虚无的存在,作家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和对理想的憧憬。当周大新把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引入到乌托邦时,他就使乌托邦具有了现代的意识。今天,不少作家意识到文学精神向度的重要性,努力提升叙述的精神品格。而重建文学乌托邦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麦家的《暗算》首先是一部好读的小说,在图书市场上十分畅销,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更是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因此不少人对它的获奖感到吃惊。我猜想人们吃惊的原因大概是觉得《暗算》属于通俗类的侦探小说。事实上,麦家只是借用了侦探小说或悬疑小说的外壳,其内在结构仍是以独立的精英思想为骨骼的。麦家写作《暗算》的方式也反映出当前精英化经典与大众化经典的分野越来越模糊的趋势,正是在这一趋势下,麦家凭借其精致娴熟的小说叙事能力,可以自由地攫取各种叙事元素为我所用。有人还指出,麦家的《暗算》是一种博尔赫斯式的叙事。博尔赫斯对中国的当代小说影响极大,也许麦家是真正吃透了博尔赫斯的中国当代小说家。受博尔赫斯“迷宫思维”的启发,麦家在其《暗算》等一批小说中创造性地以“密码思维”来阐释世界。最困挠我们人类的密码还是人自身,人性的善恶,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它们的真实信息多半都以密码的方式在我们耳边回响。这大概是麦家小说所要表达的基本主题。麦家则是在通过小说来一点一滴地破解“人”这一最玄奥的密码。

    如前所述,这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大致上处在相同的水平线上,未能获奖的作品也并不逊色。如范稳的《水乳大地》,通过滇藏地区一百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故事和变迁,以及几大宗教的交融和对人心的浸润,展示了信仰的力量,表达出对信仰的召唤和敬意。又如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作者以史诗性的结构和繁复的叙述,重绘了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地图,表达出一种和平与和谐的人文理想。还有如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肖克凡的《机器》、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等都各具特色。有人说,评奖终究是一项遗憾的工作,但我更愿意将其比喻为一支未竟的交响曲。就像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它的旋律优美,气势恢宏,然而它又会让我们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它激发人们去续写更壮阔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