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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个月前，汶川大地震发生。整整一个月，我们体会到了痛与悲伤，更收获了爱和坚强。地震发生后，为了加强灾区报道力量，本报一批记者到前线参加抗震救灾报道，他们发回了一篇篇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文章。今天，让我们跟随他们的笔和镜头，再次体悟30天来灾区那一个个感人的瞬间，重拾那一份份清晰的记忆。
“红军”后人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单三娅
与巨石和陡山摩擦而过，我们来到大山环绕中的映秀。这个诗意的镇名，因为汶川大地震而蜚声于世。
20余天过去，曾经的惨剧，已被各路救援安置人马井然有序的工作所代替。叶挺铁军团、红军师、华益慰医疗队，来自科技部、广东防疫站的专业人员，还有当地干部，都在为受灾群众忙碌着。
下午晚些时候，由于马上就要开始爆破危楼了，镇中不许通行，人们开始分散到周边地区。我们来到一个小山坡上，站在一堵墙边，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土台上的两位年轻军人引起我的注意，因为其中一位手里拿着本书。从书上的图片可以看出，那是一本介绍世界古迹的书。我问，你看的什么书？他合上书把封面示我，叫《世界地理100问》。我问，哪来的？他说，捡的。他有些羞涩，尽管胡子已经多日没刮，还是显得很文静。他是驻渝某红军师炮兵团的连指导员，毕业于南京炮兵学院。旁边的一位脸黑，牙白，也有些腼腆，是班长，贵州毕节人。我问起前几天执行任务的情况，他们说，三四天里只睡了10个小时。“一定困吧？”“因为山上无路，随时有坠崖危险，身上还有负重，所以全部精力都转移到安全上去，已经不知道困了。”
我问，如果再有余震，站在这堵墙边有危险吗？他们笑答，一辈子的苦都吃了，什么也不怕了。
他们军装的袖标上，绣着“1927-”的字样——与“红军”相联，使我顿生敬意。
我问他们家里情况，他们回答说：来灾区执行任务，不敢电话跟家里联系，因为不知对家人说什么，可又怕父母着急。当得知我们愿意代寄他们在灾区的照片时，看得出他们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不经意间，时间过得很快。爆破因为安全起见一直未能实施。
临别，他们突然站起来立正、致军礼。我心底涌起一阵感动。
5月22日，我从映秀回成都。夜幕渐渐沉下来，我们被堵在了友谊隧道口。
从映秀出发时没吃午饭，靠早上吃的一个冷馒头一直坚持到现在。车上翻腾一阵，居然刨出来一盒方便面，就想找个公安要点开水。隧道口，七八个交警正在执勤，其中两个人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踌躇间，其中一个头裹纱布的执勤人员走上来说：“同志，我们这里没有开水，等你出了隧道，那边有个部队，可能会有开水。”
这个小伙子叫刘涛。问及他头上的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地震来的时候我和汪波，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正好在这里执勤……”地震来得太突然，根本没地方躲，头被石头砸伤了。
据刘涛讲，当时正好有8辆大巴停在这里，300多位游客在拍照。“一下子人都慌了，躲也没处躲，逃也没处逃。”几个执勤警察迅速疏散旅客，让他们跑到路中间，或躲到车上。所幸旅客及时转移，都没大碍。
“游客都转移后，才感觉头上撕心裂肺的疼，一抹，一手全是血，当时我还以为快要死了。汪波也和我一样，满脸是血。我们把衬衣撕下来，互相简单包扎了一下，昨天刚去都江堰换的纱布。”
包扎完伤口后，他们迅速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我看见他们头上的纱布已经有血渗出来。照这样的伤势，平时早该住院了。“这里离不开人，我们警力不够，余震又不断，大量的救护车和运输救援物资的车还都要从这里过。”汪波说。走时，从后视镜里看他们站在那里，蓝制服，白纱布，利落的手势……
别样的风景，让我们肃然起敬。
特殊婚礼
●本报赴甘肃灾区记者 陈宗立
没有鲜花，没有彩车。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十四天——5月25日一大早，一支特殊的娶亲队伍出现在文县县城北街。走在最前面的新郎官叫杨跃勇，是中国农业银行文县支行的一位员工，他迎娶的新娘名叫杨晓芳，是中国工商银行文县支行的员工。
“我们原本打算隆重地办一场婚礼。”杨跃勇说。“5·12”大地震发生时，紧挨四川汶川的陇南文县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新郎、新娘和家人商量，决定取消隆重的婚礼。他俩在灾后坚持上班，为灾后客户服务。但是原定的结婚时间没有改变。两家的房屋成了危房，他们决定在新搭的帐篷里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
约20分钟的步行，娶亲队伍来到了新郎的家。一挂长长的鞭炮，几把绚丽的彩花，将一对新人迎进了大门。特殊时期，大门上的对联也书写别致，上联为：悲情不碍岁月步伐，下联是：喜事更增生活信心。
新郎家的小楼已不能居住，就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简易的棚子，里面摆设了一点家具，这就是“洞房”。
“我提议所有的人为在这场灾难中罹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或许是主持人提前没有通气，现场的人先是一愣，继而全场肃立，低首哀思。
默哀结束，现场气氛稍显活跃。“现在请新郎把新娘抱入洞房。”这也许是最浪漫动人的一幕：杨跃勇轻轻抱起心爱的新娘，快步走向洞房，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手机铃声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张玉玲
31岁的苏成刚是映秀小学为数不多的幸存老师。
地震发生时，他正好在二楼楼梯上，楼房垮塌的气浪把他推到了操场上，他看着教学楼在瞬间坍塌。劫后余生的他迅速冲向废墟，救出一个个惊恐万状、浑身都是粉尘石灰的幸存学生，直到晚上下起大雨，搜救中断，他才想起在幼儿园工作的妻子。
苏成刚冒雨来到幼儿园的废墟上，呼喊着妻子的名字，一片寂静，凄风冷雨，他绝望而归。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他又来到了幼儿园的废墟上。
七点，熟悉的手机铃声又准时响起了。平日这铃声唤醒这对新婚夫妇进入快乐而忙碌的一天，而这次铃声却是帮他寻找到妻子的方位。他扑向废墟，在雨中拼命地刨着瓦砾砖块，十指血肉模糊也丝毫没感觉到疼。终于摸到了妻子的头和脸，一片冰凉。
他来不及继续刨，来不及向妻子告别，也来不及擦干脸上的泪水、雨水和汗水，只是找到一块木板盖在妻子惨白的脸上。他又回到映秀小学的操场上，继续安慰幸存学生、搜救废墟下的孩子们……
妻子的手机铃声，苏成刚心中神圣的呼唤。
签名钞票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周龙
“看，这就是我老婆支持我的证明。”在映秀镇的医疗防疫点，穿着迷彩服别着黄丝带，志愿者侯现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给记者看。
只见上面写着：“妻：支持现中抗震救灾路费纪念。”在这行字的下面还有许多已经模糊的签名。“这个‘郑会渠’是一个好心人的名字，‘川A79325’是我搭过的车，‘阿坝路政支队’我们曾经一起工作过……”他给记者一个个解释这些签名的含义。
侯现中是安徽省阜阳市林泉县人，生于1962年的他是个“已经抱上了孙子”的人。在老家，他是一名牙医，汶川发生地震后，他就跑到县团委报名要当志愿者，但报名的人太多，他没被录用。他又想去献血，结果自己是O型，人家缺AB型，请求还是没被同意。回到家里，老侯郁闷得不行，就想着“组织不同意，自己跑也要跑到灾区做事情”。善解人意的妻子知道他的个性，说：“你去吧，我支持你。”
说着，侯现中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沾满泥土的破手套和一支彩笔，说：“这只破手套我可以拿回去，告诉妻子我出力了；这支彩笔是我从学校废墟里捡来的，我要留给我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出力是为了这里的孩子。”
节日泪水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高腾
6月1日，我第二次走进设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的北川中学，找到了昨天在这里认识的梁宇老师。他表情凝重地说：“我心里难过，尤其是看到孩子，今天也是我儿子的节日，可他不在了。”泪水顺着梁老师的脸庞流了下来。
“我当时在转移学生，根本顾不上儿子。父亲知道后说了一句话，‘爽儿才三岁多，还没出来。’现在想起来对不起孩子。”梁老师喃喃地说，“带他不容易，川崎病一直困扰着孩子，不名症状地发烧，输液又导致股骨头坏死，他的两只小脚被高高吊起，可他勇敢地一声不吭，医生夸我的儿子了不起。5月11日晚上，孩子和他的妈妈睡在一起，他那只拉着妈妈的小手一直没有松开。”梁老师缓缓地诉说着，泪水一直挂在脸上。
梁老师为记者描述了地震发生时的情景：我在二楼上课，开始犹豫了一下，紧接着与同学们一起往下冲，被一路倒下的墙砸在下面。我本能地抱着头，几乎是滚下去的。因为当时楼梯在下陷。当我清醒时，眼前有一丝光亮，我意识到被埋在了下面。我听见墙的那边有同学的声音，而且是七八个男同学。同学们非常镇静，我们相互鼓励，等待救援。埋我的空间虽然狭小，但砖石是松动的，经过努力我挣脱了出来。高二（3）班50多名上课的同学冲出来40多名。埋在下面的七八个男生硬是靠拆墙拆出一个洞，于当晚12时走了出来，我们全部投入到救人的行列中。5月13日，我们把同学们转移到绵阳九洲体育馆。地震使我失去了孩子，使受灾群众失去了亲人，但我们要抚平伤口，自立自强地生活下去。
生命之舟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练玉春
桥梁被冲毁，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被突然涨水的滚滚涪江隔断在一岸，救援大军和物资被阻滞在另一岸。
桥梁还在紧张地修建中，要进入南坝镇抢救受灾群众生命，只有一条路——摆渡。
一艘木船，两条钢索，一根竹竿，就是这个危急时刻的生命通道。
这边增援的解放军、武警官兵要进去，那边的伤员、群众要撤出来，摆渡的船在江面上一刻不停地来回。
一位老船夫光着脚站在船头，挽起衣袖、裤腿，雪白的短发根根直立，花白的胡子茬并不让他显老。56岁的老人，就这样在船头稳稳地站着，双手端着一只长长的竹竿，橙红色的救生衣套在身上。从远处看，他在一丛丛的橄榄绿迷彩中就是一个小红点，却异常醒目。
这个红点把一船又一船的橄榄绿运到河对岸，再把返回的部队一船又一船渡回来。受灾群众也开始出现，拖家携口地登上渡船，要撤往安全地带。
就这么一船又一船，一趟又一趟，老船夫和他的6位同事轮流撑着渡船，这艘船每天来回300来次，把生的希望渡进了灾区。
若干天后，一位驻扎在北川的部队首长又提到这艘船：“那是‘生命之舟’。”
老船夫、小红点又猛地出现在眼前。
满手面絮
●本报赴陕西灾区记者 杨永林 通讯员 李发成
5月12日14点28分，在陕西省千阳县幼儿园，45岁的潘根梅和往常一样，已经在为孩子们的晚饭忙碌开了。她在幼儿园专门负责为孩子做饭。按照排好的菜谱，她要给孩子们蒸馍，这时候正在案板上用力地揉面。突然，眼前的案板上下左右剧烈地摇晃，吊在半空的灯泡也猛烈地摇摆抖动起来，强烈的晕眩使她扶着案板不敢站直。
“地震了？”伴随着闪过的念头，潘根梅想到：“孩子还在午休，班主任正在园长办公室开会！”她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从面团里抽出手，本能地拔腿跃出灶房，几步冲进最近的小二班宿舍，从还未睡醒的孩子铺上一只胳膊一个抱起孩子就跑，小二班教养员蒲晓琴、保育员王忠华也正在抱孩子。潘根梅将孩子赤足放在地上后，折身又冲了进去。这时，整个楼上都是往出抱孩子的“疯阿姨”。潘根梅本能地抱出了第二批，待第三次冲进时，小二班只剩下一个孩子了，她急忙用两只胳膊搂起孩子跑了出来。
“鞋！我的鞋！”孩子们开始哭喊起来，潘根梅第四次跑进寝室——这回她抱了一大堆鞋子出来。
382名孩子全部安全撤离了，这时是14点30分。
受人之托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何平
5月31日晚，刚从唐家山堰塞湖抢险工地乘坐直升飞机撤回绵阳的武警水电三总队士兵罗世浪，终于见到了分开5天5夜的心爱的日记本。当记者把日记本亲手交给罗世浪时，他惊讶极了：“我把日记本留在了擂鼓镇通往唐家山的山路上，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不要谢我，我也是受人之托，”记者告诉罗世浪，5月31日上午在安县永安镇安置点采访北川受灾群众时，恰好遇到了唐家山堰塞湖堰顶所在位置的北川县曲山镇大水村村民叶晓阳，20岁的叶晓阳在5月28日返回村庄的路上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日记本。当得知记者5月30日刚从堰顶下来时，叶晓阳叮嘱记者一定要找到日记本的主人，“这些武警战士一直战斗在最前线，我们很感激他们。”
“日记本是我留下的，”罗世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部队出发得很匆忙，25日我们接到命令后徒步向唐家山进发，当时我身上背了两个背包、两个挎包、两个水壶，还要和其他战友轮流背一顶39.5公斤重的帐篷。山路很难走，为了减重，一直在丢弃不必要的装备。日记本是我最后放弃的装备，这上面记录了我当兵两年来的一些经历，把日记本放在树下时，心里感觉空空的，我还特意在日记本上压了块石头，想着原路撤回时再把日记本给取回来。”
报纸T恤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李韵
我在绵竹市遵道镇年画村的灾民帐篷里拍摄了这样一张照片：两位穿着印有“坚强中国”T恤的男子正在阅读报纸。T恤是我代表光明日报社送的，看的报纸是《光明日报·灾区特刊》。
这个大帐篷里住着一家三代，老夫妇，俩儿子、儿媳和孙女，还有一个已有六个月身孕的女儿。两个儿子高兴地接过我送给他们的报纸和T恤，说：“我们这里的水源震坏了，运水车三天才送一次饮用水，洗洗涮涮就只能用村边河沟里的水，我们都好几天没洗澡换衣服了。”他俩一边换着T恤，一边说：“我们这儿还没恢复通邮，好久没看报纸了。”看来我们的衣服和报纸都很及时啊。上小学的大孙女一把抢过报纸，一字一句地朗读起特刊上《致灾区人民的一封信》来。
大儿子说，地震的时候他正在山里，徒步走了整整七天才回到家里，全家人悬了七天的心才放下来。“全家平安，是最大的幸福。虽然家当都没了，但我们有双手，有力气，还怕挣不回来吗？”现在家里又有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希望在前，光明在望。
娃娃“士兵”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李可
这是我在绵竹市体育馆安置点门口看到的一幕：烈日下，一个男娃娃学着解放军的样子，挺胸收腹、双手后背、站得笔直，表情严肃地与空降军一起站岗。
当时，我凑过去试图和他搭话，他不理我，我拉他的手，他一把把我甩开，严肃地对我喊道：“我在站岗！”旁边的老人对我说：“娃娃都知道解放军好啊！”
原来，地震发生后，这位解放军所在的空降军部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大山里把地震重灾区汉旺镇、清平乡、天池乡的许多村民救了出来，这些老百姓把恩人解放军看作自己的亲人。
“感谢共产党！”“解放军真好啊！”
志者不屈
●本报赴四川灾区记者 贾宇
“我们想当兵”
汶川县映秀镇心连心学校，是一所设在活动板房里的学校，一面高悬的国旗隔开教室和“操场”。记者来到这里时，正赶上课间休息。男孩子撒丫子涌向“操场”争抢篮球，女孩子则三三五五聚在一起嬉戏打闹。
见到我手里的相机，两个小男孩儿跑了过来，一番对话随后在我们之间展开。“你们长大想干啥？”“当兵。”两个孩子异口同声。“为啥想当兵？”“当兵能拼命，天不怕、地不怕！”另一个孩子赶紧补充：“解放军是国家英雄，他们在我们这里救了好多人！”“当兵可是很苦呢！”“我们不怕苦！”小小的孩子身上已有军人的影子，说起话来透着豪壮。
“当兵”是很多孩子的人生理想，没想到，时隔20多年，“当兵”的理想在孩子心头依然鲜亮。我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地趴在我的采访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马虎明、马菁明。从老师口中得知，他们都住在大山里的渔子溪村，今年都只有9岁。
志愿者潘华军的救援经历
潘华军是成都一名普通农民，向我讲起5月12日那天的经历来感慨万千。
地震那天，他正开着车陪妻子逛街，突然看到远处的立交桥左右晃动起来，同时感到汽车也在剧烈地颠簸。“坏了，地震了！”不久后，从车载收音机里传来都江堰聚源中学教学楼坍塌的消息，那里正急需志愿者救援。“我马上开车直奔都江堰方向就去了。没敢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
来到聚源中学现场，小山似的废墟中传来微弱的呼救声。“当时情况紧急，也没带工具，就干脆用手在瓦砾中挖学生。”后来，救援队伍挖出了两名学生，潘华军把他们小心地安置在车里后就紧急向成都返回。“在回成都的成灌高速公路上，我看到打着应急灯的出租车排起长龙向都江堰进发，他们都是志愿者。那个场面好壮观哦，谁看了都能受感动，当时我的眼眶也湿了，真感到中国人太团结了。”晚上11点多，潘华军将两名学生送到了四川省人民医院，这时他才发现，泥土塞满了他的指甲，多个指甲已经开裂，左手食指正流着血。“那时候真想不到那么多，只想救人要紧！”
两个伤员
5月22日，我从映秀回成都。夜幕渐渐沉下来，我们被堵在了友谊隧道口。
从映秀出发时没吃午饭，靠早上吃的一个冷馒头一直坚持到现在。车上翻腾一阵，居然刨出来一盒方便面，就想找个公安要点开水。隧道口，七八个交警正在执勤，其中两个人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踌躇间，其中一个头裹纱布的执勤人员走上来说：
这个小伙子叫刘涛。问及他头上的伤，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头，“地震来的时候我和汪波，还有另外一个同事正好在这里执勤……”地震来得太突然，根本没地方躲，头被石头砸伤了。
据刘涛讲，当时正好有8辆大巴停在这里，300多位游客在拍照。“一下子人都慌了，躲也没处躲，逃也没处逃。”几个执勤警察迅速疏散旅客，让他们跑到路中间，或躲到车上。所幸旅客及时转移，都没大碍。
“游客都转移后，才感觉头上撕心裂肺的疼，一抹，一手全是血，当时我还以为快要死了。汪波也和我一样，满脸是血。我们把衬衣撕下来，互相简单包扎了一下，昨天刚去都江堰换的纱布。”
包扎完伤口后，他们迅速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我看见他们头上的纱布已经有血渗出来。照这样的伤势，平时早该住院了。“这里离不开人，我们警力不够，余震又不断，大量的救护车和运输救援物资的车还都要从这里过。”汪波说。走时，从后视镜里看他们站在那里，蓝制服，白纱布，利落的手势……别样的风景，让我们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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