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时命观

    与时偕行，这个标题很有吸引力，体现了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我爷爷的大哥，每年交十几担谷的学费，在杨家祠堂读了八九年的长学，花光了全家的余粮，却没有考中任何功名，也没有捞到体面的职业，但算是很有文化的乡儒。村民十分尊敬他，请他写对联，陪贵客。他经常讲杨族的一个传说。私塾里的老杨先生乡试屡屡不中，直到最后一次，考官居然是自己的学生。学生见老师可怜，顺口出一上联求对：“徒进师不进。”老师一时语塞，竟无言以对。回到家，方才想出下联：“时来运不来。”这当然不是工对，但却很受大爷爷的认可。大爷爷没有著述和家训传世，他给三个孙辈取名：方来、时来、运来。仅此一条，我就觉得他学问不咋滴，学业恐怕是荒废了。我爷爷老是向我抱怨大爷爷花费了太多的学费。我一直很不相信时运，我们读书人，夙兴夜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慎独反身，青灯黄卷里自然有乾坤，完全不必戚戚于贫贱之巷，汲汲于富贵之门。有关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容，学校不教，我们不学，隐隐觉得这些知识有些落后，心里有点排斥。以至于连春节、端午、中秋这些大节日，也不过是随父母到外婆、姑姑家走个亲戚，吃喝玩乐一通，并没太在意。一路混沌到不惑之年，才逐渐感觉到，漫漫人生路，时命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人都必然经历兴衰成败，有穷有达，免不了要坐冷板凳和热板凳，时命观对调节人的情绪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时的最初含义，当指时辰，然后指时令，然后指时节，然后指时运。日月轮转，昼夜分明，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着整个地球的生物钟。我出生的时候，钟表还没有普及，父母大概知道我是某年某月某日吃午饭的时候出生的。可乡下人午饭时间并不统一，再加之我的出生，家里肯定忙乱，午饭绝对不会准时，以至于我出生时辰无法确定。这造成一个很大困扰。父母每次找人替我算八字，都无法推算准。既然无法知晓天命，也只好一路发狠读书了。我爷爷帮乡邻算卦（乡下人谓之打时），总是以天为单位的，天神、家神、窑神、土地之类，各轮值一天，哪天发病，就去谢该日轮值神。我读到琴歌《阳关三叠》歌词中有“送君十二时辰”，知道王维这些知识分子，就有比较精确的时辰观念。越是社会上层阶级，对时间的把握越精确。

    时节，在民俗中表现得最充分。《与时偕行》作者黄意明重点研究了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和重阳节。在我的家乡，洞庭湖区域，清明节是一定要到祖宗坟上扫墓、放鞭炮、祭拜、挂山的。只有这样，才能求得天上祖宗的保佑。端午节家家户户门窗前挂艾叶消毒，有时喝雄黄酒排毒，一家人穿上新衣裳，去外婆家吃麻花炖肉，还要看划龙船。各村村民凑钱买一条龙船，船头置鼓，船后置舵，五月初一开始试水。五月五日小端午、五月十五大端午，各村龙船、村民都会到大水域集中，举办龙船比赛。只见一声令响，鼓点齐发，鞭炮齐鸣，各船箭镞般射出，两岸看客随船奔走，一路挥手、呼喊、蹦跳，为本村船队加油助威。比赛结果出来后，获胜者手舞足蹈，落败者涕泪交零。有时难免有不服输的，岸上、水上大打出手，以前经常闹出人命来。获胜方还会大摆宴席，遍请宾客，唱戏祝贺，祈求丰年。湖区一直都有尚武的传统，划龙船可以很好的展示肌肉，威摄土匪等敌恶势力，保地方一年平安。中秋节，则要去外婆家送月饼。七夕节要到路边上给祖宗们烧纸钱。重阳节一般不过。春节则十分隆重。十二月廿三日晚上，母亲都要奠灶神。在灶台上摆上香烛供品，放鞭炮，跪拜，客气体面地送灶老爷上天，好让他在天老爷那里说些好话，给家人消灾避祸。十二月廿四日是小年夜，要去祖宗坟上送灯（亮），点燃香烛，放串鞭炮，在祖坟上燃起一把干稻草，让祖宗能找到回家的路。十二月三十日是大年夜，各家在祖宗牌位下准备一桌酒席，燃起香烛，燃放鞭炮，家长向祖宗叩头。然后一家人开始吃年饭。大年初一，要到祖宗坟上去拜年。初一给族老们拜年。初二上外婆家拜年。正月初五到十五的闹春节目有赞土地，村民打扮成土地菩萨的样子，右手拿小棍与小铁盖子，走家过户，边敲节奏边说吉祥话，向户主或被称赞者讨要财、米，以缓解家里的窘迫。现在垸区经济状况大为好转，赞土地已经绝迹。每年正月十五还要对山歌、比灯火。歌手聚集到湘江支流两岸，隔岸对山歌。唱得好、唱得多、灯火亮，预示来年丰收在望，要兑钱搭台唱戏。那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滋味，后来读了书，进了城，节庆的意味淡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也就更加喜欢回味从前了。可以说，古代中国许多大事件，都是在节庆中发生的。

    时运，也指命运，所谓知天时。舜出生平民，上六世祖都是贱民，他30岁才从尧那里得到婚姻，礼服、乐器、居室和牲畜，拥有稳定的生活，基本物资，和一定的社会地位，并最终即位。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将舜人生的成功归结为命运的安排：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无其世，虽贤弗行矣。苟有其世，何难之有哉？ 舜耕于历山，陶埏于河浒，立而为天子，遇尧也。尽管舜本身具有孝和忠的品格，这里当然还需要命运的安排。我还没有到知天命之年，看不清前方路，唯有埋头赶路，埋头拉车。但我很喜欢一副春联：“向阳门第春光好，积善人家喜庆多。”春联似乎指出了时和运之间隐蔽的、必然的联系。时节，不只是一个民俗学问题，还是礼乐的核心问题。舜对十大部族首领明确分工，水利、种植、历法、开垦、礼、乐、刑罚、教化等领域皆成就斐然。《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以作饮食；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作乐，以歌籥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在舜的治理体系中，时和礼、乐一起，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当代中国社会中。

    《与时偕行》作者对节庆和民俗做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我很同意他的观点，节庆民俗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轻视，不能丢弃中国节日民俗，要在新时代的年轻人中进一步弘扬，这是一项既润身又济世的事业。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当然深藏在经、史、子、集里，但我们不能一味地读死书，死读书，不能过分纠葛于汉、唐、宋、明、清人的注疏。我们要在汗牛充栋的集校集解里，作出判断，得出真知。当以经解经走不通时，民俗学无疑提供了路径和方法的支持。经济条件改善了，交通状况改进了，我们应该养成竖着读书和横着读书的习惯，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既有韧性，又有情怀；既有知识，又有见识。赤脚站在中国的泥土里研究中国文化，远比西装革履坐在外国的图书馆里装模作样研究中国文化，态度更为可亲，方法更为可用，结论更为可信。人文和艺术既要有各自的担当，又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更大进步。剥离了人文的艺术，只能叫技术，故作高深肯定不好，捏腔拿调也无必要。脱离了社会和时代的艺术，就像木乃伊，陈列在灯光下，看似有光环，实则无活力。我们要做有良心的学问，要做有底蕴的学问，要做长久的学问，要下功夫做真的学问，真不应该在镁光灯下耗费太多时光。我和作者数十年来，携手做艺术与人文相结合的工作，板凳虽冷，却依然有活力，有光辉。（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文艺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