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何以“敦伟大友谊”

    在当代文学中，王小波可能是最快进入经典化进程中的一个。这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与文学市场的强大亲和力，也在于他的死亡迅速被卷入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绵延至今的知识界左右之争。纪念王小波的文集里会聚了各路名家学者，后来的研究者们也非泛泛之辈。待台风势力愈减，学者们重新捡起王小波的小说，翻开《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红拂夜奔》，于是性的问题立刻成了头等大事，不过大多数皆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性，即要么以性为透镜借以体察复杂的权力格局，要么将性当作颠覆上下等级的强力戏仿与反讽。问题在于，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具有某种肯定性、建构性，或者说自身就有某种意义的自足性？这个问题是被大多数学者有意无意回避了的。

    要考察这一问题，不得不回到“王小波文学迷宫的入口”——《黄金时代》中看看。《黄金时代》是王小波最宠最爱的孩子，写性最坦荡无忌最精彩。我敢夸口，任何一个读过《黄金时代》的人，印象最深的必然是王二和陈清扬的“伟大友谊”：“老兄，咱们敦敦伟大友谊如何？人家夫妇敦伦，我们无伦可言，只好敦友谊。她说好。怎么敦？正着敦反着敦？我说反着敦。”（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36）并继而产生“领导”般的疑问：我把这些事写进了交待材料，领导上让我交待：１.谁是“敦伦”；２.什么叫“敦敦”伟大友谊；３.什么叫正着敦，什么叫反着敦。

    “敦伦”据说源于周公之礼，“敦”有督促、勉励的意思，“伦”则指“夫妻伦常”；以“敦伦”指夫妻房事，意在将性纳入儒家伦理规则之中，使性成为一种需要“敦促”而完成的伦理义务。陈清扬乃“破鞋”村医，王二则是无赖知青，二人自然“无伦可敦”，却又都有想“敦点什么”的急迫感。那什么又是“伟大友谊”呢？在《黄金时代》中“伟大友谊”一词出现了28次，其中有5次作者尝试对“伟大友谊”进行定义——多亏了王小波的逻辑学与英美经验主义背景，我们好像接近了《黄金时代》的奥秘。但是，五次定义各不相同：伟大友谊是江湖好汉的义气，是信则真疑则伪的主观信条，是人活在世上必须要做的几件事之一，是海豚之间的“娱乐性搞法”，是一种跨越时间的诺言，甚至是王二喂猪“糠比平时多三倍”的跨物种善意。用常识也能知道什么是“伟大友谊”：在“革命时期”，似乎只有伟大的主体才有伟大的友谊。退一步来说，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友谊似乎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合法的感情，且这种友谊只因靠在“伟大”名下才合法。这就是战友之情，同志之情。在《红岩》中，期待与丈夫相遇的江姐半途惊见丈夫被杀，头颅挂在城头，一下惊呆了：“老彭？那活生生的亲人！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罗广斌，杨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1962年第3次印刷，P71）这里老彭先是战友、同志，然后才是丈夫；对江姐这位女中豪杰而言，她与丈夫之间的“伟大友谊”要远超夫妻之情。

    领导最爱看“伟大友谊”的故事——除了那最后一次。按王二的复述，这次陈清扬在交待材料里写道：（在被王二用力打了两下屁股之后）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全部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陈清扬爱上了王二，她说这是她“真实的罪孽”，“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这份材料终于让见多识广的领导面红耳赤、手足无措，不得已只好把他俩放了。

    以“爱”结尾，在这个通篇“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里显得十分蹊跷，有些人据此认为“爱情”是《黄金时代》的主题。然而简单统计就可以知道，“伟大友谊”这个四字长词在小说中出现了28次，而单字词“爱”，如果只算亲密感情之意的话，只出现了5次。头一次是在开头：“那一天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最后一次是如上所述的结尾处：“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中间三次则都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谈爱：“她根本就不爱我，也说不上喜欢。”“好危险，差一点爱上你。”“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这个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耐人寻味。在革命年代，普通人之间的爱何足轻重，只有对伟大事物的爱才讲得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爱是“不能忘记的”，承载着百废待兴的人性希望；而到20世纪90年代后，在日常生活的复杂琐碎淹没了理想主义光芒之后，在经历了种种经济、政治事件，以及一些颠覆性的文学事件之后，谈“爱”，或者“爱情”，又成了十分可笑的。但也同样是在20世纪90年代，爱情之爱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崛起而复兴，似乎成了关于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唯一合法的、垄断性的表述，成了诸如伟大、自由这类宏大叙事的最后堡垒。在《黄金时代》中，“爱”同样在伟大真挚与荒谬可笑之间摇摆不定；为何陈清扬以“爱”为罪，为何“领导”因爱而手足无措，这很难简单归因。以“爱”结尾，正是王小波的一个文学魔术，意在创造一个两极之间游移逡巡、绵绵无尽的意义阐释空间。而“伟大友谊”本身是“反爱”的，它起源于对爱的渴望，形成于与爱的对抗，终结于爱的生成。《黄金时代》是一个关于“伟大友谊”的故事，而非关于爱。如此一来，“敦伟大友谊”这个动词短语就在我们面前缓缓展开，它贯穿了封建年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现在，这片后现代的废墟上伫立着唯一一个问题：“伟大友谊”何以“伟大”？除了指向他者的反讽以外，这种“友谊”是否有可能自身就是“伟大”的？这也就是一开始提出的问题：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是否自身就有某种正向价值？于是，我们必须在另一层面上探寻“伟大友谊”的复杂性。王小波的师承问题一直为人乐道。他的汉语风格，按他本人的说法，承袭自查良铮、王道乾等翻译名家；他的小说素材来自唐传奇；他的经验主义与逻辑性，来自常常提及的罗素，也受作为逻辑学家的哥哥的熏染；他的黑色幽默来自马克·吐温或萧伯纳，而那种怪诞的趣味与精炼的结构则深受卡尔维诺、格拉斯、昆德拉、杜拉斯等欧陆小说家影响。相比起来，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精神分析学家只是偶尔才被提及，看起来无足轻重。

    只有在要向上世纪90年代的读者解释“虐恋”时，王小波才会援引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王小波：《黄金时代》，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P284）他着魔地写下一个又一个虐恋故事，乐此不疲，《黄金时代》中王二的捆绑与拍打只是个开始。李银河说：“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王毅主编：《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P256）健康、干净、自然、单纯，这是评论家谈及王小波文中的性时常会用到的词，其中“健康”是重中之重，而对健康与否的判断则来自一种科学主义价值观，它与风行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人性论”性观念藕断丝连：在这种科学主义视野下，单纯地享受性快乐是“健康”“自然”的，正如上世纪80年代作家写性总要说这是符合“人性”的。

    与其说王二的“伟大友谊”“健康、自然、干净”，不如说在它恬淡表层之下，汹涌着昂扬进取的快乐主义。这与同一个文化市场上的所有其他作家都不同。那时的作家写性，要么如贾平凹《废都》、莫言《酒国》或王安忆《米尼》，写性卷入物欲洪流、堕入无尽深渊的罪孽，要么如林白或陈染，将性写成单人独卧里孤寂的自慰与幻想。王二陈清扬二位“狗男女”，他们与审查材料的领导之间不只低等人对高等人的降格与反讽，还有自由人对不自由人的蔑视和不屑。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同步进入了后冷战与后现代的年代。正在这时代交替之时，王二的“伟大友谊”借着《黄金时代》应运而生；王二的一只脚正离开泥淖的过去，另一只脚则伸向不可知的未来。21世纪的第二个乃至第三个十年，我们生存其中的当下年代，就肇始于王小波以笔为马的90年代；在当下，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网络与交通使多元个体间的碰撞更频繁而激烈，线上沟通对当面交流的取代又使身体失去了在场的机会；996的风行重新将人抽象化为纯劳力，私人时间与私人空间的缩减，极大压抑了身体感性与对性的渴求，使中国开始出现类似于日本、美国的“低欲望社会”的状况。人越来越无趣和孤独，且因此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这是王小波绝对不愿看到的。

    在当下阅读《黄金时代》，阅读这个“敦伟大友谊”的故事，那么历史与未来就全都会被揉进读者对当下的体验与思考当中；此时“敦”这个字所意味着的伦理责任感与政治紧迫性，就与“友谊”所蕴含的主动性相互引爆，向读者发出这样的强制律令：去找回你的身体，去创造新的关系，去追求快乐与自由。这是20多年前的王小波发往未来的邀请函，也是一切当下读者的命运，而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接受它，带着它去行动和创造：去“敦伟大友谊”。（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