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编辑部：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1936年出版以来，泽被读者数代。因其内容广博，成于众手，难免有各种问题，后屡有修订，至今六版。其未善之处，自当纠正，读者每有献策，是当鼓励。然纠正之际，必三思而后定音，不可轻率断言。
《文汇读书周报》2014年6月27日“读者短笺”发表武纪荣先生《〈辞海〉一词语解释有三谬》（下称武文），认为《辞海》解释“叱叱”，弃用《太平广记》而用《太平御览》、注为呼唤声、不注第二音qī为三谬，然均未稳帖，亟须勘正。
版本之辨
《辞海》“叱叱”条，所用语例为“上以所持杖击未央前殿槛，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太平御览》引《东方朔传》）注释道：“叱叱，犹喂喂。呼唤声。”武文不满足于《辞海》所引短句，追溯原来的全文，并注意汉武帝原话与东方朔解谜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都值得称道。但是，对一些情况的判断有误，导致推论不善，结论难以服人。《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五《果部二·枣》引《东方朔传》：武帝时，上林献枣，上以所持杖击未央前殿槛，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击槛，两木，林也。来来者，枣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帝赐帛十匹。武文说：“‘来来’不是枣”，也就是说“来来”叠加后组不成“枣”字；同时认为《太平广记》所引作“束束”正确，因为“‘束束’二字叠加，是繁体‘枣’字”。故认为《辞海》“弃用《太平广记》而用《太平御览》明显有错的一句话作注脚”为一谬。“来来”叠加真的不成“枣”字么？枣，繁体正字作“棗”，异体字有作“束束”叠加的，其实另外也有“来来”叠加的。追溯其源头，可以来考察枣字正字、异体字的一半“朿、來”的古老联系。《六书通》“朿”字篆体作，《金文编》“來”字写作，可见二字在秦汉以前已经极其形似。这导致了以“朿、來”为偏旁的字混用。比如“敕/勅”字，《六书通》篆体既有作，又有作，后来楷体分别写作“朿+攵”“勑”，均成为常见的异体字。“枣”字也不例外。《汉语大字典》所收枣戈作，《六书通》篆体作，极其像“來來”叠加，后来“枣”之异体字即有作繁体“來來”重叠者。见录于金韩孝彦《四声篇海·來部》、冷玉龙、韦一心主编《中华字海·一部》等。唐颜元孙《干禄字书》、北宋处观《精严新集大藏音》、《四聲篇海·朿部》、清毕沅《经典文字辨证书》所收“枣”字异体字，则径作简体“来来”重叠。东方朔所谓“來來者，枣也”，毫无文字错误可言。此外，从版本学的角度，也可以证明《太平御览》作“来”字的可靠。《东方朔传》（此书不是《汉书》中的《东方朔传》，《佩文韵府》卷九三之七误作《汉书·东方朔传》）此则故事，更早见引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十《枣八》，东方朔语作：“叱叱！先生來來！”唐欧阳询主编《艺文类聚》（武德七年，624年成书）卷第八十七《果部下》作“叱！來！叱！來！”今均存有宋本，甚为可靠。这些引用都是早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可以佐证《太平御览》作“來”字，是最接近原本的。这几本书所引的《东方朔传》，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八卷，无作者姓名，说明五代前后尚能看到该书，后来亡佚。《太平御览》千卷是给宋太宗看的，编纂了七年，较为慎重。有宋本传世。《太平广记》五百卷，仅用了两年，明代之前刻本流传很少，原书缺佚舛误较多。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校补传抄本，刻板重印，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从二书编纂流传等情况来看，《太平御览》较之于《太平广记》更为可靠。因此，《辞海》引《东方朔传》语，用《太平御览》，不用《太平广记》，是明智之举。《汉语大字典》也是如此。本作“来”字，《太平广记》为何作“束”？作“束”妥当么？“朿、來、束”形似而混用，其来既久。久而不知其历史。到宋代，有人想廓清此事。孙奕认为“束、來”混用是俗写所致，其《履斋示儿编》卷二十二《字说》云：“世俗写‘束’字并作‘來’形，写敕为勑者，盖俗书变束为來也。”孙奕的批评说明“束、來”混用在当时非常流行。“來來者，枣也”，对于当时一般人来说，毫无突兀之感，更不会认为有什么错误。正字、俗字须区别的观念加强后，多少影响了异体字的传播与接受，使得一部分人对一些异体字陌生起来，进而对一些文本不解其意，以为有误，遂加篡改。大概那些已经不知“來來”叠加也可成繁体“棗”的异体字，还知道“束束”叠加可成繁体“棗”的异体字的人，便改“來來”作“束束”，比如传本少、舛误多、今见最早传明本的《太平广记》、清吴宝芝撰《花木鸟兽集类》卷上。更有甚者，连“束束”叠加可成繁体“棗”的异体字也不知的，干脆径作“朿朿”，如明彭大翼撰《山堂肆考》卷二百六《果品·枣子》。大概这样他们就觉得“枣”字有了着落。但是，这样改动之后，汉武帝的原话还能否成话？“叱叱！先生束束”“叱叱！先生朿朿”作何理解呢？“束束”“朿朿”都是不明就里，过分强调东方朔解谜话语，顾后不顾前所导致的妄改。其实，原文的妙处即在汉武帝原话，纯粹以日常口吻写来，平淡无奇；至于东方朔口中，翻作谜面（隐语）看，解释得天衣无缝般，始乃令人称奇赞叹。如此来看《太平御览》“叱叱，先生來來”（或标作“叱！叱！先生來！來！”），只是急切呼唤东方朔前来，则自然顺畅。武文取“束束”而顾此失彼，是其又一个疏忽。
读音之辨
武文说：“古人把叱字，读七音，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读了。”此句有两个值得商榷之处。第一，古人把叱读七音之外，还有其他读音。东晋徐邈注叱音“七”（陆德明《庄子音义》引），宋《集韵》、元《韵会》注叱“戚悉切，音七”，可见叱读七，在古代的确存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叱在古代还有其他读音。许慎《说文解字》注“从口七声，昌栗切”；陆德明《庄子音义》注“昌实反”；《唐韵》、宋《集韵》、元《韵会》、明《正韵》注“尺栗切”，所以说叱在古代至少有两个读音，绝对不是“读七音”这么简单。第二，普通话里的确不把叱读作七了，但所有的人都如此么？放宽眼光来看，今天仍有把叱读作七音的。不少研究已经揭示，客家方言保留了唐宋时期的许多汉语语音。查阅刘镇发著《客语拼音字汇》，客家话“叱”读cid5、qid5，“七”读qid5，说明现在客家人仍把叱读作七（当然是接近唐宋时期的读音）。武文说叱：“在古文中发作qi（七）声”，乃是以今律古，叱、七，在古代绝对不发qi，后者不过是现代以来普通话的注音而已。类似叱字读音变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又如许多入声字，在普通话里都融进平、上、去三声里了。这些都没法在普通话辞典里反映出来。《辞海》是现代辞典，以注普通话读音为要，难以承担注古音、注方言的任务。故它未注出此则故事中叱、七同音，亦不为过。至于武文认为此处当“注第二音qī”，则是混同古今，不伦不类，犹如关羽战秦琼。
意思之辨
武文说“叱叱”谐音七七，与四十九有关，而《辞海》解释为“呼唤声”，与原意“风马牛不相及”。“叱叱”，在汉武帝原话语境里，就是呼唤声。这在其他语境里也有同样的体现。比如西汉刘向《说苑·反质》：“宣见夫子居宫庭，亲在，叱叱之声未尝至于犬马。”《辞源》“叱叱”条，引此条语例解释作“呼声”。至于在东方朔的解说中，“叱叱”谐音七七，与四十九有关，不过是暂时的语境（东方朔自己营造了一个隐喻的游戏语境），脱离了这个特殊的语境，“叱叱”就与四十九毫无关系，这就不是它的本义，在辞典中当然不能列入解释项。“叱叱”，在这个故事里，一方面用的呼唤声的本义，但另一方面在用了它的谐声的联想字——是它的声音“衍生”发挥出来的，与它的本义无关。这是字谜里的谐音妙用。不能用谐音的联想字的意思来解释它的本意。 “叱叱”作为呼唤声，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人们在呼唤时，往往发出一些相关的声音以示意。如“嗟”，《礼记·檀弓下》：“嗟！来食！”叠字作“嗟嗟”，亦表示招呼，《诗·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叱叱，正是类似的呼唤发声。《汉语大字典》引语例与解释，与《辞海》相同。《说苑》不一定早于《东方朔传》，但后者仅见引于唐以后的总集。《辞海》为何不像《辞源》一样用《说苑》的材料呢？《说苑》“叱叱之声”一条，“叱叱”一作“叱吒”，盖形近而生出异文。《汉语大词典》即用的是作“叱吒”的版本，解释为大声吆喝。大概是因为版本上存在异文，难以确定孰是孰非，所以《辞海》在选择“叱叱”语例时，没有用《说苑》，而用了《太平御览》所引《东方朔传》。如果是这样，可以说它选择语料较之《辞源》更为谨慎。概括来讲，武文失误在于：（一）不解文字流变；（二）不解古今音变；（三）不明语境范围。总之，对古代文史材料的考量，需要具备各方面的知识，运用适当的方法，须有立体的、动态的历史空间意识，如此方能得出近乎历史真实的判断和结论。否则，会流于自说自话，甚者破绽百出，进而贻误读者。《论语·为政》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乃不易之论。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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