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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化思考·古代文学与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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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20年12月01日 星期二

    向《聊斋志异》问疫病

    ——“古代文学与医学”之四

    沈伟 《 博览群书 》( 2020年12月01日)

        疫病自古就是对人的生命健康威胁最甚的自然灾异之一,其传播不仅在各类史籍中留有触目惊心的记载,同样也成为沉痛的历史记忆反映在文学作品之中。蒲松龄作为一名关心民瘼的底层文人,其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颇多以忧民纪灾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有18篇涉及疫病书写,所涉疫病类型除原因不明的大规模瘟疫外,还包括结核病、疟疾、天花以及动物类疫病,如牛癀、马瘟等。

        疫病书写及现实背景

        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山东淄川的乡村,对于农村灾害与百姓疾苦十分熟悉。袁世硕先生指出:“在蒲松龄生活的康熙年间,旱灾、涝灾、虫灾、雹灾,近二十余次。”(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齐鲁书社1988年版,P287)这些自然灾害往往会引发大规模疫病,给百姓带来双重苦难。据《淄川县志》记载,清康熙十七年(1678),“四月不雨,五月二十六日始雨,复旱,沴气为祲,人多病疫。”([清]张鸣铎修,张廷寀等纂《乾隆淄川县志》,卷三《灾祥》,艺林石印局,P168)二十二年(1683),“凶年之后,人多疠疫也。”(同前)《聊斋志异》涉及疫病的情节,正是源自蒲松龄面对疫病肆虐下社会惨状的所观所感。此类篇目或以疫病为故事背景,如《青梅》中写道:“是时,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从女。未几,媪又卒。”(任笃行辑校《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版,P662)《小梅》中亦说道:“忽四乡瘟疫流行,死者甚众,一婢病三日死。”(《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778)或将疫病作为过渡情节一笔带过,如《妖术》中“仆疫不起”(《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01),《雷曹》中“夏遘疫卒”(《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612),《鬼妻》中“妻遘疫卒”(《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542)。另有数篇以疫病为主题,如《牛癀》《韩方》等。在涉及疫病的小说中,《瓜异》颇为特别:“康熙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圃中,黄瓜上复生蔓,结西瓜一枚,大如碗。”(《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657)全文仅28字,寥寥数语似是专为志异而作,其实不然。《〈聊斋志异〉遗稿》中此篇《附记》写道:“辛巳夏,各省多潦,瘟疫大盛……戾气之流,在人则为疾疹,在物则成异类。”(同前)可见《瓜异》并非纯是记述见闻,而是对瘟疫之下人心惶惶,流言四起的社会状况的反映。

        《聊斋志异》中的疫病书写不仅是蒲松龄对疫病横行下社会状况的真实记录,亦与他自身及亲人饱受疫病之苦的切身感受有关。蒲松龄曾患有疟疾,其在《病疟歌寄孙蕴玉》一诗中详细描述了自己患病时忽而热极忽而冷极的痛苦万状。如“老夫五旬初病痁,岑岑头重如乘船”“溽暑忽变作严冬,才出雪窖又炊笼”“三月龙钟杖初起,参差瘦骨深两睛”,最后发出“疟兮疟兮虐如此”(蒲松龄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聊斋诗集》《病疟歌寄孙蕴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P679)的沉痛慨叹。疟疾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在卫生条件简陋的乡下是十分常见的疫病之一,《聊斋志异》对此疫多有描写。如《顾生》提及“世子疟疾新瘥,今日亲宾作贺,先生有缘也”(《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695);《钱卜巫》有“时方东作,病痁不能耕”(《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645)。更让蒲松龄“情不可忍”的,是其晚年诸稚孙皆病痘而亡:“何意一堂欢,已招鬼神忌!学步方初成,一朝尽夭逝。”(《蒲松龄集·聊斋诗集》《诸稚孙皆以痘殇,情不可忍》,P640)痘疹作为一种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烈性疫病,曾夺去无数人尤其是孩童的生命。《聊斋志异·放蝶》篇中太守之子便是“痘儿惊陷,终夜而死”(《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530),连官吏士绅尚不能免,蒲松龄这类贫寒之家更是束手无策。

        疫病书写的道德内涵 

        东汉刘熙《释名》解释“疫”的语源曰:“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东汉]刘熙《释名·释天》,中华书局1985年版,P9)意为疫病发生是鬼神驱使所致。古代社会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民众无法正确认识疫病发生的原由。在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以及重德理念的影响下,疫病的发生与消失,往往被认为与个人的德行及上天的奖惩紧密关联。《聊斋志异》中《牛癀》一篇写道,六畜瘟神专司牲畜疫病,养牛户陈华封因好奇掀开其耳后厚膜,意外放出其脑中所藏牛癀,酿成大祸。瘟疫发生后作为行瘟使者的六畜瘟神主动告知药方,始作俑者陈华封却“欲专利,秘其方,不肯传”,以致自家病牛也医药不灵,广传药方后始解此疫。(《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1399)这则故事颇耐人寻味,尽管在脑中藏有数种疫病的是六畜瘟神,然放出牛癀者却是人自身。而单凭瘟神所示药方亦无法弭祸,唯有人不存私念方能消灾自救。读此篇可知瘟神固然可畏,人之私心更加可畏。何守奇评之曰:“一怀私意,则方遂不效,人之不可自私也如此。”但明伦亦言:“世之有奇方而不肯轻泄于人者,谨防神罚。”(同前)

        蒲松龄的这一思想,并非只是对世人的警醒,他自身也在努力践行。其自撰医书《药祟书》中有关疫病的药方达12种,如“治霍乱吐泻”“辟瘟方”“治伤寒”“治疟疾”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所需药物皆为老姜,绿豆,白蜜,黄酒这类居家随手可取之物,真正做到“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蒲松龄先生遗著补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P89)。无论是在小说中劝导人们不可存私,还是在现实中毫无保留地将药方公之于众,皆体现了蒲松龄博施济众的仁者情怀。

        因人自身过失而导致疫病发作的例子还见于《聊斋志异》其他篇目。《武孝廉》中,石某“夙有瘵根”(《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968),垂死之际蒙狐妇相救得以复生,并在狐妇相助之下飞黄腾达,冠盖显赫。然石某得志后竟忘恩负义,不仅将狐妇拒之门外,甚欲杀之。最终狐妇收回丸药,石某病发而死。《珊瑚》中,安二成与其妻臧姑心术不正,结果报应在其子身上,长男病痘而死,次男随之而亡。尽管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因果报应之说皆为无稽之谈,然在科学矇昧的古代社会,这类故事亦可起到劝善惩恶、警醒世人的效果。

        疫病书写与历史记忆

        《聊斋志异》除精心结撰的花妖狐鬼故事之外,另有记录见闻、粗陈梗概的短章。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言:“先生意在作文,镜花水月,虽不必泥于实事,然时代人物,不尽凿空。”(《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2482)《聊斋志异》中许多与时事相关的奇闻异事,或隐或显留下了时代的烙印,在驰想天外的鬼怪故事中,透露出不便直言的历史讯息,这类文章亦可见于以疫病为叙事主体的篇什。

        《韩方》讲述明代济南以北数州县瘟疫流行,韩方的父母亦身染重病。南乡土地神告诉韩方,东岳大帝正召集屈死鬼中“有功人民,或正直不邪祟者”任用为城隍、土地,这些鬼魂急欲赴泰山求职,沿途勒索钱财,谋求口食,故而发动这场瘟疫。如要解此疫,只需“以黄纸置床上,厉声言:‘我明日赴都,告诸岳帝!’病当已”。(《会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P2396)韩方依法而行,父母果病愈。这则故事中的驱疫之法近乎玩笑,而疫病发生之由更为荒诞,蒲松龄意在将那些想方设法盘剥百姓的官吏比做急功近利、勒索钱财的恶鬼。学者多将这则故事视作体现《聊斋志异》讽刺艺术的典范,从文末的议论可以看出,这一解读亦符合蒲松龄本意。然而有一细节很容易被忽视,即这些疫鬼的来源。故事中提及“今日殃人者,皆郡城北兵所杀之鬼”。明清易代之际,战乱频仍,山东地区屡遭兵燹,军民死伤无算,尤其骇人听闻的是发生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济南之屠。据史志,该年清兵直驱山东,在济南大肆屠戮劫掠,城破后付之一炬。生员陆璘、陆琇等描述灾后景象称:“但见城中焚杀已空,残尸烧埋已尽,兄骨无存,仅得招魂。……泣思百万惨屠,全家泯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乙编》卷二五二“崇祯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兵科抄出浙江巡抚熊奋渭题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P101)待清人修史,对于凶残屠戮之事或避重就轻,或闭口不提。此事蒲松龄虽未亲历,然此等惨祸未能轻易从山东人记忆中抹去,口口相传保留下来。蒲松龄碍于当朝者的威慑,不能秉笔直书,只好将“新闻总入鬼狐史”,以鬼神怪异之说,补史之阙遗。《韩方》中,蒲松龄将丧生于清兵刀下的“枉死之鬼”作为发动瘟疫的源头,极言瘟疫规模之大,“比户皆然”。既可见瘟疫暴发之猛烈,亦可见疫鬼数量之巨,以表明此次屠杀的惨状。

        另一则故事《厍将军》乃这一主题的重奏。厍大有得吴三桂麾下祖述舜厚遇,屡蒙提拔,升任为伪周总督,后见祖述舜大势已去,顿生异心,将其捆绑进献至清军蔡总督处。一日,厍将军梦见自己身至地狱,阎王为惩戒其背信弃义之行,命鬼隶以沸水浇其足。醒来后,其双脚疼痛肿烂,指甲脱落。后身体日渐衰弱,终患疟疾而死,死前犹呼“我诚负义”。厍将军甘事伪朝,可谓不忠;又背主求荣,可畏不义。作者所要批判的不仅是其有悖于“国士庸人,因知为报”的道义,更是其叛吴降清的实际行为。在清人高压统治之下,蒲松龄不能对厍将军投降满清的举动直言鞭挞,便借阎王之手对其进行惩戒。蒲松龄自身曾患疟疾,故对此类疫病发作时的痛楚有切身体会,小说中厍大有终因疟疾发作而死,可见其对明清鼎革之际首鼠两端的贰臣之痛恨。然而作者将厍将军在阴间所受惩处安排在梦中而非死后,表明厍将军深知投敌之举于大节有亏,故时受良心谴责,以致死前仍自呼负义。由此可知,蒲松龄固然对失节降清的贰臣颇为不耻,然亦能察知其内心的痛苦与矛盾,故而在基于道义的批判外,犹怀有深切的同情。袁世硕先生认为:“(《聊斋志异》)许多书写时事的篇什,所叙之事,虽然荒怪,却记录了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明末清初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意蕴深邃,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文学欣赏性。”(袁世硕,《聊斋志异》时事短篇考析,《蒲松龄研究》,2015年2期》)这两则故事虽皆与疫病相关,实则言在此而意在彼,鬼狐只是叙事形式,而非表现内容,作者真正要传达的是这类荒诞怪异之事所生成之历史背景。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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