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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20年12月01日 星期二

    仇兆鳌与《杜诗详注》的幕后

    (日)佐藤浩一 《 博览群书 》( 2020年12月01日)

        /壹/

        王朝交替时期常常处于混乱的局势,这个时期杜甫诗特别受到关注。北宋的辛弃疾、南宋的陆游、金的元好问等,著名诗人的名字不胜枚举。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有着爱国情怀,痛惜国土的毁灭,他们将杜甫作为主心骨来仰仗,将自己的爱国情怀重叠在杜甫的“爱国忠臣”上。这样的姿态,往往出于他们要确认自己良心的一种动机。笨拙的,憨直的,甚至有时还被误解的“爱国忠臣”杜甫,反而受到后世人们的信赖,杜甫诗也经久不衰地被爱读下来了。仇兆鳌也是一个杜甫诗的爱读者。他作为《杜诗详注》的撰者很有名。但是他为何爱读杜甫诗,却很少被知晓。仇兆鳌于康煕二十四年(48岁)进士及第,此后一直在翰林院奉公。康熙帝对翰林官员们写的文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为了督促翰林官员提高自己作为一名专业写作家的意识,命令其写诗文而提出。于是,仇兆鳌就把过去撰写的《杜诗详注》交了上去。他认为俚语芜词的文章不值得提出,而杜甫的文章有提出的价值——他在序文里表明了其理由。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详注》进呈的背景,但是这个进呈有着不可忽略的问题。第一,他是否违背了故乡的传统思想?仇兆鳌恭顺地向康煕帝进呈的行为,是否令他对鄞县的那些具有反抗精神的知交怀有内疚?如果不然,那将如何保持其精神上的高洁?第二,写作的动机。根据上面的引文可知,《详注》在进呈之前已经写就,并非是在康煕帝的谕旨下达后才开始写作的。那么,在进呈以前,写作《详注》的本来之动机,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新问题。 位于浙东的鄞县(宁波市),在明末清初是抵抗清朝最强烈的地方。晚明崇祯十一年(1638)11月16日出生于此地的仇兆鳌,从小就体验了明末清初的各种变故。当然,在进呈《详注》的康煕三十二年,时代进入清朝已经半个世纪,抵抗的热情已大致熄灭。比如,从康煕十八年起开博学鸿词科,明朝的遗民大多得到安抚,而作为反清势力的三藩之乱也在康煕二十年(1681)被平定,清朝已大致确立其安稳的统治。清初顺治三年举行的进士科考试,已经出现了鄞县的及第者。此后三年一度的进士科,每次都会产生多名鄞县的及第者。就仇兆鳌自身而言,康煕二十四年进士及第,表明至晚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不做明朝的遗民,而顺从了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仇兆鳌遵循清朝皇帝的谕旨,便可说是符合道义的应行之事了。不过,即便仇兆鳌已站在清朝臣民的立场,他怀着怎样的想法写作《详注》,这一点依然不能忽略。特别是,当仇兆鳌的鄞县知交们将拒绝出仕清朝的立场贯穿终身时,仇兆鳌却选择了与他们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更值得深入考察。

        /贰/

        作为思考这一问题的前提,首先要确认几位特受仇兆鳌敬爱的鄞县知交,就是王嗣奭、黄宗羲、万斯同三人。王嗣奭(1566—1648)正是70年前的同乡前辈。《详注》确是名副其实的“详注”,其中多次引用了前人的注释。其中仇兆鳌参考最多,且被他认定为最优秀的杜诗注本,就是王嗣奭的《杜臆》。他在清军南来后仍拒绝辫髪,将明朝遗民的态度坚持到最后。仇兆鳌对王嗣奭的说法多所遵从,其主要的原因当然在于《杜臆》本身的优秀,但与此同时,这王嗣奭是值得向慕的同乡前辈,就更能吸引仇兆鳌的关注。黄宗羲(1610—1695),作为与顾炎武、王夫之并列的代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主持的学校“证人书院”里听他讲课的人中,有一位就是仇兆鳌。康煕四年,仇兆鳌与友人万斯同一起到黄宗羲所住的余姚,拜访并受业。3年之后,还把黄宗羲邀到鄞县,亲聆教诲。到康煕三十二年黄宗羲刊行《明儒学案》时,仇兆鳌也寄去一篇序文,其中称黄宗羲为“吾师棃洲先生”,结尾署名“受业仇兆鳌”。由此也可以确认两者之间牢固不变的师弟关系。仇兆鳌被推为黄宗羲门下最优秀的弟子,比如万斯同就说过:“黄先生之门人遍于浙东西,而四明仇沧柱(兆鳌)先生为之冠。”这样,仇兆鳌便与一位大儒具有直接的师弟关系。但在二人之间明显不同,黄宗羲始终保持了明朝遗民的立场,即便受到清朝的招诱,也坚决拒绝,直到最后。万斯同(1638—1702)是仇兆鳌的朋友,他们同年出生,同为鄞县人。因其父万泰是黄宗羲抗清的同志,交往甚深,故万斯同从17岁开始便师事黄宗羲。万氏是彻底抵抗清朝的家族,万斯同也曾拒绝康煕十七年(1678)博学鸿词科的招诱。康熙十八年42岁的时候,他参加了《明史》的编纂,但不受清禄,始终以保持布衣身份作为条件而参与其事。仇兆鳌与万斯同二人之间,不仅是一起听黄宗羲讲课的同学,此后也继续保持着交往关系。王嗣奭、黄宗羲、万斯同三人,其共同点是决不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出仕清朝。与他们成为对照的是,仇兆鳌在49岁时开始做了清朝皇帝的臣下,后来又恭敬地进呈了《详注》。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仇兆鳌对这些人一直持续着思慕之情。假如这种思慕被中途放弃,那么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仇兆鳌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然而就因为他们事实上的牢固不破的关系,迫使我们不得不更深入地看待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从中推察到仇兆鳌的某些不曾改变的显在或潜在的意识,使他克服了对于旧日知交的负疚心理。 

        /叁/

        立足于此,当我们重新精读《详注》时,就会注意到,上述意识的主要内容之一即孔孟思想——特别是“论世知人(知人论世)”的观点,是非常显在的。仇兆鳌在《详注》的序文中如此阐述:

        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对这里所谓的“论世知人”作更为精确的解析,则“关于世运”跟“论世”相对应,而“关于性情伦纪”跟“知人”相对应。此种对应在《杜诗详注·进书表》中展示了更为具体的理路。也就是说,仇兆鳌在阐述“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的基础上,说明由此可以看到“杜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和“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以及“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与“干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解析开来看,“爱国忠君之志”与“育才造士之功”与“知人”相对应,而“盛而忽衰之故”与“乱而复治之机”与“论世”相对应。

        实际上,这“论世知人”在《详注》中屡屡被提及,可知仇氏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以“论世知人”为明确的意识。所谓“论世知人(知人论世)”,本是源自经学的批评理论,声名极高。对仇兆鳌来说,正如上面的引文所明示的那样,也是从孔孟思想、经学观点出发的。这“论世知人”的经学观点,恐怕是仇氏与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相联结的纽带中非常主要的一条。因为有了这样的观点,才可以保持一种意识,克服他对于黄宗羲等人的内疚感。不管怎么说,在明末清初兴起的“尊经复古”之潮流中,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的黄宗羲等人,是其中心的人物。当然,知识人尊重经学,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首先应该判定,以无愧于“详注”之名的博引旁证为能事的仇兆鳌,他对经学的尊重是响应黄宗羲主张的一种表示,是对重视学问的“尊经复古”潮流的继承。

        实际上,仇兆鳌还有一个可以视为“尊经复古”之变奏的自号。他自号“尚友”,典出《孟子》的《万章篇》。在《孟子》中,这“尚友”是与“论世知人”处在同一语境的说法: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里说的“论世知人”,意谓:“要把古人当作朋友,读他的诗而不知道他的身世,那理解是不深的。所以,有必要讨论这个古人的生活时代。”孟子的结论是,这样才能“尚友”(尊敬古代的贤人,把他们当作朋友)。这也就是说,“论世知人(知人论世)”的实际内容,无非就是为了“尚友”。仇兆鳌在《详注》的进书表、序文及正文中之所以反复讲到“论世知人”,其原因也容易理解,因为跟“论世知人”直接相关的“尚友”,原是他本人的自号。如上所述,可以确认“论世知人”是与仇兆鳌的自号相关的主要意识,而且可以认为,这种主要意识,在尊重《孟子》经典,与古代贤人杜甫“尚友”的意义上,是接受了“尊经复古”潮流之影响的结果。在此,重新考虑仇兆鳌的意图:为什么要把包含了“论世知人”精神的《详注》进呈给清朝的康煕皇帝?由于仇兆鳌曾在批评皇帝的语境中使用“论世知人”一语,就可能极为突出地映入同样身为皇帝的康煕帝的眼帘。比如,对于《忆昔二首》(卷13),在注明“此伤肃宗之失德”的基础上,又加按语云: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此是与《进书表》所谓“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直接相对应的按语。而正因为如此直接的对应,便更容易引起联想,引起康煕帝的注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显在的“论世知人”意识的《详注》,就决不仅仅是顺从皇帝要求的产物,而可以认为,其中潜在着浙东鄞县的文化氛围所养育的仇兆鳌式的思想。在注释杜诗的前人著作中,令仇兆鳌最具敬意的是王嗣奭的《杜臆》,而且王嗣奭正是仇兆鳌应该仰慕的故乡鄞县的前辈。年届八十之时完成了《杜臆》的王嗣奭,在序文中如此解释其书名的由来。序文把《杜臆》的“臆”解释为“意”,明确交待它是从孟子的读诗法“以意逆志”引申而来。《孟子》的原文如下,见《万章篇》:“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正如周裕锴氏所指出,到了明末清初,“以意逆志”与“论世知人(知人论世)”从理论上被结合起来,具有了共同的目标。仇兆鳌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以“论世知人”为主旨的仇兆鳌,对于标榜“以意逆志”的王嗣奭,就更容易抱有同感了。

        另外,如上所述,这“论世知人”也与“尚友”具有直接的联系。

        “以意逆志”“论世知人”“尚友”,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互相关联的语句时,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们全都来自《孟子》的《万章篇》。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集中了这些语句的《万章篇》,是以这样的话结尾的:“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仇兆鳌原是鄞县的急进原则主义的思想环境所生育的人物。在抵抗清朝的氛围中成长的他,以并无负疚的心理将《详注》出示给清朝的皇帝,完成这种进呈行为的必要前提,是一种根本性的观念的潜在:如果给你看了,还不接受,那么“不听则去”,断然离开。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完成了进呈行为。如果考虑到这种潜在意识的可能性,那么仇兆鳌究竟想对康煕帝表达什么呢?首先,明白彰着的一点是,通过杜甫的诗集而示之以“论世知人”。其次,与此显在的“论世知人”具有直接关系的一点是“尚友”。

        当然,所谓“尚友”即“可敬的值得当作朋友的对象”,在《详注》中无疑是指杜甫。那么,在仇兆鳌的心目中,是怎样把杜甫当作朋友的呢?“尚友”一语所出的《孟子·万章篇》,是这样解释“友”的:“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也就是说,把上下、贵贱等背景置之度外,只是仰慕其人之“德”,这是“友”的定义。

        如此说来,仇兆鳌是想通过对杜甫的推崇,而推崇其“德”。这应该是进呈的动机之一,其思想基础是“不听则去”。

        自《详注》进呈以后,仇兆鳌逐渐得到了重用。此前一直停留在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的官位,一步一步升为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最后到达翰林学士。这个官位是得到皇帝信赖的文词经学之士能做的,从中可以窥知,康煕帝是把仇兆鳌认做忠臣的。联系上述“不听则去”的可能性来说,就是康煕帝“听”了仇兆鳌的话。

        《详注》的写作是以“论世知人”为目标的。这“论世知人”意味着“尚友”,这“尚友”意味着“仇兆鳌”这个人。也就是说,写作《详注》这件事,也是仇兆鳌诉说其自身的行为。期待着“论世知人”的仇兆鳌期待着“尚友(尊重古代贤人,以之为友)”,他因此而“尚友”杜甫。所谓“友”,是“友其德”,杜甫正是被仰慕为有德的人。

        为什么要读杜甫诗?仇兆鳌的期待是:通过把有德的人当作朋友,使自己也追求有德,以完善自己的人格。自号“尚友”,便是其证据。阅读杜甫诗是这样一种高洁的精神活动,因此也不会对鄞县的思想环境抱有负疚,而完成了进呈的举措。(作者系文学博士,日本杜甫学会理事,日本东海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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