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对费孝通的回望

    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近十年的学术研究中非常关注和重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保护以及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等问题。他于1997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

    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多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赎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

    费孝通先生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这一文化自觉的理念首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文化自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或称“无形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或“有形文化遗产”而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它包括五个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集体性、变异性、地域性等特征。

    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学术思想不仅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更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反思的思想结晶， 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费孝通先生对“文化自觉”的界定和概括， 包含了什么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涉及的范围和内容， 进行文化自觉的目的和意义， 实现文化自觉的途径步骤， 以及文化自觉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理想的目标等。费孝通先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过去的传统文化带给现代人，所以现代人应该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自觉地传承和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形成地域共同体以及文化自觉的关键所在，保护和利用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就在于此。费孝通文化自觉论的学术思想为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学理依据。

    费孝通先生晚年的学术研究中非常关注和重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保护、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以及多元文化共生等问题。他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孝通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可能就是提出文化自觉问题和多种文化和平相处的文化伦理问题。在民族学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学说，这种学说对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怀着极大的肯定和尊重。当全球化的浪潮愈来愈近时，为了表述得更加简便，费孝通将他的“全球文化多元一体”思想提炼成为16个字，道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论”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工作，推进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大了对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力度。

    人文资源概念的提出及其当下意义

    2000年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这时，费孝通先生首先意识到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碰撞在所难免，解析不同民族文化的变迁历史、寻找文化沟通、交流的有效途径，并从中找到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进步的新生之路，应是西部开发中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在我国的西部，不仅有许多珍贵的自然资源，还有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我们的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蕴藏在这些人文资源之中。因此，在西部开发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西部的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的大战略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人文资源”概念：

    人文资源是人类从最早的文明开始一点一点地积累、不断地延续和建造起来的。它是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人类的艺术，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人文资源虽然包括很广，但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人类通过文化的创造，留下来的、可以供人类继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就叫人文资源。

    在日本一般用“文化资源”这一术语来表述人文资源。“文化”和“资源”都是比较常用的词，但是，由它们的组合而形成的“文化资源”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的日本学界却并不常用。

    从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开始，日本一直把地方有形文化财和无形文化财视作重要的人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看待。在日本，把文物古迹、古典园林、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城乡风貌、民俗风情等都被当作文化资源。日本的经验证明，文化遗产可以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和文化创新的资源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让大众参观欣赏文化遗产是其发挥作用、实现价值增值和传承的重要途径。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可以适当地合理开发，但开发利用上，一定要从区域文化的整体特征来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品位，并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结合起来。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人文资源开发思想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文化资源开发思想不谋而合，是一种较为超前的应用对策性学术思想，为我国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人文资源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所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文明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的文化积累和文化创造，它不是今天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而是自古就有之的。但将其作为资源来认识，却是今天才有的，所谓资源是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的，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所论述的资源。也就是说，人类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只是静态的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博物馆里，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联系，其仅仅只能称之为遗产，却不能称之为资源，只有当它们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活动及社会的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后，才能被称之为资源。

    费孝通文化观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启迪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顺应了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一带一路”沿线包括68个国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自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丝绸之路开辟出横贯东西方商贸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对中国和沿线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长久以往，已经凝聚成一种丝绸之路精神。丝绸之路精神的实质是开拓精神、互利精神、包容精神、和平发展精神。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文化共生思想仍将成为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坚实和实施实践的理论基石和思想源泉。

    当今，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合作与共赢”仍是世界大趋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原则。我们国家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交流的过程中，坚持中华文明追崇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优秀传统内质，走和平发展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国际环境。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国家环境和民族环境的局部战略利益，站在全球文明的角度来建设“丝绸之路”，将有可能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产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重大影响。

    费孝通先生主张的“美美与共”和包容精神必将引领“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成功之路。丝绸之路是横跨中西、连接欧亚的贸易交通线，在历史上对促进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起过重要作用。各国在交流中坚持相互包容，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文化形态，为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观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作者简介：色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师承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