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一楼展厅，可以看见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一件植物标本木槿和鲁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册。这件展品下面的说明是：“鲁迅采集的植物标本”，但这件标本左下角原有的标签上却有“蒋谦制藏第 号”字样，采集地为“西湖岳坟”，采集时间为“己酉年七月”。实际上，除了这件木槿，北京鲁迅博物馆还收藏了另一件植物标本马蓼。马蓼标本的制作收藏人同样也是“蒋谦”，但采集地为“西湖”，采集时间为“己酉年八月”。
“己酉年”是1909年，距离现在109年了。这年夏天，鲁迅结束了留学生活，从日本回国。秋天新学期开始后，他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这是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在许寿裳的《鲁迅先生年谱》中有：“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当然，以上所说的月份“六月”“七月”“八月”都是阴历。虽然都没有更具体的日期，但总之是，鲁迅是在到两级师范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植物标本的采集。
对于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的任职，大多数说法是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鲁迅自己在《俄文译
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也说：
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
担任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的鲁迅又怎么会采集植物标本呢？原来，除了担任化学和生理学的教课，鲁迅还兼任博物科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当时，浙江两级师范聘请了八个日本教员，其中以博物科的日籍教员最多。这些日本教员的教课都需要课堂翻译，鲁迅、夏丏尊、杨莘耜、钱家治等留学日本的教员都曾经担任过日本老师的翻译。鲁迅是优级师范理化科和博物科的生理学教员，为同为博物科的植物学教员做翻译是很合适的。当然，鲁迅做植物学翻译有足够的条件。他资料显示，他在弘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学过植物学。甚至也有一种说法是，鲁迅在两级师范的主要工作是做日本教员的翻译。如夏丏尊回忆说：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再如杨莘耜在回忆中说：
在杭州两级师范教书时，与我比室而居，朝夕相见。他做日本教师植物学翻译，自己教生理卫生；我做日本教师动物学翻译，自己也教生理卫生。每星期六下午他至西湖采集植物标本，我去采集动物标本（鸟类和蝴蝶），各以所得相夸示。
夏丏尊和杨莘耜是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的同事，除了做日本教员的翻译，他们也都有自己担任的教课。夏丏尊担任的教课是优级公共科的日语，杨莘耜担任的是优级史地科的生物学。现在我们不好说究竟鲁迅、夏丏尊、杨莘耜他们在两级师范的教课和翻译哪个更重要。但显然，不管是教课还是翻译，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和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尤其是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学习经历是密切相关的。日本仙台鲁迅记录调查会的渡边襄在《鲁迅与仙台》中说过：
鲁迅在医专一年级所学的课程中，医学领域的重点是基础科目和理论。因此，一二学期的主要科目侧重于副课，有化学、物理学、德
语、伦理学、体育等，占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二。与医学有关的是藤野、敷波两位教授的解剖学、组织学和第三学期的生理学。弘文学院的课程，除日语之外，有动物学、植物学、理化学等相当于旧制初中的课程。
由此可见，他在浙江两级师范的教课化学和生理学都是他在仙台医专学习过的课程。虽然他在仙台医专没有毕业，但化学和生理学都是他在第一学年就已经圆满完成了的课程。更何况，早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采矿专业的时候，鲁迅就学习过化学。因此，从学科出身来讲，教化学、生理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鲁迅在仙台医专读到二年级的时候兴趣志向发生了转变，即大家都知道的“弃医从文”。的确，从1906年鲁迅离开仙台后回到东京，一直到1909年夏天到浙江两级师范任职前，他都在“弄文艺”。后来人们把他在东京的这段时间和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后的最初几年，都作为鲁迅文学的准备期。如周作人说：
鲁迅在东京的日常生活，说起来有点特别，因为他所说是留学，学籍是独逸语学会的独逸语学校，实在他不是在那里当学生，却是在准备他一生的文学工作。这可以说是前期，后期则是民初在北京教育部的五六年。
但是，在这个东京的“前期”和北京的 “后期”之间有一段时间的插曲，就是从1909年夏天回国到1911年底离开绍兴的两年半，按照许寿裳撰写的《鲁迅先生年谱》，在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鲁迅的主要事迹可以列表如下：
宣统元年（1909）二十九岁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化学教员。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宣统二年（1910）三十岁
上季仍任两级师范学堂教员。
下季（八月起）改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宣统三年（1911）三十一岁
上季仍任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九月绍兴光复，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
这段时间的鲁迅，看起来像是接续上了几年前在仙台时候比较枯燥的理科学术生活。在东京研究文学的那些年当然闲散舒适，但是回国谋职的话，能够拿得出手的学历还是仙台医专的肄业证，为了谋生，他也只能捡起来化学、生理卫生这些曾经让他感到“莫遐应接”“脑力顿疲”的功课。植物学不是鲁迅的专业，但却是他的兴趣所在。在《藤野先生》中，“我”对“藤野先生”说的“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是有一定缘由的。虽然作者接着说，其实他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这只不过是安慰藤野先生的谎话。但鲁迅对生物学的兴趣却是真实的。
在杭州和绍兴，学堂里的植物学课程让鲁迅有机会实现自己一直就有的爱好植物的“趣味”。我甚至有些怀疑，鲁迅在杭州做植物学教师铃木珪寿的翻译是他自己主动争取的。
那么，在植物标本左下角标签上的“蒋谦制藏第 号”是什么意思？“蒋谦”又是何许人呢？
裘士雄在一篇关于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一个学生陈士遗的文章《陈士遗与鲁迅》中提到了蒋谦其人：
陈士遗生于一八七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早年是前清第三名优稟生。……不久，陈士遗再次违抗父命，私奔杭州投考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因榜列前茅，他被编入优级史地科，与蒋谦（庸生）、宋崇义（知方）等为同班同学。
蒋庸生在鲁迅日记中出现过三次。1913年和1916年鲁迅两次回绍兴省亲，与蒋庸生都有来往。2013年6月30日鲁迅日记有：“上午钱锦江、周子和、章景鄂、叶谱人、经泰来、蒋庸生来。”和蒋庸生一起到周家拜访鲁迅的钱锦江、周子和、章景鄂、叶谱人、经泰来和
蒋庸生一样都是绍兴第五中学的职员，绍兴第五中学的前身就是鲁迅曾经工作过的绍兴府中学堂，这几人中的钱锦江当时是第五中学的校长，叶谱人和经泰来是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工作时的老同事。7月5日日记中有：
午后同二弟、三弟往大街明达书庄买会稽章氏刻本《绝妙好词笺》一部四册，五角六分。又在墨润堂买仿古《西厢十则》一部十本，四元八角。并购饼饵、玩具少许。由仓桥街归，道经蒋庸生家，往看之。
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蒋庸生和鲁迅是地地道道的同乡，鲁迅上街购物顺便就走到了蒋庸生家。《鲁迅全集》“人物注释”部分有词条“蒋庸生”：“蒋庸生（1885-1966）名谦，字庸生，亦作蓉生，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博物科学生，当时任绍兴第五中学植物学教员。”这个词条和裘士雄文章中的说法略有不同。按照裘文的意思，蒋谦与陈士遗是同班同学，就应该与陈士遗一样都是史地科，但鲁迅担任的课程在理化科和博物科，因此，《全集》词条的说法当更为合理。
周芾棠在《乡土忆录——鲁迅亲友忆鲁迅》一书中写到了蒋谦，在周芾棠的书中蒋谦的名字是蒋蓉生。周芾棠采访蒋谦的时候是1964年，那年蒋谦虚岁八十整。周芾棠写道：
据鲁迅先生在两级师范时的学生、1964年尚健在但已有八十高龄的蒋蓉生老先生告诉我说：
我们到鲁迅先生房里去，鲁迅先生是一点架子也没有的，有时他就躺着边抽香烟，边用绍兴土话和我们这些绍兴籍的学生谈天，谈的更多的是他在日本的见闻。鲁迅先生的案桌上，放的多是一些文学书，除中文外，还有日文、德文版的世界文学名著。
蒋老先生当时又曾对我说：“鲁迅先生在两级师范每周任二十几节课，是很忙的。除备课、编写讲义、批改学生作业和自学外，他每逢星期六下午，还常和铃木珪寿先生带领我们同到钱塘门外的孤山、葛岭、岳坟、北高峰一带去采集植物标本。来来去去，鲁迅先生都是走的，铃木珪寿先生回校是坐轿的。当时学生每人都背一只狭长圆口的马口铁标本箱，并随身携带一把剪刀、一把铁锸。植物总是采比较少见的，一般都连根掘，也有的不连根，只用剪刀剪。植物采回后，鲁迅先生和铃木珪寿先生就指导学生用标本夹一一压平压干，然后再填写科目、采集地点和时间。”这些由鲁迅先生指导制作的标本，
蒋老先生还有十几张保存下来，解放后他已分送给绍兴鲁迅纪念馆、杭州市第一中学鲁迅纪念室陈列和收藏。给杭一中鲁迅纪念室的几张标本，是我经手送去的。当时杭一中还出了收据并写了感谢信，由我亲手交给蒋蓉生先生。
《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中有蒋蓉生送给杭州第一中学的两件植物标本的照片，这两件植物标本的说明是“鲁迅带学生制作的标本：这是1909年（己酉年）鲁迅带领学生采集制作的植物标本，由鲁迅的学生蒋谦保存下来，于1964年送给杭州第一中学。”
这样看来，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的这两件植物标本应该和蒋老先生送给绍兴鲁迅纪念馆和杭州市一中的十几张标本一样，都应该说是鲁迅带领学生采集制作的而不应该简单说是鲁迅采集制作的。
在这件木槿标本边上还有一件鲁迅当年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手稿，鲁迅博物馆展出的是手稿的复制件，原件保存在国家图书馆。这份记录是1910年3月采集植物的时间、地点和种类。采集的时间地点和采集的种类数量罗列如下：
三月一日，孤山，一种；
三月八日，钱塘门内，二种、门外，五种；三月八日，栖霞岭，十种；三月十三日，孤山，八种；三月十四日，灵隐，十六种；
三月十五日，师范学堂内，一种；三月十六日，吴山，一种；三月二十日，本学堂，一种；三月二十二日，孤山，四种；
三月二十七日，栖霞岭，十三种；三月二十八日，玉皇山，一种；
三月二十九日，栖霞岭及葛岭孤山，十种。三月总共采集七十三种。
从以上罗列看，鲁迅在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次数达到11次，并不是“每逢周六下午”才出去。当然，并不是每次采集活动都去野外，有两次采集就是在师范学堂里边完成的。从这份记录上看，鲁迅在杭州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采集的地点都是西湖周边风景如画的地方，但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却说：
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宝淑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
这看起来有点矛盾和不好理解。许寿裳在另一篇文章中也说到了鲁迅在杭州的植物学研究和标本采集：
他在杭州时，星期日喜欢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徘徊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赏而是为科学研究。每次看他满载而归，接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等工作，乐此不疲，弄得房间里堆积如丘，琳琅满
目。
从许寿裳的回忆可以看出，鲁迅当年不光是指导学生制作植物标本，而是自己亲自“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工作”。
现在，我们大体上理清了鲁迅博物馆收藏的两件植物标本的来龙去脉，但疑虑还是不少：这两件植物标本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流转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如果说这批标本都是由蒋谦在鲁迅指导下制作的，那么鲁迅自己制作的植物标本又散落在何处了呢？还是这件标着“蒋谦制藏”的标本其实就是鲁迅制作或参与制作的？这一切还有待深入的探讨。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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