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乘的明代边关志书校注本

    ◎ 陈梧桐

    —读《四镇三关志校注》

    这是上乘的明代边关志书校注本

    临近中秋之际，彭勇教授送来他和崔继来博士合作的《四镇三关志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拜读之后，有以下三点感想。

    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四镇三关志》

    我国的地方志浩如烟海，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截至1949年，我国存世的地方志就多达8300余种。限于人力、物力和财力，目前尚不可能对每种地方志逐一进行整理校注，只能首先选择其中最有价值者进行整理校注。明人刘效祖撰，刘应节、杨兆、王之弼等修的《四镇三关志》，就是其中之

    一。

    “四镇”指的是蓟州镇、昌平镇、真保镇和辽东镇。“三关”指的是居庸关、紫荆关和山海关。这个地区位于与蒙古部的接邻之处，是拱卫京师的屏障。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变”后，北方的边防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尽管朝政腐败，但一些有志之士仍不断进行改革，着力整顿边防，特别是高拱、张居正当国时期，往四镇三关调集精兵强将，组建重兵集团，修筑敌台和边墙，调整对蒙古的政策，更是实现“隆庆和议”，取得“虏酋内附，逆贼伏诛，边境叛宁”的显著成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为了提供朝廷和戍边将士的借鉴，整饬密云等处兵备、山东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王之弼调动官府的资源，聘请名家刘效祖“筹集边事，辑而成书”，编撰了这部《四镇三关志》。此志完成于万历二年（1574），万历四年刊刻，万历六年增修。全书共10卷，近54万字，内容十分丰富。它既有一般志书涉及的有关分野、形胜、建置、沿革、职官和人物的记载，又有边关专志所侧重的军旅、钱粮、骑乘、经略、制疏和夷部的叙述，对研究明代的军事、经济、民族关系和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书中辑录的大量诏敕制疏，更成为研究明代军制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些资料，如关于“忠顺营”“夜不收”的记叙，是其他史籍缺载或载而不详的，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彭、崔二位先生选择这部方志进行整理校注，无疑是颇具眼力的。

    版本梳理与标点

    古籍整理的第一步，是梳理版本的源流，选择底本和对校的本子。彭、崔两位先生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海内外藏书的资讯，理清了此志流传的基本概况。原来，《四镇三关志》在万历四年刊刻之后，发行和流通并不是很顺畅，以至于明代最著名的文献目录专著《千顷堂书目》将其误记为12卷。到了清代，由于书中秉持“华夷之辨”的观念，并记载大量辽东史事，涉及清入关前女真人的历史，触犯清朝统治者的禁忌，遭到清朝的禁毁，更使其流传受到极大的影响。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文网的废弛，边关局势的紧张，边关志书再度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又陆续出现一些民间抄本。但是，由于社会的长期动荡，兵燹和人为的毁损，至新中国成立之时，此书存世的数量已是屈指可数。万历刻本，仅有浙江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皆为万历四年刻，万历六年增修本，且均有残缺。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部，详情不明。清末民初的抄本，也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几家大图书馆有收藏，读者查阅、使用极为不便。1991年，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印中心影印的《四镇三关志》，系以浙江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的藏本为底本，配补少量的民间抄本而成，收入《中国文献珍本丛

    书》，后又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成为读者使用最广泛的本子。这个本子“以明原版影印”，“除加断句外，凡版面不清处，均加修整，缺字可补者描补，无法读识者概存原貌。缺页因无他书可补，只得注明”（马大正、吴锡麒、叶于敏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12）。但是这个本子仍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刘效祖编纂《四镇三关志》的时间较短，较为仓促，书中存在的问题较多，万历刻本又存在诸多缺漏、不清之处，而民间抄本错讹更多；二是志中所记人物主要只开列职官姓氏、籍贯，不仅讹误不少，而且过于简略，信息不全。因此，读者阅读使用仍感不便。

    针对这些问题，校注本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0册《四镇三关志》为底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李文田抄本配补。如书前杨兆所撰的《序》，《中国文献珍本丛书》影印本是以“昌拥九陵而护神京”一段开头的，而校注者从网上搜得保利拍卖行拍卖的《四镇三关志》公开书影，发现前面还有一段文字：“国家定鼎幽燕，北控大漠，盖枕华夏之交，示弹压之势，居重驭轻，为远猷矣！是故蓟、昌在畿辅，实为腹心，东西辽、保则左右臂也。要之，论国势重轻则蓟、昌为最，保镇次之。论夷情缓急则蓟、辽为甚，昌镇次之，保镇又次之，此其大较也。”论述四镇在北方防御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面对夷部侵扰压力的状况。他们即将这段文字补入杨兆序中，使之成为完璧。

    这部志书有大量人名、地名、行政和军事机构的官职以及少数民族族群的名称，如无丰富的明史特别是明代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知识，就无法进行准确的标点。彭勇教授长期从事明清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丰厚，而崔继来博士对此也颇有兴趣，具有比较扎实的历史文献、古典文

    字功底，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又能虚心向周围师友求教，如书中“钦此钦遵”四字的点断，即与无数朋友讨论过，因此能做到句读准确，标点规范。如《纂修边志檄文》中的“钦差总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批供应事宜悉依拟行候完日通行各镇道摊补司供应者即以经历傅尚智充之缴”一句，标点为“钦差总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批：‘供应事宜，悉依拟行候完日通行各镇道摊补。司供应者，即以经历傅尚智充之。’缴”。将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批语至“充之”点断，完全正确。全书经过准确的标点，文意通畅，从而便于读者的阅读与了解。

    认真、细致的校注

    在标点的基础上，彭、崔两位先生多种校法并用，对全书的错讹，作了认真细致的校勘。其中的错讹，除了常见笔划的错讹导致字词的错讹，如“戍”误作“戌”，“比陟儿”错成“此陟儿”之外，还有人名的错讹，如“檀石槐”误作“擅石槐”，“刘麟”错成“刘麒”；地名的错讹，如“沧州”误作“仓州”，“乌程”错成“乌城”，“兴州前屯卫”错为“东胜右卫”；数量的错讹，如“三（个）月”误作“三月”，“（一）千一百万斛”错成“万斛”；年月日期的错讹，如将分守固关参将的设置时间嘉靖二十年误作二十二年，真定民兵营于嘉靖四十四年设置游击一员，错为四十五年设置；词语典故的错讹，如将“夜半传飧”误作“夜半转发”。有的地方则是掉了字，如“太子河一名东梁河，又名大梁”，“大梁”之后掉了个“水”字；有的是多了字，如“辽水通新水河之南”误作“辽水通新水通新河之南”，“通新水”三字为衍文；还有字序颠倒的，如“海中岛曰乾岛、布袋、南双、北双、野鸡、韭菜、过岛、马连、渔湖、罗儿、小陈家、大陈家、蔷麦、兔儿、青鱼、大松、小松、金线共八十处，俱流民居”。句中的“八十”系“十八”两字颠倒致误。经过细致的辨析，认真的校勘，错讹之处，均依据其他史籍的记载，逐一加以纠正，并出校记，载明勘误的依据。

    另外，《四镇三关志》所记山川形胜，多采摘其他方志的记载而将文字稍加压缩，有的地方因文字改动太多，而影响到读者对文意的理解。校注者在校勘之后也特地以注释的形式加以说明，以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如卷二《形胜考》之《辽东形胜》，有段文字谓：“小山泉，（义州）城西北境外。永乐间，遣将征虏酋脱古思，在捕鱼儿海，由大宁、庆州军士渴无水，忽四泉涌出。”校注者便在此处加了个注释，曰：“此处将嘉靖《辽东志》中的文字改动太多，已影响对文意的理解。嘉靖《辽东志》卷一《山川》，《续修四库全书》第646册，P481，‘小山泉，义州城西北境外。永乐间，遣将征虏，闻虏酋脱古思脱木儿在捕鱼儿海，遂由大宁、庆州兼道而进。师次游南道，无水，军士渴甚，其地忽闻有声如砲。时人视人视之，则四泉涌出。众欢呼曰：

    ‘此朝廷之福，天至助也’。”

    这部校注本在注释上下了很大功夫，除对一些生僻的字词、典故作了注，如：“空冀北即马空冀北，伯乐将冀北良马搜选一空。语见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此处代指蓟镇马政对蓟北直隶地区造成的负担。”对人们不很熟悉的一些官制、军制名词、北方少数民族的地名、族群名以及长城堡寨、关隘名称，校注本也都逐一作注。如：“圻父，古官名，掌畿辅内军事。参《尚书正义》卷十四《酒诰第十四》，《十三经注疏》本，P381页，‘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注曰：‘圻父，司马，农父，司徒。’此处汪圻父代指汪道昆，万历元年任兵部左侍郎。参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附汪道昆传》，第7832页。”又如：“尖儿手，明朝军队中负责侦察和刺探情报的特种兵，与夜不收并称‘尖夜’。”由于注释数量庞大，有的页面，注释的篇幅占了一大半，甚至达到版面的五分之四。卷八《职官考》的原篇幅并不大，但注释却多达20万字。整部校注本的字数多达110余万字，超过原志书近54万字的一倍多。大量的注释，不仅为读者扫除了阅读的障碍，更为人们提供了四镇三关边防体系与面对的敌情，以及戍守官兵诸多方面的信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

    当然，古代史籍的整理是一件难事。这部志书的校注也存在不甚完满之处。《校注说明》交代，志书中出现的人物，文官作注，简单交代其功名与历官等信息，中低级武官因材料较为分散，一般不作注。但《纂修边镇檄文》之一的一段文字，对“整饬密云等处兵备、山东布政司佥事兼按察司佥事王”“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刘”“整饬蓟州等处边备兼巡抚顺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杨”“保定巡抚都御史孙”“辽东巡抚都御

    史张”分别作注，而对“巡按直隶监察御史王”“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余”“提督学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傅”“管理印马屯田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梁”“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解”“提督京通等处仓兼理通惠河军务巡按直隶监察御史鲍”却未作注，显得体例不够统一。不过，瑕不掩瑜。总体来看，《四镇三关志校注》历时多年，参考文献极为丰富，仅征引文献即有正史19部、地方志625部、其他史籍94部、研究专著29部，还有大量现当代研究论文，校勘标点认真细致，不仅将万历刻本中的缺漏、不清之处尽可能地据民国抄本补出，而且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校正了原志中的诸多错讹之处，并对一般人不甚熟悉的人名、地名、官制、军制和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名称作出注释，堪称是一部上乘的明代边关志的优秀校注本。相信它的刊行，将有助于人们对此志的阅读和使用，进而推动明代军制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双一流”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