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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8年10月01日 星期一

    关于《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

    刘怀荣 《 博览群书 》( 2018年10月01日)

        人之相与,志趣相投固不可少,但冥冥之中,缘分似乎也无处不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与陈桐生兄初次见面的情形,那是1989年的秋天,我们在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楼前的路上相遇,他身着浅色衣装,儒雅谦和,神采飞扬,让我由衷地有一种敬佩和亲近感。他原本已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但在入学前,杨公骥先生却不幸辞世。杨先生与恩师霍松林先生交情颇深,因此经两校协商,他转到了霍先生门下。桐生兄在入学前,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了他这位自杨门而来的师兄,让我在此后的岁月中,多了一个榜样,添了几分自豪。

        1992年博士毕业后,桐生师兄南下汕头大学,我则来到了新建不久的青岛大学。令我惊奇的是,我与杨公骥先生的高足赵敏俐又成了同事。赵老师是青岛大学引进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当时已在《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发表过论文,着实令我肃然起敬。而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赵明先生,则是从吉林大学调来,并曾长期担任公木先生的学术助手。因为公木先生与杨公骥先生为多年至交,赵先生也与杨先生有很深的交谊。这让我对“人生何处不相逢”这句俗语,有了更深的体会。

        1993年春天,赵明先生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围绕该书及大文学理论问题,青岛大学中文系主办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这是我毕业后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那么多学术大家。当时从外地赶来参会的有公木、褚斌杰、董治安、龚克昌、费振刚、陈伯海、赵沛霖、汤漳平、林继中、李伯齐、杨树增、罗漫等20余位著名学者。其中的不少前辈,如董治安、陈伯海、赵沛霖、汤漳平、杨树增等先生,在后来的岁月里,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参加座谈会的本地学者,除赵明、袁伯诚、赵敏俐等作者外,还有和我同年到青岛大学工作的张树国、范嘉晨、殷祝胜等年轻老师。我有幸聆听了各位专家关于《先秦大文学史》及大文学史观的精彩发言,第一次对“大文学”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根据与会学者们的提议,会议结束后,在赵明先生主持下,很快就启动了《两汉大文学史》的写作。因博士论文重点做中国诗学研究,我受命承担该书“文学思想编”的写作。这项目工作,使我对汉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开展大文学史研究,本是杨公骥和公木两位先生重要的学术计划之一。1998年,《两汉大文学史》出版后,因赵敏俐先生已于前一年调往首都师范大学任教,原计划中的后续工作暂时搁置了下来。但赵明先生对这一工作一直念念在心,他自己也没有停止过相关的探索和理论思考。他的《文化视域中的先秦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文学史论》(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两部著作及相关的系列论文,都对这一论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2002年前后,在赵明先生的鼓励下,我开始组织筹划《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撰写工作。2003年8月8日,青岛大学文学院召开了“大文学”研究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石海峻研究员、周启超研究员,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孟昭毅教授等外地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文学院和师范学院中文系各学科的十余位学者也参加了讨论。当时之所以邀请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也是想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与会学者在回顾学术史的同时,对“大文学”(包括“大文学”专题研究和“大文学史”研究)的产生背景、理论内涵与特征、研究途径与意义等相关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记录没有正式发表,但我至今保存着。会后我对自己的发言做了整理,以《近百年中国“大文学”研究及其理论反思》为题,刊于《东方丛刊》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2006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网”全文转载)。文中所述,大致代表了我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现在想来,在年近不惑时,我实在是太过鲁莽。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课题会耗时近15年。从2002年组建课题组,开始相关工作以来,几度经历了部分作者中途退出、不得不重新选择合适撰稿人的煎熬。更重要的是,这只是一个自选项目,没有足够的经费,出版也没有任何保证。项目启动之初,赵明教授、张树国教授都曾参与了关于项目总体设计的讨论,提出过不少宝贵的建议。2004年夏天,课题组还在青岛召开过小型讨论会,张新科、莫道才两位教授从外地赶到青岛参加了讨论,为项目的开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意见。

        2010年,我们在完成大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申报了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有幸得到教育部评审专家的认可,被列为2010年度10个重点项目之一。项目的批准,对课题组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对我而言,则意味着从责任和信誉漂浮于虚空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此后经过五年多的努力,2015年底,成果正式通过了结项验收,但后续的统稿又耗时一年多,直到2017年夏天才将定稿交付高等教育出版社。耽延如此,固然有各种杂事的干扰,有集体写作不易避免的拖延,但更主要的还是我自己才德不胜所致。

        本书的写作从项目进行到中期阶段时,商定由我和张新科、冷卫国三人共同主持,结项后的统稿工作也由我们三人共同负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王琳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侯立兵教授,青岛大学赵伟教授、王海燕教授、杨宝春教授、王今晖副教授、赵建章副教授、纪倩倩副教授,贵州师范大学杨朝蕾副教授,山西大学崔涛副教授等十几位学者,一起参与了这个项目。张新科、冷卫国两位的大力协助及各位同仁的精诚合作,是完成这项工作最重要的前提。由于迁延时间较长,上述好几位作者,在这期间已由博士、讲师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

        近百年来,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论著。本书从大文学的角度对这一段文学史所做的尝试性探索,一方面是意在接续赵明先生的两部大文学史;另一方面,也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新发展和新变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学史研究的民族本位立场,即尽可能摆脱西方文学理论制约,回到中国文学的实际。这种尝试与杨公骥、公木等前辈学者的理想,与赵明先生的期许肯定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肯定还存在着种种不足,甚至错谬。好在本书即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其中的是非曲折,我们期待着读者方家给予批评,也希望我们尝试行走的大方向是对的,期待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功效。

        学术研究的历程,也是人生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像我们这样在学术的边缘区,靠个人“穷”折腾的研究经历,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想必不是单独的个案。令人欣慰的是,前辈学者的指引、鼓励和扶持,同道中人的共同坚守,为这个项目走出中道流散、开花而无果的困境,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与精神支持。至于其间甘苦,不足多言,“欲辨忘言”可也。但有一点却不能不说:此书的面世,是学术探索的小结,也是与众师友结缘多年的雪泥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之慨虽难尽消,但感恩的情怀由衷且永在!这是“往日崎岖”给我的启示,也是我在知命之年体会更深刻的一点感怀。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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