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祷雨于桑林，为民请命，以人为本，以己为牲的牺牲精神，是商汤文化的本质内涵。活跃于太行山、太岳山腹地的晋豫两省的商汤信仰和流传至今的商汤祭祀、崇拜和民俗文化现象，伴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的潮流，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跨越了学界、政界和社会各界，是一个引起广泛讨论和争议的重要话题。
我们知道，在众多商汤文化及其雩祭习俗流传之地域中，位于太行山腹地的阳城县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中心地带。已有的研究表明，粗略统计，阳城县的汤庙数量不仅为各地之冠，历史上曾多达380座，汤庙建立的年代也是各地现存汤庙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宋金以来即已连续存在，长期延续。与汤庙相关的各种跨地域的、地域内部的不同规模、不同层级、不同范围的官方或民间祭祀赛社活动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异常突出的地域文化现象。经过历史的长期积淀和洗礼，至今留在人们生活和观念当中对于汤帝的认识和信仰，已经不再是上古帝王圣明之君主，而是与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已经完全融入人民日常生活的地方保护神，且在特定地域社会已经具有了某种变形和区域化特点。
商汤何以为民众所纪念和祭祀
成汤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开国之君，是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然就正史而言，我国古代文献中对于商汤的记载，常常是与代商而起的周武王和“武王伐纣”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汤武革命”。如果单从政治史的视角来解读商汤文化，很难解释何以能够在晋东南及其周边地区形成如此密集、数量如此庞大的汤帝信仰和崇拜。中国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何止商汤一人，何以惟有商汤会得到当地民众如此的眷顾？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就是与商汤有关的雩祭文化及其习俗。
学界已有的研究表明，文献记载中所谓“商汤祷雨于桑林”之桑林，正是位于阳城县南部的析城山。山西省阳城县地方政府近些年来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反复论证并确认了这一点。笔者对此也是深信不疑的。正因为“商汤祷雨于桑林”，才为阳城这座太行山腹地的山城，植入了象征国家的有为君主、圣王，为民请命，以民为本，以己为牲、感天动地，为民众千古传颂的雩祭文化基因。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在人类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事实上一直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尽管在太行山地区长期流传着“精卫填海”“后羿射日”“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共同表达的乃是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人如何克服、战胜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困惑和麻烦，人在环境、自然面前似乎是很强大坚韧的。然而，在早期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条件和技术都是相对落后的，早期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靠天吃饭，民众希望天公作美，让他们的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一旦出现大旱大涝大灾的情况，就常常显得手足无措。于是便将责任归咎于君主的不够贤明，所谓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正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所以使当政者、为官者在地方社会面临大灾的时候，常常会为民请命，中国历史上由帝王、各级官员发布的罪己诏、自我惩罚、自我反思的事例层出不穷。正是这一思想的产物。
商汤作为传说时代的尧舜禹三位远古圣王之后第一位有德行的君主，在政治上主持正义，铲除残暴的夏桀，取而代之，乃是民心所向。在民生问题上，当民众面临大旱灾的威胁，生存问题遭受考验时，他又能够挺身而出，以己为牲，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民众祈雨，解救万民于水火。我以为这一点才是商汤能够为万民敬仰的真正原因。在万千小民的内心世界里，其实是非常功利的。谁能够用实际为民众解决生存发展的困难，谁就能赢得民心，为民众所支持和铭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汤的祈雨行为成为一个千百年来圣贤君王应该标榜宣扬和继承的美好品德。因此，商汤才能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为民众所崇拜和祭祀。一句话概括就是：商汤祷雨是表，为民请命是里。以民为本的仁义之君，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赞扬，才能万世流芳，为民众所纪念和宣扬。这是一种模范的力量，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是后世历代有为君主和官员们纷纷效仿的楷模。
商汤雩祭文化是中国古代人水关系的第一个历史阶段
商汤祷雨桑林是商初一次重大祈雨活动。对此活动，上古文献中多有记载。《竹书纪年》中说“商汤二十四年，大旱，王祷于桑林，雨。二十五年，作《大濩》乐”。《吕氏春秋·顺民》所记更为翔实：“昔落的首领亲自承担才显得隆重而虔诚。商汤祷雨于桑林，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直观反映。我们可以将这种被动地应对天灾人祸的行为视为人水关系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后世随着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不只寄希望于被动地祈雨，而是更为积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以营造更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这就是人类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包括早期的利用洪水淤灌土地，修渠引水，通过分水设施引水，处理水多和水少的问题，秦代三大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就是水利大发展的杰出代表。然而水利的发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水利发展了并不意味着就不再需要雩祭文化，不再祈雨了。我们发现，从秦汉至明清，中国古代社会里，由皇帝和各级官员主持的不同层级的祈雨雩祭文化依然层出不穷。明清中国各地方志中有关于祈雨灵验的记载同样是比比皆是。雩祭文化的开端，无疑是始自于商汤大帝。
白龙信仰是商汤祷雨文化的地方性表达
商汤因为祷雨而得到了国家、地方和民众的普遍信赖、崇拜和历代祭祀，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纳。在晋东南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阳城这座山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商汤在地域社会又有了最直接的代表，那就是白龙信仰。笔者在阳城进行实地考察中发现，白龙信仰如同商汤信仰一样不仅相当普遍，而且在阳城县但凡有商汤庙的地方，十有八九就会附祭白龙神。这绝非偶然现象，它反映的是二者之间的一种内在关联性。龙神是中国民间最为普遍的水神信仰，对于以农为本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龙也是华夏族的图腾，将商汤与龙神结合到一起，正是千百年来成汤信仰在特定地域社会生根、衍变的一个独特现象。换句话说，白龙是商汤文化在地化的表现。商汤即白龙，白龙即商汤。白龙就是商汤在阳城这个特殊地域的化身和表征。
位于阳城县町店镇的北崦山白龙庙为白龙显圣王之本庙，乾隆《阳城县志·坛庙》记载说除本庙外，还有白龙行宫三处，其中，“在苽塸曰南崦山，碑载灵异；在宜固都曰西崦山，环祠皆松，祠侧古桧一株，三人接抱未盈，其围洵千余年物；城外东冈曰小崦山，柏林仿北崦山”。白龙庙历来因祷雨灵应而屡受加封，自唐长寿元年（692年）以来屡有神迹，先后被朝廷敕封为应圣侯、普济王。宋太宗时又加封为显圣王。北崦山白龙庙现存明正统十一年碑文记载说：“自宋以来，数百余年，流布恩威，四方之民无间遐迩，凡丁灾旱，随祷即应，其于灵异昭著，弗可枚举。”鉴于白龙神历朝历代屡显灵应的神威，明天顺以来，先后接任阳城县令的刘、史二公，也“事神愈致其敬”，他们在莅任后，“凡事神明之事靡不备举”，使唐宋以来的白龙神庙庙貌“焕然维新”，不仅如此，二位县令的政绩似乎也得到白龙神的佑护，“史公莅任甫三载，政平讼理而邑大治”，并由此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诚可谓“爱屋及乌”。
地方文献记载之外，阳城民间围绕白龙信仰还有非常丰富的传说故事。已故阳城县政协主席潘小蒲曾采集了民间口传的各种有关白龙神的故事，收入阳城民间故事集《游仙》书中。其中既有明代白龙神借助于曾任吏部天官的阳城人王国光向万历皇帝讨要封号的故事，也有反映白龙与民众互动，进入民众日常生活的故事，如白龙娶妻的传说，就反映了不同村庄间因白龙神而结成的密切关系，是地方社会对某一独特文化资源的共享和争夺。至今，阳城县后则腰村的老百姓仍以白龙爷妻子的娘家人自居。同辈的人称白龙爷是姐夫，妹夫，晚辈人称白龙爷是姑父、老姑父。时间久了，辈分数不清了，后则腰的大大小小干脆都称白龙爷为老姑父了。每逢干旱，各地村民都要前往崦山求雨，来者都是整衣正冠，洗手净身。唯独后则腰的村人到了崦山，不仅作为娘家人住在正殿里敢于叽叽喳喳，嘻嘻哈哈，而且还要趴到白龙爷的身上，搂老姑父的脖子，捋老姑父的胡子，摸老姑父的脸膛，亲老姑父的嘴唇。显示了后则腰人与老姑父白龙爷不一般的亲缘关系。由于白龙神的灵验远近闻名，村里人和周围远近村庄甚至还有邻近的河南人有事都来祈求白龙神佑护，或求子嗣、或保平安、或求功名、或求免灾等，香火非常旺盛，俨然成为地方保护神。
就功能而言，古代汤庙和白龙神一样，均首先是以雩祭水神的形象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乃至普通民众所认可的正祀神灵。那么，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古代人们在遇到干旱年份时，究竟应该是拜汤庙还是白龙，哪个更为有效？二者之间势必存在一定的张力。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汤庙进入阳城民间的过程中，民众基于二者功能的一致性，非常巧妙地弥合了二者的关系，在表面上人们可以看到汤庙和白龙神三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是汤庙独立存在，一种是白龙庙独立存在，一种是将白龙神附祭于汤庙之中。其中，第三种形态更为常见，是民众对汤庙和白龙神关系的一种隐晦表达。在空间范围上，汤庙和白龙神信仰一样，在阳城城均具有很强的普遍性。我们注意到，时至今日，在晋豫两省毗邻地带，围绕白龙神的信仰和祭祀是跨地域的，在晋豫两省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祭祀祈雨路线。我们也发现，在析城山汤帝庙的雩祭民俗活动中，同样有晋豫两省民众活动的清晰路线。这一切绝非偶然。它所反映的正是雩祭文化的地方化。
基于此，笔者以为，晋东南尤其是阳城县范围内的雩祭祈雨文化，是商汤祷雨于桑林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逐渐遗忘了商汤作为远古圣王，主持正义，顺应民心，以暴力的方式推进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文化内涵，而是将商汤以己为牲、为民请命，以民为本君为轻，造福社稷、造福民众、感天动地的创举作为历朝历代为政者应当效仿的楷模代代传承下来。历史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民众的选择不是以一时一世的权势和地位作为标准的，而是以是不是真正地能够造福于苍生，为民众带来实际的福祉为取舍标准的。这正是商汤文化带给今人的最大启示。
（作者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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