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个工作狂

    如果用“劳模”一词来评定一位作家，这不一定是赞扬。写作不以量取胜，一个人写得多、产量高，并不意味着他是个上乘作家。相反，作为人类智慧的高度结晶，写作往往给人一种“浓缩的都是精华”之感。福楼拜每写一句话都要反复修改，马拉美创作一首诗也要酝酿十年。当然，历史长河中总会出现几个旷世奇才，灵感源源不断，写作不假思索，作品篇篇流芳。但试问多少作家之中才能出一位“斗酒诗百篇”的李白？相比之下，“语不惊人死不休”似乎是一条成为优秀作家更切实际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没有比“劳模”更适合萨特的形容词了。萨特是个出了名的工作狂，写作仿佛搏命，好似一台永动机，不停生产作品。当然这里需要将哲学家萨特与文学家萨特区分开来：前者搞批量生产，后者则偏爱精雕细琢，因为萨特认为哲学作品仅为表意，不存在风格问题，而文学则不然，必须字斟句酌。不过总的来看，如果萨特说自己懒惰，那自古及今的作家们真要无地自容了。这是萨特晚年时期的一个生活片段：

    对自己，他一直践行着这种生活信条：把工作排满，从不停歇。一旦疲倦、犹疑或者困顿，他便吞食兴奋剂。虽然他动脉先天性的狭窄让他更易得病，但至少可以说，他并没有做任何努力来预防疾病的发生。他已经用烂了自己的“健康资本”。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曾这样说过：“我宁愿早死些日子，也要写完《辩证理性批判》。”我甚至想过，受果代克的书的影响，他是否多少有意地选择了自己的处境。他并不真正希望去写福楼拜研究的最后一卷，但由于眼下没有别的计划，他也因此无法放弃这件事。怎么办呢？对我而言，我可以做到一边闲居度假，另一边生活并不丢失其全部意义；萨特却非如此。他爱生活，甚至是热情洋溢的生活，但条件必须是同时能够工作。在这本叙述中读者已经看到，工作时刻萦绕着他。当面对自己无力做好工作的窘境时，他便毫不夸张地过量服用兴奋剂。同时他又给自己安排了过量的工作，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因此导致了无可避免的健康危机。（拙译自波伏娃《永别的仪式》。）

    《永别的仪式》是残酷的，它赤裸地见证了萨特的生命在最后十年之中如何枯萎凋零。萨特因此走下神坛，同众生一起平等面对人类无法逃脱的宿命——衰老。可在这一段中，波伏娃却在字里行间为萨特塑造着神话：摧毁他的不是岁月，而是他自己，是他亲手选择了自己的衰亡。“每个人都在自身之中酝酿着自我的死亡，正如果子包裹着自己的果核。”（《永别的仪式》,P133）引用里尔克，波伏娃想说，是萨特自己耗尽了自身的健康，熄灭了自我的生命之火。在颐养天年的岁数依然保持高强度工作，萨特仿佛已经预感到死之将至，似乎焦急地想著书立说，赢得生前身后名。但彼时的他已经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何况他本人厌恶名誉，连诺奖都不肯赏脸，怎会如此急功近利？也许工作之于萨特就如毒品，一旦上瘾，虽吞噬身体，却妙不可言、难以自拔。可片段中并看不出写作之于他是一件乐事。法语的“工作”一词，词源上本意为“折磨、使受苦”；“用烂了自己的‘健康资本’”，更是一句粗俗之语，仿佛苦役犯人身上被纤绳磨破、被鲜血浸染的粗布衣衫。总之，写作带给萨特的痛苦似乎大于快乐，因此这不要命的工作态度令人不解。萨特曾说过：“我写作，故我在。”通过置换笛卡尔的自我意识，萨特将写作确立为了自己存在的第一因。说了半天，也许这一切并不复杂，写作单纯只是萨特的存在方式，一旦停止，他自己也就不存在了；他一刻不停地写作，也只是想继续存在下去罢了。

    但这轻描淡写一句话，是萨特用一辈子提炼出来的。写作贯穿着他人生始终，在不同的阶段对他有着不同的意义。因为有早年间误入歧途的经历，才有晚年时大彻大悟的体验。

    写作的假象

    萨特无疑是个天才。

    黑格尔说，哲学就好比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分才展翅高飞。但是萨特的猫头鹰似乎起飞得过早：在常人刚换下开裆裤、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年纪，萨特已经遭遇到了形而上的危机。在《文字生涯》中萨特认为，自己父亲的过早离世，意味着弗洛伊德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他身上没有应验，所以自我存在的开端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可自由却是难以承受的，因为生活没有目标，人生也没有奋斗的方向。因此萨特开始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开始扮演成年人眼中模范儿童的形象，成为了一个“循规蹈矩的男孩”，以此为存在寻找一个支点。可这样的自我欺骗没持续多久，空洞与迷惘就再次找上门来。这一回，萨特选择封闭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中，扮演角色给自己观看，满心想着“天生我材必有用”。而这个角色，便是跟随了萨特一辈子的作家形象。

    普通人11岁，才接受启蒙教育没几年；萨特的11岁，发现了存在的偶然性，为一生的哲学思考定下了基调，也开启了自己的“文字生涯”。偶然性的对立面是必然性，简单而言就是一种目的论，认为人的存在必然有一个目的，必然在世界中有一个既定的地位。无论是宗教意义上还是在社会层面，人必将扮演某个角色，而正是这个角色赋予了人以存在的意义。但萨特在孩提时期就揭穿了这个谎言：在本质上，人的存在就是一个偶然现象；子女、员工、信徒，这些都是人类为了给自己的存在找一个理由而赋予自我的外部形象，任何人的本质属性都不是先天确定的。所谓“存在先于本质”，人只有自我存在这一个确定的现实，却无任何既定的真理。

    如此而言，既然我们的本质不是被预先定义的，那我们在根本上是就是绝对自由的。但如果在萨特存在主义的维度思考这句话，那自由也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人注定会受自由之苦”。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而在萨特看来，枷锁更像是人类的一个避风港、桃花源。因为当我们一旦意识到存在的绝对自由、意识到我们在世上的一切形象都是幻影之时，无边无垠的孤独便随之袭来，足以将我们摧垮。相比之下，我们更愿意逃避到外部社会赋予我们的角色之中，自己锁上枷锁，然后将钥匙永藏大海。加缪将这种痛苦定义为荒诞感，是“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西西弗神话》，加缪著，沈志明译，《加缪全集：散文卷I》，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版，P79。）我们如若一直演戏却不自知，了此一生，也算幸事；可一旦发现自己在演戏，发现舞台布景、观众都与自己的存在本无关联，表演本身失去了意义，这样的茫然无措，却令人无法承受。

    因此，《文字生涯》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天才作家的诞生史，而更像是萨特自己的一本“忏悔录”。其写作生涯的开端并非神话，正相反，写作对于他首先是一种逃避方式。正如其他人笃信上帝、努力工作、成家立业、生儿养女一般，萨特选择扮演作家的角色，为的仅仅是给自己无根的存在找一个支点。“我的一生以逃避开始，外部力量使我逃避，从而塑造了我。”童年的精神危机也许显露了他早熟的才华，似乎让他异于常人。但归根结底，他依然向人性的懦弱做了妥协，用写作取代了上帝，活在被他自己形容为“疯狂”的幻觉之中：“我对天主教的神圣信念转移到了纯文学；我成不了基督教徒，却找到了他的替身：文人。文人的唯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的唯一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文字生涯》，萨特著，沈志明译，《萨特文集：小说卷I》，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P562）时下流行的一句网络语言叫做“人丑就该多读书”，放在萨特身上再合适不过：自己本身又矮又丑，何况存在本身更加令人“恶心”，他所能做的，就是编织一个写作的幻象，仿佛这是自己天生注定的使命，然后沉浸其中，自我麻痹。

    存在的零度

    “文学救世”这种目的论其实不是坏事，以其产生的现实意义来看，已经可以算是最高尚的写作动机了。在“疯狂”的年岁里，萨特过得顺风顺水，春风得意：考入高师，结识了他的“海狸”，以第一名的身份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时刻被荣誉与成就包围着，还能一直沉浸在这高尚的信念中坚持写作，也许他依然能够成为一位伟大作家。只不过，萨特本就偏爱走极端，其政治主张况且不谈，在哲学领域也一定要寻根问底，与自我这种不诚实的态度做个了断。而文字生涯遇挫，也让他痛定思痛，重新开始反思写作之于他的意义。

    在勒阿弗尔教书的年岁里，自诩天才的萨特投稿屡屡遭拒。于是他乎卧薪尝胆，写就了20世纪法国文坛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恶心》，并开始了哲学鸿篇巨著《存在与虚无》的撰写。两部作品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偶然性，但彼时萨特的思考却更进了一步。在关于栗树根的经典片段中，萨特对偶然性做了如下定义：

    我的意思是，从定义上说，存在并非必然性。存在就是在那里，很简单，存在物出现，被遇见，但是绝不能对它们进行推断。我想有些人是明白这一点的，但他们极力克服这种偶然性，臆想一个必然的、自成动机的存在，其实任何必然的存在都无法解释存在。偶然性不是伪装，不是可以排除的表象，它是绝对，因此就是完美的无动机。一切都无动机，这个公园，这座城市，我自己。（《恶心》，萨特著，桂裕芳译，《萨特文集：小说卷I》，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P157）

    萨特将现象学融进了本体论当中，把两个看似矛盾的学科综合在了一起。存在的偶然性并非什么哲学概念，它就是存在本身的状态，只能通过我们的感知去接触。而这恶心之感就盘踞在那里，挥之不去，好似俄瑞斯忒斯周身嗡嗡作响的苍蝇，即便我们通过理性说服自己，自我麻痹在幻觉中，它依旧存在，让人反感。而另一方面，恶心也不再仅仅是自我主体存在的特征，万事万物都笼罩在这无形、模糊、混沌的原初状态之中，颜色、气味、形状等等，这些只不过是我们赋予外物的评判标准。存在本身，本无属性，何谈荣誉，何谈救赎？于是乎，萨特曾经信以为真的作家使命，就在此刻再一次土崩瓦解了。

    当再一次幻灭之后，萨特彻底回归了存在的零度，不得不直面存在的本来面目。这部小说不仅在叙述“恶心”，其文字本身也令人恶心，因为萨特拆穿了所有虚妄的谎言，将残酷的真相以最直接的方式展露在读者面前，让人难以承受。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也都归于零，当存在的外部意义被完全消解，余下的只有黑洞一般的虚无。于是绝望到来了。萨特与写作的真正结缘，大概也是从这时开始。评论界认为，《恶心》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故事发生的那座百无聊赖的城市像极了勒阿弗尔，而主人公罗冈丹从直面恶心到选择写作，也像极了萨特本人。从某些角度来看，确实没错。但罗冈丹其实更接近《文字生涯》里的萨特，在认识到存在的偶然性之后，选择写作作为自我的救赎，同时也是自我欺骗的方式。而《恶心》的作者萨特，却已然更进了一步：一个人陷入绝望之中且写作不再具有任何救赎的色彩，他却依然选择了写作，这种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充满了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悲剧色彩，仿佛推石上山的西西弗，在绝望中向自己的命运挑战。

    当然，萨特面对的不仅是形而上的绝望，更有历史的绝望。古希腊英雄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那种幻灭之情，跨越了两千多年，重新降临在刚刚经历过战争摧残的欧洲大陆之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人的价值已经崩塌，写作的价值亦似殆尽。而面对如此的“无物之阵”，萨特选择了做“这样的战士”他“举起了投枪”，拿起了自己的笔杆，向虚无宣战。阿尔戈斯王子对朱庇特说：“人生始于绝望的彼岸。”（拙译自萨特戏剧《苍蝇》）这句话不仅总结了萨特一生的哲学思考，也呈现了写作之于萨特新的意义。

    绝望的彼岸

    塞利纳的《长夜行》曾深深影响了萨特。但不同于前者作品当中那无垠的绝望与虚无主义，萨特的写作仿佛是一次触底反弹，降至存在的深渊再逆流而上。俄瑞斯忒斯通过自我牺牲，将阿尔戈斯城的居民从悲剧之中解救出来；萨特的写作具有类似的性质，将人类形而上与历史的双重困境赤裸展现给读者，然后再赋予读者以抵抗这种绝望的武器。因此，萨特创作“处境剧”，撰写《什么是文学》，力图将“介入”的概念呈现出来。

    “什么是写作”？在萨特看来，写作即意味着揭示，作者将世界的真相揭露给世人。可一旦认识到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愿，作为读者的我们便不能无动于衷，而要投入行动，介入现实。这种作者与读者、写作与阅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写作的出发点；作家写作的自由，需要唤起读者行动的自由：“作家作为自由人诉诸另一些自由人，他只有一个题材：自由。”（《什么是文学》，萨特著，施康强译，《萨特文集：文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版，P141）抛开复杂的政治与历史层面，介入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做出的自我选择。存在的偶然性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困境，但其积极意义在于，人同时拥有绝对的自由。既然存在先于本质，人便应当通过自我选择、通过行动去定义自己的本质。“绝望的彼岸”意味着重新开始，萨特的存在主义，正是让人直面虚无，然后再选择抵抗虚无。在此意义上，写作之于萨特自己，也是一种通过自由意志决定自我存在价值、抵抗形而上危机的一种方式。

    但是这以“介入”为名的抗争不是一劳永逸，而是永无止境的。直面绝望的清醒与逃避绝望的幻觉仅有一步之遥：谁能保证，这充满着英雄主义光辉的萨特就是那个经历了“恶心”之后警醒的萨特，而非沉醉在文学救世这一天职当中无法自拔的萨特呢？“他人即地狱”，他者的看法会将自我物化，从自为的存在降格为自在的存在，重新置于谎言之中，而功名利禄正是这他者虎视眈眈的目光。萨特在战后的西方世界仿佛摇滚巨星一般存在，《存在与虚无》一时洛阳纸贵，《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座盛况空前。可他也无法辨认自己的这些拥趸之中，有多少真正被唤醒的自由之士，又有多少是让他反感的资产阶级趋炎附势之徒、亦或不明就里买来他的书当秤砣用的家庭妇女。也许，保持清醒、维持存在零度的方式只有写作。也许只有在写作中，萨特才能暂时从外界的喧嚣逃离出来，重新面对存在的偶然，然后再一次提起笔，开始对自我本质的又一次描绘。在写作中一次次循环往复，回归起点，永恒轮回，让自己的存在永远浸泡在彻骨的绝望中，却同时保有着新生的希望。

    萨特的哲学，力求让人去主宰自己的命运。萨特自己也在践行着这点：他是摆脱了诸神控制的西西弗，推石上山完全是自我选择。但每当巨石停留在山顶，他来到人生的荣誉之巅时，他总有勇气将石头再次推落，然后回到山脚，重新开始。这大概就是为何萨特终其一生勤勉写作、无法停笔的原因吧。

    在劳动节前夕，法国又一次兴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浪潮，反对新总统刺激经济、增加劳动负荷的法案。法国历来是一个注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国度，三天一小假，五天一大假。街头店面，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每周至少闭门休息一天。之前听说过一个新闻，某小城的一家面包店，由于旺季时生意兴隆，店长给自己加了班，一周七天营业，结果遭到政府的巨额罚款。幸好作家萨特也算个自由职业者，否则如此加班加点工作还不退休，必然会让政府罚个精光。当然萨特从来不爱财，写作不为赚钱，还总仗义疏财。这样的“文字生涯”倒也纯粹，写作不是目的，工作无他动机，都是自我存在的方式罢了。“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文字生涯》，P428）他是这么说，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作者系巴黎第十大学美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