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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8年05月01日 星期二

    别树一帜的《古全和》『别』在何处

    郑殿兴 《 博览群书 》( 2018年05月01日)

        傅希春为长篇小说《古全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四册二百余万言,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了:在病魔缠身情况下,单是分册进行的修改、打磨(短则六七次、十余次,长则二十余次),就持续了二十多年。可尽管如此,傅希春仍不很满意,自序里便有了“生涩的青苹果”之谓。

        “生涩的青苹果”,如此自谦、自贬,很是不妥;喻之印度的青苹果?又有些写实不很文学。唉!“青苹果”?“青苹果”?几番的翻来覆去,“青苹果”终于在我心中定了型:别树一帜的“青苹果”!

        别树一帜,别在题材重大

        小说题材,是作者首先会碰到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需要作者有较强的分析、观察和驾驭题材的能力,且作者的立场、观点一定会隐在其中——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者如不具备一定的文学、政治素养,面对重大题材时,多会畏畏缩缩、举棋不定、回避躲开。

        有文学名家早就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为啥把“大事”即重大题材摆在前?便于表达“大情、大理”啊。电视剧《生死抉择》《人民的名义》如此震撼人心、影响巨大,首先是因题材重大,生动、准确反映了人民反腐之情、表达了正义必胜之理。长篇小说《创业史》无论怎样被诟病,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杰作。倘写的不是“大事”——不是农村合作化题材,而是“一己悲欢,杯水风波”,断不会有此效应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小说之所以能“鲜花重放”(小说集《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版),不就因其题材重大、敏感且形象丰满、思想深刻吗?

        傅希春迎难而上,让古全和在苦难、战争、左倾的背景、过程中成长,在残酷、险恶的环境考验中认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在不断的努力奋进中,表现出他的忠贞和可以理解的敏感与困惑……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所以,重大题材且是成功之作,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历史价值、政治价值,会助力人们更加全面、科学地认识历史、面向未来。譬如,苏军横扫日本关东军后的违纪、违法问题,早有耳闻,但苏军为整肃军风而枪决违法士兵事,还是第一次看到:“五名脱掉军装、只穿衬衣衬裤的苏联士兵,沮丧地低垂着头,排列在一个新挖好的长方形的土坑面前。一名苏军大校眼含热泪下达了枪决他们的命令。”

        下令的苏军大校为什么“眼含热泪”,因为“这五个被枪决的士兵,都是身经百战,死里逃生的老兵……苏联红军最高统帅部,为了抚慰中国的受害者,为了维护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不得不下令枪毙他们。那个大校说,“他们也有家,有父母,妻子儿女……”

        如此别样的场景,对当年中苏关系的全面认知,也不无益处。

        别树一帜,别在典型形象

        题材重大与作品成功,有关联、有很大关联。但同时,我们也须知晓:题材重大,仅是小说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着力形象塑造特别是主人公典型形象的成功塑造,才是关键之关键。

        我们看到,成功的主人公典型形象,多出现在《焦裕禄》那样的影视、小说里——歌颂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事物,描写优秀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奋斗与胜利,由此产生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正能量。这样的形象是多数,但非唯一。

        我们看到,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载《收获》1980年第1期;作者张一弓),提供了塑造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另一路径: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塑造共产党员李铜钟这样的悲剧英雄——因“借粮”救民而成为“犯人”,而殒命监狱的悲剧英雄!其给予人们的,同样是向倾向性错谬斗争、奋发前进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样的形象,是少数、极少数,更非唯一了。

        古全和形象,是怎样的呢?不妨先感性一下。

        1957年夏,当帮党整风中出现逆流时,古全和皱眉了,思考了,撰写了《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那篇导向正确的檄文。可此后,他却因为为不够划右派的同学说话,便有了“为右派分子辩护的罪行”;因言说大跃进中家乡孩子“挨饿”的真话,又成了“货真价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更因“顶撞”上司的“犯上”性格而屡遭磨难,陷入“被用了批,批了用;用了再批,批了再用”的境地。

        譬如那一夜,即在学院党委宣传部长文廷栋家里、按照院党委书记步行健的批示修改党课稿子的那一夜,古全和与文廷栋发生的矛盾甚至冲突,便是“犯上”性格的典型表现。古全和对步书记批示中那几个难辨认的字,认为就是“基本宗旨”,应删掉“基本”二字——“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所谓‘基本’不‘基本’”。但文部长就是不点头……天快亮了,古全和提议打电话问问步书记。文廷栋坚决不允,说步书记“是书法大家,今后咱们要……提高识别草体字的能力”。

        “古全和忍不住顶撞文廷栋说:‘这是文件,不是书法!’”

        很是尴尬的文廷栋,心里立刻愤愤然了:“这样的人绝对不可重用!”

        但事情总得解决,“早晨六点钟,古全和拨通了步书记家里的电话……”步书记欣然同意删掉“基本”二字。可为了这个“欣然”,古全和把“猛扑上去阻拦”他打电话的文部长“挡得倒退了几步。”

        不被重用却被“重使”的古全和,被派到学院伙食科去“蹲点”了。在那里,他自己不搞特殊,也反对“给科以上的干部发肉、发鱼……”在食堂工作有了起色时,他却饿得浮肿了。

        但古全和并不“纯粹”,高压之下,亦曾“违心”、言不由衷过:为摆脱暂时困境俯就加害自己的人,给自己戴上“片面性”的政治帽子;不愿广播批判“右派分子”荀副院长的稿子,可还是“遵旨”了……也正因此,在反右胜利之时,古全和的心情才“有些迷惘和复杂”,“并没有那么高兴,在他胜利的感觉之中夹杂着某些疑惑和凄凉。”古全和的如此心情、境地,让人自然而然会想到屈原,想到彭德怀,想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很显然,古全和既非焦裕禄那样的传统楷模,亦非李铜钟那样的悲剧英雄,但其骨子里、头脑里,却深植着传统楷模、悲剧英雄的基因,闪现着传统楷模、悲剧英雄的精神——尽管他不很“纯粹”,不得不“违心”,却同样是且依然是一名有党性、有良知,不随俗、不跟风勇于坚持正义的党员典型形象。

        这样的典型形象并非个别,是相当多的多数。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P17,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人民个体如此,党员个体也难例外——内心如此“冲突和挣扎”的古全和,是可信、可敬的。这样的典型形象,不就是当年黑格尔所言、恩格斯所肯定的极具个性的典型“这一个”吗?如此别样且是相当多的古全和,填补了共产党员典型形象的空白,在典型形象之林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别树一帜,别在艺术手法

        小说以“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描写了……古全和一生。”(见《古全和》《内容简介》)对此说,我自然要拍手、点头。您看嘛,古全和渴望“放屁”那一节,便是个生动例子:

        古全和从小就习惯了仰卧睡觉,但是现在他腹胀如鼓,不能仰卧,无法入睡,他希望能放几个屁缓解腹胀和肝区的疼痛,能让他睡上一会儿,以便明天能有精神应对他可能遭遇的新的突然袭击。可是此时此刻他偏偏就是没有一个像样的屁……

        在此,我不得不补充一下了:不单是细腻、生动——幽默、诙谐,也是《古全和》的特色之一吧?还有,在心理描写尤其是心理描写与议论等艺术手法的结合运用上,可圈可点处更多了。我知道,小说的运用议论手法,常会与说教、概念化相连。但在此,我们不必有这样的担心:

        古全和认为在师范学院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偏差和错误带有某种必然性。他认为在中国,虽然皇帝已经被赶出龙庭,但是他们的阴魂不散,仍然滞留在中华大地之上,活在人们的灵魂里,潜伏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左右着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实际行动。为官的是这样,为民的也是这样。这不是某个个人的过失,而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绝对地免俗。这个历史包袱,只能面对,不能回避……想到这里,古全和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感觉自己在成熟起来。不过他知道,这样的认识,现在只能想,而不能说,因为它可能比他所谓“反周扬”的错误更不被理解,更招人恨。

        如此的心理描写,是塑造古全和典型形象决不能缺少的——倘只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可就显得单薄了,不那么感人了。

        那些精彩、绝妙的议论,更为小说增色不少:

        “有觉悟”,这是领导者用人首先考虑的条件。然而这是一个弹性很大、个人色彩很浓重的条件。有权在手的人,大多自以为是,而很少自以为非,在封建影响深重的中国尤其如此。“我是正确的,因而服从我的人就是有觉悟的。”这就是有些人的逻辑。当然没有人这样说,然而很多人这样想,这样做……平常所谓“听话”本意是听党的话,听党章、党的路线、党的方针和政策的话。而事实上往往是听顶头上司的话……能独立思考,有创见的干部,往往是有争议、遭非议,有“犯上”嫌疑的人,多数领导望而生畏。

        对人物心理刻画与议论的巧妙结合、融为一体的亮点,亦多有表现:

        古全和认为党内缺少乃至没有民主,是党内不纯分子兴风作浪、得受其奸的重要条件……在新社会,一般人追逐的仍然是私利,口是心非是普遍现象,差别仅在于程度不同。对于某些人说来一个人出身如何,历史怎样,是否忠诚……常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的一切美德……一切功绩……一切牺牲,都是狗屁,都不妨碍你被涂抹成魔鬼,被置于死地。

        伴随这样的心理描写,作者随即进行了这样的议论发挥:

        其实,古全和历次遭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构成他“罪证”的不就是他该说假话的时候没有说假话,而不该说真话的时候他说了真话,遇事较真儿嘛!”

        这样的议论,让我瞬间想起季羡林先生“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名言。我想,艺术手法的综合运用如此精妙,决非偶然:非亲历过,非大手笔……不可为也。

        优秀作品,皆有启迪思想的功用。别树一帜的“青苹果”,不仅别在题材重大上、典型形象上、手法运用上,更别在启示深刻上:鼓励人们讲真话,保护人们说真话,依然是摆在全党、全民面前的大课题!我们要彻底反腐、要坚持法治,就要反人治、反封建遗毒……唯有将它们有机结合起来,才会创造出党风更纯正政治更清明的社会环境。

        但最后,我还得说一句:“青苹果”的“生涩”问题,确实有,譬如古全和成长的家庭环境铺垫过多,但是,在别树一帜的异彩映照下,对“生涩”竟没啥感觉了。

        (作者系北京市司法局高级政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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