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农业社会历史的国家，在这个长期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就有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就演变成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于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应该说，历代史家很关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过，在有些人那里，关注的出发点是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提供以往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是为了“资治”，他们并没有兴趣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做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当然，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失败了的农民起义，在他们笔下，这些起义的农民一律被称为“匪”“盗”“贼”“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被称为“乱”“劫”，是完全被否定、贬斥的。至于那些由农民起义开始，最终成功建立了新王朝的起义领袖，例如刘邦、朱元璋，在他们眼中则成了反抗暴政、虐政的英雄豪杰，毫不吝惜笔墨地予以歌颂褒扬。在他们那里，自然不会有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客观科学的评价。
但是，到上世纪30年代，有两部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史的大部头著作横空出世，这就是1933年同一年出版的蔡雪村著《中国历史上之农民战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和薛农山著《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上海神州国光社版）两部著作，两书均为3册，后者还在1935年再版。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两部著作曾经独占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史坛的鳌头，没有足堪与其媲美的后继者。检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农民战争史部分，除了1944年郭沫若著《甲申三百年祭》（新华出版社版），以及国民党围剿郭沫若此文而引发出版的极少几种关于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新旧书籍外，就只有到了1949年出版的解树民著《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华书局版）和宋杨著《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史话》（天津读者书店版）两种，且这两种均为小册子，分量远不能与蔡、薛两书相比。只有到了新中国建立后，才有不仅可以与之媲美，而且远远超过其研究水平的学术著作不断问世。毫无疑问，这两部著作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农民运动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应运而生
孙中山早在同盟会成立时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独具慧眼地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也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党的纲领中提出了没收土地和“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的主张。1924年国共合作后，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除反帝反军阀外，工农运动也是其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中涌现出了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领导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毛泽东、澎湃等共产党人实际主持了两党合办的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专门进行了农村调查，撰写了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志敏则创建了赣东北第一个农民协会。
但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背叛而失败。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中国还要不要革命？如果要革命，那么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关注和思考的焦点。这些问题首先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由此，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了一场延续数年之久的大规模论战，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这场论战由一开始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进一步引申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探讨。
蔡雪村、薛农山的这两部著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薛农山本人还是农民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对此，薛农山在其著作的自序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近几年来，“农民运动”的声浪，几乎震聋了一般人们的耳鼓，但是关于农民运动之历史分析的创著，简直可以说是和“凤毛麟角”一般的很少见到。……农民问题当然是中国革命问题中重要部分之一了。中国的农民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它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怎样？当中又经历了一些什么阶段？为什么古代的农民战争与近代的农民运动有质量的差异？在农民运动中又有些什么急于要解决的问题？农民运动的前途怎样？这些都是目前一般人们所急于要了解的问题。
他之撰写该书，就是要“将个人对农民运动的经验和认识，具体的汇集起来，加以有系统的整理，以供社会人们的讨论与参考”。
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思想
难能可贵的是，这两部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分析和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可以说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起，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早期代表性著作，尽管他们与郭沫若的有些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宣传反清排满，开始表彰太平天国等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并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人介绍进中国，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也逐渐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一些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包括重新认识和阐释中国历史，在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包括中国历史已经蔚成风气，同时，这场论战又反过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蔡雪村在《中国历史上之农民战争》第一章的《序论》中明确指出：
历史的唯物论告诉我们：一切社会现象，都要受一定的因果律所支配。我们于研究中国“古董”的过程中，必须找出推动社会不断演变不断前进历史的因果律的性质，然后不论问题如何困难，才能比较有把握的理出一点头绪。
…………
我们以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受一定的因果律所支配的。自从原始共产社会崩溃以来，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无疑是受社会阶级之形成及其相互间斗争所推动的。所以马克斯说：“一切人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于是，“阶级作用”便成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先决问题。
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有基本相同的表述，他说：
远在1847年以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始祖——马克斯和恩格斯已经为我们指出关于历史分析的途径，我们拿着一个唯物的武器，才能走出这纷乱而复杂的中国的历史的“迷宫”。
二人运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考察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正确指出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土地的高度集中致使农民生无以为生，只好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在土地关系中，兼并、豪夺、高利贷剥削，均无所不臻其极，遂使社会裂为‘富者田连阡陌，而贫无立锥’两种敌对营垒。加之‘田归豪右而粮遗本户’等景象又所在皆是，当是时也，广大农民既因丧失生产工具而谋生乏术，其薄有田产者亦不堪统治阶级之横征暴敛，于是社会关系中阶级矛盾愈趋愈烈，以致酝酿而造成如火如荼之农民战争。” 对此，蔡雪村再三强调：“我们知道农民‘叛乱’是土地关系的直接结果。” 薛农山也指出：“根据农民斗争之史的发展的观察，我们有权利可以说土地问题是农民斗争的关键；历史上每次的农民暴动其主要的原因厥为农民失掉了土地，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二人之所以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与他们的身份密切相关的。蔡雪村和薛农山二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党史界对此二人迄未予以足够关注。蔡雪村是陕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留学苏联。1926年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蜕变为托洛茨基分子，脱离革命队伍。他1931年回到西安，在杨虎城驻陕期间任陕西日报社社长。1932年随国民军马仲英部进入新疆，马仲英部被盛世才消灭后失踪，下落不明。薛农山，入党时间不详，1925—1927年间曾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转向托派，是陈独秀组织的托派组织“无产者社”的骨干，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薛农山退出托派组织，投靠孔祥熙。1933年在《时事新报》任编辑，抗战时任主笔。后投靠政学系张群，曾任海外部长。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们在研究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是题中应有之义。
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蔡雪村、薛农山接受的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中国自秦朝开始即成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理由是从秦朝开始废除封建，“土地已纯全成为商品性质，可以自由交易”，随着这种变革，在政治方面“逐渐形成商人、官僚、地主三位一体之统治阶层”，他们对农民的“兼并、豪夺、高利贷剥削”，是导致“阶级矛盾愈趋愈烈，以致酝酿而造成如火如荼之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地主的封建的剥削已经令农民不能忍受，再加上凶残无状的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压榨，只有逼得农民走上暴动的道路。中国历史上许多次朝代的更迭——农民战争，商业资本曾给以很多的影响！”中国到底是封建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焦点。认为中国自秦朝即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是否完全错误，这里姑且不论，应该肯定的是，这并不妨碍二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除了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背景的判断有所不同之外，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定性上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无明显不同。
充分肯定农民战争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我们不知道蔡雪村和薛农山二人是否就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进行过讨论，交换过意见，甚至不知道二人是否相识。蔡雪村《中国历史上之农民战争》全书9章，从秦末陈胜吴广写到了太平天国，除第一章序论外，每一章写一场农民战争。而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分析》全书12章，对秦汉到明代的农民战争只用了一章篇幅简要叙述，对清初农民暴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则各用一章叙述，从第六章开始，比较详细地叙述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孙中山及国共两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并从托派的立场出发，对1927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提出批评。可见蔡雪村更多地是一般地叙述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对现实的关怀隐藏在对历史的叙述之中。而薛农山则侧重于通过对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分析来思考当时的农民运动，对现实的关怀显露无遗。
但两人的这两部著作有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相同，都认为中国自秦朝以后就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都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农民战争问题；两部著作的写作框架也大体相同，都重在分析历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发生的背景，主要是经济因素特别是土地的集中，对历次起义和战争酝酿发动、征战过程和具体结局，则基本上都略而不谈，付之阙如。
他们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高度一致。蔡雪村认为：“农民曾以伟大之群众力量踏平土地集中形态，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而且犹以余威胁迫利用战争崛起之新兴政权不得不对农村施以相当让步与改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农民虽不能完成划时代之伟大使命，然其生存斗争之为数千年循环发展之主要动力，已属无可置疑，其在中国历史上所居之地位，更不容以等闲视之”。并对这种作用没有受到以往旧史家的注意感到遗憾，说：“惟此种意义却不幸为历代史臣所忽视，以致使充满历史价值之伟大事迹，在一切史册中始终黯然无闻，宁非憾事！” 薛农山也明确认为：“每一次的农民暴动，都是历史变动的动力。”“我们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古代的历史，每一个字都是农民鲜血写成的，也可以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农民暴动的历史。”从他们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肯定，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几年后毛泽东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肯定性评价的影子，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重要断语。
此外，这两部著作还提出了一些关于农民战争的理论问题。
例如，关于农民能否建立自己的政权。蔡雪村认为：“中国自从秦始皇以后的政权始终为地主商业资本把握着。其间虽然出现过若干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虽然在客观上也曾毁坏了这一地主商人的统治而又帮助了那一地主商业资本政权的建立；虽然屡次踏平了高度的土地集中，使其回复到普遍散碎的使用（如暴动后无地农民可以开垦荒田占为己业事），客观上类似均分地权，但是属于农民阶级的政权是没有出现过的。”而薛农山则显然认为农民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在分析秦末农民战争时说：“在农民反对商业资本和争取土地的解放战争中，又形成了汉朝的农民政府——由农民暴动中所产生的政府。”
例如，关于“让步政策”问题。上文提到蔡雪村认为农民战争除推翻统治阶级政权外，“犹以余威胁迫利用战争崛起之新兴政权不得不对农村施以相当让步与改良”。他在评价秦末农民起义时又分析说，之后建立的汉朝政权，“鉴于此次农民势力之伟大，乃不得不施行若干改良政策，以敷衍农民”，这些“改良政策”包括减轻赋税劳役、把公田交农民耕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允许选农民代表当官吏等，并指出，汉朝统治者采取这些“改良政策”的出发点是“恐怕农民揭竿而起”而“不得已对农民让步”，“而非为农民的阶级利益的。”
例如，关于农民战争的结局，蔡雪村在阐明了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后，遗憾地指出：“若夫彻底胜利——取得政权——则从未获得。”并分析其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原因说：“盖因属于小有产者之农民基于经济基础天然不能形成一种强有力之阶级，尤其不能产生代表阶级利益集中性之领导组织，故其行动始终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且于每次斗争中其领导分子之阶级背景又必中途转换，殆至战争终了，农民群众固然能获得暂时或相当之利益，但在他方面反而为新兴统治者所利用，以乘机勃起；此种新兴政体依然循着前代之路线迈进，以次恢复旧观。因之由秦汉以迄有清末叶此一长期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发展仿佛成为循环式之规律，在农民战争推动之下不断改朝换代，惟社会基本制度却未因流血斗争而有所改革，自然其主要原因乃为生产力未曾彻底演进所致。”薛农山也认为，农民战争的最终结局并不能给农民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利益，“在商业资本占优势的社会中，农民在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前途，加之，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政权便形成内部的转变而过渡到另一个阶级，并且，还和农民的利益对立起来”。
可以说，蔡雪村和薛农山这两部著作，不仅是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开山之作，也是典范之作，开创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指导、分析框架、问题意识和某些论点。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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