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给我三句话

  首先祝贺在座的同学光荣地考进了北京大学认知与心理学院！这是一个伟大的学院，她承继着中国心理学复兴的重任，凝聚着全国心理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美好的希望，也承载着我们这一代校友们感情的寄托。

  北京大学不只是一个学校和机构，也不仅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是一批批年轻人成长发展、脱颖而出、风华正茂、卓尔不凡的生命升华见证之地！在这个地方，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位，还有我们的感情、智慧和行动。说句实话，老师教给我的很多课本知识，可能都已经记不清楚，甚至我们上过什么样的课程，我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我忘不掉的是在北大的刻苦奋斗、磨难修炼；忘不掉的是我们的感情振荡、友爱深长。

  我从1979年9月考上北大，到1989年1月告别燕园去美国留学，我人生中最天真，最单纯，最美好的十年都是在这个地方度过的。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教给我了很多东西，对于我从事心理学的科学事业助益无限。有些教导听起来虽然平常，但对一个心智敏感，求知欲极强的青春之心而言，却有种令人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感觉。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三句记忆犹新，又让人心灵解放的平常话。

  我现在依然记得的北大教给我的第一句话是：“世上万物皆是有规律可寻的。”

  由于我在高中学的是理科，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研究地震的地球物理学家，所以我的高考志愿填报的是北京大学物理学系和地球物理学系，但是阴差阳错我被分配到了心理学系，仅仅是因为我在“愿不愿意服从国家分配？”的空格处打了一个勾（√），结果国家就真的分配我学习心理学。与所有理科生一样，我对心理学有很多的误解和不满，特别是大量的课程介绍的是众多学者对同一现象的不同看法，莫衷一是，没有结论。因此，在北大的第一年，我的各科成绩都很差，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看杂书，想的是如何不学心理学。

   正在我有些郁闷，迷茫甚至考虑转系的时候，那年的冬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三教发现了一个人满为患的讲座，原来是著名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寒夜谈红》，介绍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研究。他说了些什么我现在都不记得了，但他的一个说话令我感到兴奋，甚至有些震憾。因为他说：红学家们花费了无数的心血、精力、时间来争论曹雪芹的《红楼梦》原来到底写了多少回，高鹗是不是狗尾续貂地完成了后面的四十回？对于这些似乎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周先生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可证伪的数学答案。他说，中国文化素以九为极致，九九归一；所以，《红楼梦》每九回讲一个故事。同时，又以十二作为总揽人物和情节的组合数，十二轮回。因此曹雪芹原创《红楼梦》最终的回数，应该是 9 ×12 =108 回。

   我不是红学家，我无从知晓周先生的发现是否正确。但他做学问的思路和方法让我耳目一新。这是一个科学理性的思路，你可以证伪啊！《红楼梦》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文学作品，它充满了浪漫的、感性的、悲惨的人生描述，但是在所有这些美好的文字、诗歌词赋之中，居然还有数学规律，确实让感触良多。他说“世上万物皆是有规律可寻的”。优秀的学者就是要在这些看似纷繁复杂、目不暇接的表象、幻象之中，找到它的规律。心理学何尝不是如此？它的表象、幻象五彩缤纷，但是在后面一定会有一些数学的规律、定量的逻辑，需要我们科学家去发现。换句话说，文理相通，再感性、悟性、文学的事物，其实也可以科学地、理性地来探索、分析和证伪。他的话改变了我对心理学的认识。

   北大教给我的第二句话是：“想象力其实比知识更重要。”

   在北大心理系就读的第三年，我上了一门《智力测验》的课程，由著名心理学家吴天敏教授主讲。吴先生是老燕京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一直和燕大校长陆志伟教授从事智力测验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吴先生的课基本上没有多少讲义和教材上的内容，大部分时间是鼓励我们思考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的考试也不是传统的闭卷考试，而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完成一篇研究报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有兴趣，因为我生性就不愿意去背诵、记忆有答案的问题，而是希望去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

  比如说，当时我就有一个很疯狂的想法，想看一看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职明的人反应快”是不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只不过我们当时的知识和研究水平有限，所以我能够想到的就想看一看膝跳反射的速度是不是和人的智商有很大的关系？我和同学王小京设计了一个测量膝跳反射速度的小设备，花了不少时间自学了一些电工、机械，生物等学科的知识。最后，我设计出一个能够记录膝跳反射速度的小装置，就是把一个小电锤通上电极连着闹钟，另一个踏脚板也连着闹钟，这样当小锤子敲上膝盖上的电极片，闹钟开始走表；当我们的脚踢上踏脚板上的电极片时，正好就中断闹钟的运转；从敲击到踢板之间的时间就是我认为能够测算出来的膝跳反射速度。

   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装置是非常粗糙的，测量出来的速度也是不稳定的；最后计算出来的膝跳反射速度和智商之间当然也一点相关也没有。因此，这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研究。但是出乎意外的是，吴天敏教授竟然给我这个失败的没有结果的实验报告一个最高分（A+），让我特别激动。我向吴先生不好意思地检讨说，我们的测试工具非常粗糙，测验的数据也很不准确，最后也没发现什么有意义的结果。吴先生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也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名言。说明科学家所需要的科学素养应该包括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满足别人千篇一律的解释，对无知领域的答案充满兴趣，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向往，本就是科学家的职责。讨论没有答案的问题，才可以让我们产生新的答案。

  北大教给我的第三句话是：“不要让未来的你为你现在的决定感到后悔。”

   1983年我在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成为陈仲庚教授的助手，并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班主任、辅导员和系主任秘书，最后是系主任助理。有段时间，我有机会去中央机关工作，走上仕途的道路；当时有很多人都为我感到高兴和祝贺，因为“学而优则仕”毕竟是我们中国很多读书人古往今来的一个重要梦想。

   当我试图把我这一个重大的人生变化的可能性告诉给我的恩师陈仲庚教授的时候，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年轻人，一定要认真思索自己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业，特别是不要让未来的你为你现在的决定感到后悔。”当时，他和我仔细分析了我的性格特点，我的学术背景和心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一致觉得，作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北大心理系留校任教的毕业生，留在心理学界，其实是可以为自己、为北大、为中国心理学界，作出特别的贡献。换句话说，中国的政坛不缺北大的毕业生。我是解放后从事心理学测量工作的学者；我写作的《心理测验》是当时第一本心理测验学的教科书，这样的学术地位和贡献，轻易地拱让出去，有可能会让未来的我感到后悔。因此，正是在陈老师这样的谆谆教诲之下，我坚定了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决心，也为这样的梦想和未来做出了毕生的努力。

   后来我们伯克利加州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生艾玛•博茹尔曼（Emma Bruehlman）将这个说法作为她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发现想象未来的自我如何看现在面临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决策的艰难与痛苦，做出相对更正确的决定。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的老师，以他们的学识和人生智慧，教导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我们游离、困惑、不解的时候，我们很幸运地有这么一些老师、学长、同学们，真正地关心我们，爱护我们，帮助我们对自己、对社会和对人生，做岀相对正确的选择和判断。请珍惜这样的机会和缘分。

   每个人的性格、经历、发展路径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的感受和收获肯定也与我的同学不同。但是北大老师说的这三句话：“世上万物都是有规律可寻”“想象力其实比知识更重要”“不要让未来的你为你现在的决定所后悔”，我个人觉得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鉴。

   人生中的无数磨难和不懈的奋斗固然产生伟大的成就和智慧，也千万不要忽视顷刻之间的灵光四射，推敲之际的智慧升华，拈花之时的会心微笑。 (作者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本文系作者于北京大学认知与心理学院2017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