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学界与评论界，习惯欣赏世界华文作品中对第一故乡（原乡）的“家国情怀”，但由于地域隔膜，数据匮乏，而忽略了海外华文文学业已进入第二故乡的写作，它正推动着华文文学进入新时期──向地球村“龙门”跳越的新时期。
海外华文文学一直有华人移民在彼邦身份纠结的投射。现代移居异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既不同于第一代流落或被卖“猪仔”到彼邦的侨民，也不同于因某种原因自我流放的一群，而是向往、自愿、愉悦地移居。虽然背景不同，心境不同，但在从中国公民变为异国公民的身份观念上，都有一个挣扎的过程。
这种挣扎，使华人移民出现了三种身份的定位：第一种是以“租客”的心理纠结终生；第二种以“中立者”的心态，在东西方价值之间保持平衡；第三种则以“主人”的情怀积极入世。三种身份的定位，都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其中，第三种观念日渐强起，那是对彼邦公民意识、环球价值的积极进取。这就是表现在作品中的第二故乡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原来是华人对故乡故国、对中华民族的情怀，但在第二故乡写作中被放大扩展了，被注入新的含义，赋予新的价值。
环顾地球村，不难发现北美是世界华文第二故乡写作的重镇，其中加拿大更为突出。
站在地球村的高度审视，也不难看到第二故乡写作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功能地位：
与原乡写作互相辉映，扩展了华文文学中“家国情怀”的空间
海外华人的作品中，既有第一故乡的回望美与凝固美，也有第二故乡的前瞻美与延伸美。第一故乡写作，多是深沉的“家国情怀”；而第二故乡写作，多是愉悦的“家国情怀”。
作家阿木在《这里已是我的家》一文中，这样写从中国故乡回到加拿大的感觉：
飞机降落了。海关入口“Welcome Home”醒目的大字迎面而来。
汽车平稳有序地行驶在公路上。天格外湛蓝。当车停在屋前，芬芳的青草味，熟悉的泥土气息，变红的茱萸树叶，小松鼠，邻居家的小狗摇着尾巴跑过来，带着它主人的笑语“到家了！”
沉静在回忆中的我，故园常在梦中。往日熟悉的一切已经逐渐淡出。三十年的耕耘，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将我和这片土地连在一起，这里已是我的家了！
亲切，轻松，陶醉！如果没有对第二故乡的深情，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不可能有这样的书写。
林楠的《温哥华组曲》中也有这样的情怀。他以八则诗化的散文展现了第二故乡温哥华的迷人与亲切，这样感受莎菲河：
不知为什么，我欣赏你的宽厚大度，不事张扬，远避浮华诱惑。尘世间的炫鬻杂褥你都没有兴趣，也无心与海风纠缠。你只管一件事──敞开胸怀，流淌岁月。这些第二故乡的写作，与他们的第一故乡写作互相辉映。作家们两种“乡”、两种“国”的作品，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并蒂莲，丰富与扩展了华文文学中“家国情怀”的写作空间。
为“家国情怀”注入新的内涵，提升了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和力
在第二故乡“家国情怀”的写作中，“家”是移居地的“家”，“国”是移居地的“国”，“情怀”也是对移居地的“情怀”。作家们在关注生活底层华人移民的坎坷时，也关注其他民族移民的困苦；在发掘华人移民族群生存品格之美外，同时也发掘其他民族移民的精神。
林婷婷的《推车的吉普赛族》里，这样记述了吉普赛一家人的流浪生活：
一天，吉普赛人一家在路边待客。也是夫妇俩。地面上多摆了两小碟菜。饭后，女主宾边聊边互相捉头发里的虱子，男主宾一味忘情地弹着吉他，一味闭着眼唱。一首南方古歌。俩人都陷入了，陶醉得不行。一曲高歌后，妇人和孩子们都使劲鼓掌。掌声在这个静寂的下午显得格外清脆、响亮……
入夜，我把自己关进冷气房里，扭开音响，我尽力想从音乐的旋律中回溯记忆的轨迹，以找回生命中某些开怀高歌的瞬息，然而此刻，记忆却突然缈茫而遥远；我耳边听到的，已不再是激光的音响，而是吉他的乐声，那天晚上，我竟一夜无眠！
林婷婷的“我竟一夜无眠！”令我出神良久。为什么“一夜无眠”？那是因为吉他声一直在耳际回响，而吉他声后面，读者除了感受吉普赛人推车流浪的困顿但乐天的生活外，还是感受到作家的同情、关切与焦虑。“我竟一夜无眠！”洋溢着来自作家心灵深处的人间暖流。
在对异族的人道关注时，也有被他人的关爱所感动。阿木《她的童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中，移民温哥华的单亲妈妈费太太，因为要上班打工，无法接送一对年幼儿女上下学，邻居退伍老军人查尔斯察觉到了，及时伸出热情的手，当起了孩子的义务 “爷爷”； 微言《沙朗》中的彼邦老妇沙朗，主动请缨，为素不相识的华人新移民充当义务司机与导游，被感动的人还不知道她是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文野长弓的《印第安兄弟》中有另一种赞誉：墨西哥海湾的年轻印第安乐手塔扎，为了寻找在景区遗下相机的失主，以便归还物品，三年多来不断打量着每一个登岸的游客……而刘慧琴《被遗忘的角落》中，则给人独特的震撼──打击毒品的警察，在元旦假日，列队为吸毒者尼尔及其女友琳举殡。镜头聚焦在这一特别的送葬行列上，表现出作家对政府、对国家人员品质的近距离欣赏，也突显了对全球吸毒问题的焦虑与对毒品受害者的人性关怀。
还有林婷婷《芳邻》中的海蒂，文野长弓《保姆没有梦》《渔翁之意不在鱼》和《闲不住的手》等多篇中提到的老画家菲利普，等等，也都是热心关怀华人新移民的加拿大原住民，作家以尊敬与感激的笔触细腻地记录了他们的博大爱心。这些写作，已经走出了“族群”的地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趋向。这类作品，把不同种族视为同一个地球族，把普世的人性关怀视为作品的灵魂，把他族的喜怒哀乐也当作自己家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笔下，传统的“家国情怀”发酵为国际蓝空下更广博的亲和拥抱，引发了新的审美。他们的作品含有强烈的新世纪价值，为“家国情怀”写作注入的新内涵，提升了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和力。
积极推动身份观念的转型，使华文文学成为提升华人形象的平台
随着移居时间的增长，大多数华人移居初期对彼邦的距离感，慢慢流变为融洽感。彼邦公民身份的自豪感，取代了寄人篱下的自卑感。不少华人作家重视华人在移居国公民身份的尊严，强调要把身份的认同从“租客”与“过客”纠转到“公民”甚至是“主人公”上，积极参与移居国的建设，尽自己一份公民的社会责任。加拿大作家微言、林楠等人，是此中出色的建言者，他们的时评文章，对纠正华人移民的心理，有着正面的导向力。为海外华人“主人公”气质与尊严的树立，提供了精神热力与信心的激素。
身份观念的转型，不是落地就能即刻开花的。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积极入世的态度，需要一对善于发现、善于感知的眼睛。在书写这种情感转变的作品中，文野长弓《误闯禁区的麋鹿》中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把初到彼邦的自己比作“一只误闯禁区的麋鹿”，在静谧的街区中，感到孤独、彷徨与冷漠。当他平静凝视街区树荫掩映的人家后，逐渐感受到这里“凝聚着加拿大几代人的体温，透过不言不语的意象，多情而又温雅地欢迎世界各地的旅人——不论是白皮肤、黑皮肤或是黄皮肤的旅人，都到它们这里或暂时留步，或永久定居；到这里采撷些果浆、花枝，携手共同创造多元的百草园……”文野长弓在《保姆没有梦》中还深有感触地说：“既然你来了，就应该把这里当作家园，而不是驿站。”这种“当作家园”的意愿，使作家有了欣赏的眼睛。在欣赏中感知新家园之美，在感知中开始了身份观念的转型，蕴酿着第二故乡的情怀，而最终达致“摒弃了孤独无助的自我，融入了在飘忽着绿光的深处”。他那对移民心境转变的优美描述，相信对需要身份观念转型的读者是一股明目清心的泉流。
第二故乡写作，使华人文学在世界文明的建设中多了一份担当
许多华人移民积极融入新的社会，不但有了对第二故乡的感情，还有了越来越强的移居地公民意识。第二故乡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的“家国”，对第二故乡的责任成为他们心目中的越来越重的“情怀”。加拿大林楠《彼岸时光》书中，就有不少这类的投射。在《冠军的风采》一文中，他这样写七次打破世界纪录、四次夺得世界冠军的举重名将李红玲移居温哥华的愿望：“在温哥华办一所小型业余体校，准备为加拿大培养几名在世界大赛中能够升起枫叶旗的选手。”也许国内有些读者看了，会对李红玲反感，为什么要培养“世界大赛中能够升起枫叶旗的选手”，而不为中国培养能升起五星红旗的选手？但林楠的感觉是：“多好的想法！让我们一同与我们的世界冠军拥抱明天，期待未来吧！”做为彼邦公民，为该国尽公民责任、以该国为荣，是一个起码的公民品格。林楠认同这一品格，所以，以欣赏与热情赞扬了李红玲的这一理念。
海外的华人作家，由于他们生活地理的跨度性，社会交往的多族性，加上人生经历的丰富性等，使他们比国内作家的视野更广阔，包容度更大。除了书写移居地的公民意识、公民责任外，他们的作品更具有“地球村”的气息。读者经常可以读到世界性的环保意识、国际人道主义的救援、对联合国人权公约以及公民权利的推动等。这种视野与情怀，不但超越了第一故乡的疆土，而且超越了第二故乡的领域，进入了“地球村”“地球人”的境界。这种超越，使他们的作品在世界文明的建设中多了一份担当。
第二故乡的“家国情怀”写作，是海外华文文学走出“族群”、融入全球化语境的写作，体现出与时共进的魄力，体现出对国际社会的责任与奉献精神。这种写作，大大提升了华人文学的功能，使它在华文文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可以说第二故乡的“家国情怀”写作，推动了华人文学进入新时期──向地球村“龙门”跳越的新时期。[作者简介：盼耕（陈藩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总编辑，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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