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2005年左右开始，学术界和媒体界逐渐掀起一股民国大学热。众议以为民国时期的大学，在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导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段辉煌，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大师灿若星辰。不过，之后逐渐升温的民国大学热，果真准确描述了当年的事实吗？还是由于遥望而产生的距离之美呢？在民国大学热未退之际如此发问，或许会触动不少人的感情，遭致众人强烈不满和反对，然而以理性还民国大学原貌，或许更是学界所推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本义，故在此斗胆抛砖引玉。
理性判断民国大师热
什么是大师？据蓝劲松《何谓大师——兼论大师贡献之所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3期）分析，目前主要有“双馨说”“超人说”“会通说”“领头说”“超越说”5种观点。“双馨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学术和艺术领域有深厚造诣，且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得到社会广泛熟知和尊敬的才德兼备的名人。“超人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具有常人无法企及的才华和能力，具有强大的创造、实践和号召力，在思想、性格以及品质上趋于完美的大家。“会通说”认为大师应该是超乎各专门具体学科之上，能够丰富学识且能统揽全局、触类旁通深刻领略和表达其内在大义的智者。“领头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各门学科的带头人，且能培养出一支薪火相传的队伍，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超越说”认为大师应该是在科学、艺术、管理或其他人类理论与实践领域重大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其创造性成就导致世界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变革，进而激发了系列的追随者和探索者，其创造性成就还能够经历长期的历史考验之后得到世界公认。放到大学这个特定的学术语境里，“超越说”似乎更符合大学所谓大师之本意。据《辞海》释义，大师是“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恒先生在《从“钱学森之问”说起》（《科学与社会》，2011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大师应该是指能引领世界某一方向发展的人才”。这也基本肯定了大师“超越说”。
抛却感情因素，如果按“超越说”标准去考量，一些被尊奉为“大师”的民国学者，在世界学术格局中或许仅处于“学生”水平。实际上，在积贫积弱、刚刚草创高等教育的国家，期欲人才辈出、大师纷繁涌现是不太现实也不太可能的。而今很多民国时期的学界前辈之所以被奉为大师，除了少数禀赋彪炳者外，大多是因为他们较早引入西学，在中国本土初创众多学科、桃李满天下，又因着中国自古尊师重道传统而被推崇之故。可是，若放到世界维度比较分析，许多大师大抵是难以跻身大师之列的。尽管他们在国内乃至国际某一区域有较高声望，但在“超越说”大师意义范围内却不免存在差距。大师最终是以其做了什么来评判的。统揽民国时期的不少大师，大多是率先引进国外先进思想和知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转化加工，客观上并没有多少突破性的自主创造。相反，像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萨特等人，却是以实实在在的独创性作品，向整个人类贡献了新思想。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为何当局感慨“教授虽多，真正可称为教授的却不多”的原因之一。如果大师灿若星辰，当局也不会有此感慨。只是随着时间的流淌，斗转星移，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和形势需要渐渐赋予其光辉，让一批学人走上大师的殿堂。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谦虚自律，却不吝颂人之美德，因此所著人物文章常有溢美之词。一旦文学化的溢美层层叠加，甚而无以复加的时候，不少民国学人就渐渐被送上大师神坛。也正因此，有些民国大师的荣誉光环，往往超出其知识贡献本身之意义。
对于“大师”称号，真正的大师们又是怎么看呢？季羡林先生为学界耆宿，受人爱戴，曾被誉为“国学大师”。对此，先生在《病榻杂记》中却郑重提出“一辞‘国学大师’”。他说该头衔来自有次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有位记者在报上发表《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同台5位教授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自谦地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可见这“大师”头衔竟来自舆论的宣传和报道。不仅经不住专业化的审视，而且让大师自己也有些不知所措。
民国大师之所以会成为一道灿烂风景，和中国传媒发展阶段也有一定关系。在纸媒一统天下的民国，那时多数人尚不得读书写字，大学教授的声音就很容易被传媒关注，尤其是在一个国势动荡，大家普遍关心社稷民生的时代，教授们的思想和声音更容易被传播和放大。再由于那个时代更多保存下来的是纸媒，而且是比今天远为有限的纸媒，以致后世研究所获第一手资料相对有限，进而引致了有欠全面的结论。这种媒体和研究成果的累积放大效应，渐渐使人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只要一谈到民国，就必然会联想到大师。换句话说，那时的一些大师，犹如而今的明星，是时代需要与传媒互动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探讨当下大学管理的矛盾和问题时，一些学者与民国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产生强烈共鸣，无形中通过“证实性”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认识。然而有必要指出，在许多颇显乐观的研究中，民国一些大学校长贪污办学经费、教授生活不检点、教育经费有文无实、大学行政化、教授疲于转聘和兼课养家糊口等负面材料被严重忽略了。这凸显不少研究存在一定偏颇问题，似乎过多关注了“心灵共鸣”的一面，却忽略了“高楼大厦”背后的阴影。
对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我们既需体会钱老对中国学术的殷殷期望，也要看到高等教育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积累过程。当一个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高等教育与发达国家差距尚远之际，其大学是不大可能“大师”云集的。中国高等教育自近代迄今，主要处于学习追赶阶段。这也注定中国当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仍会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学习追赶”模式。如同学生学习一样，只有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和考核要求，才有可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该学的尚未学完，该学的还没学好，就迫不及待期待中国大学一流成果迭出、大师纷繁涌现是不现实，也是有些浮躁的。日本1868年开启明治维新，81年后，即1949年获得日本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63年后的年莫言获得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66年后的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大陆学者。这一中日的简单比较，揭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即只有中国大学学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大师和一流成果才会慢慢脱颖而出。
同时，“大师”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现在的知识创新系统日趋复杂和专业，学者的任务和挑战已和过去有天壤之别。因此，这意味着不能将今天的大师概念与民国时期的大师做简单类比。在民国时期，绝大多数学科都处于草创阶段，只要有知识、有资格、有智慧、有能力，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开辟一番新天地。可是对现代科学而言，一个人的能力变得非常有限，已无法单独完成一个重大复杂的科技项目。比如中国的“神舟”系列火箭、“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巨型机、量子通信、高铁等研究项目，都是众多优秀科技工作者众志成城的结果。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当然涌现出众多大师，只不过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向来谦虚内敛、不事张扬，或者由于团队整体利益等，他们并没有被宣传推广，为社会所广为熟知罢了。尽管如此，其中很多学者的学术水平无疑已跻身大师之列，而且可以在世界大师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应该值得关注和重视。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传播已由传统传媒进入新媒体和自媒体阶段，传播形式多样化、高科技化，社会舆论关注焦点也越来越多元，政府领导、商界精英、文艺明星、百姓达人等各行各业人才辈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以至学界大师在星光璀璨的时代环境中显得不如过去那般耀眼，给人造成缺少大师甚至没有大师的错觉。试着换一个角度观察，也许不是大师少了，而是各个领域大师星光璀璨，刷白了近景，反衬出远景的民国大师愈发绚烂夺目？
以上粗浅讨论，无意对民国大师表示不敬，更无意存心颠覆大师形象以沽名钓誉，只是觉得非常有必要唤起一种理性视角，以便更好地研究和审视当下大学存在的问题。用文学化的优美笔触展现民国大师风采，的确可以触发思想启迪，给人以精神陶冶，但若是用来评判甚至影射今日大学和学者，却不免存在以偏概全之嫌，而且容易使我们偏离更加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实际问题。这一点不得不引起注意和重视。
近距离观察民国大学
著名教育家张謇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以此坐标和格局衡量，民国时期的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基本处于襁褓期和婴儿期。其主要贡献是学习西方大学，逐步确立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框架和办学模式。这的确有开山之功，但若以国际高等教育谱系分析，当时高等教育之水准实处于“小学生”之地位。诚如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所言，大学乃“研究高深之学问，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以梁启超先生的期望考量，民国大学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有多少呢？纵览中外大学史，可以发现民国大学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教授评聘缺乏权威而公允的标准，基本以校长权威而酌定；学生选拔标准亦参差不齐。那些破格招录人才的故事的确给人启发，被人们争相传颂，可在注重公平优先的当下，无疑会遭致“暗箱操作”的质疑。时代发展到今天，广大考生或家长或许宁可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也不希望有人为操纵，哪怕这种操纵多么唯才是举、大公无私。有人一谈起民国时期的清华，就不免发出高山仰止之感慨。清华的确成就斐然，成就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传奇。可是如果假设一下，将如今出国留学政策集于一所大学，甚或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可以相信该校不久即会跻身一流大学。西南联大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大学组合，其传奇故事令人啧啧称叹之余，也不免存在难以复制之感慨。毕竟，文字回忆是美好的，但客观评价却需要多方比较、理性分析和慎重结论。
在不少有关民国大学的文字描述中，其时的大学生似乎都意气风发，饱有爱国情怀，抛却个人利益，救亡图存，发奋读书。他们认为，“那个时候的学术氛围很浓厚很纯洁，大学强调学术自由、兼容并蓄，学生求学孜孜不倦、一丝不苟。”事实上，那时的学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梁启超先生1914年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就曾指出：“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黄炎培1914年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中同样由衷喟叹：“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载《民国经世文编》，1914年，教育，第三十四册）黄炎培用一连串排比，对人们抱功利之心，趋之若鹜办法政学校、考法政学校深表忧虑。无独有偶，蔡元培1917年1月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也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载1917年《东方杂志》14卷4号。）蔡元培先生特意用了“腐败”二字，并对官本位式的功利求学之心表达了贬抑之情。
上课情况又怎么样呢？据1916年12月《教育部视察中国公学大学部（今名中国大学）报告》，“教员张廷健讲解尚明，惟少发挥。学生人数一百三十人，出席六十七人，缺席六十三人”“教员黄尊三讲解不甚合法，二班人数二百三十六人，出席一百四十人，缺席九十六人”“专门部法本科乙班授债权，教员黄旭，该班原额八十人，出席二十人，缺席六十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年4月，第六期）。再如1916年12月《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载“三班人数总计九十人，出席五十七人，缺席三十三人”“专门部法本二三年级及别科合班，授民事诉讼判例，教员石志泉，学生多能笔记，三班人数总计一百三十二人，出席九十四人，缺席三十八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年4月，第六期）另据1916年12月《教育部视察中华大学报告》载“预科二年级生授本国地理，教员顾宗裘，讲授东三省之交通形势，绘图说明，尚属详细，该班学生计七十八人，出席五十五人，缺席二十三人”（载《教育公报》，第四年，1917年4月，第六期）此外，笔者曾拜读过一位大师回忆录，民国时他曾在上海某著名教会大学任教，对该校学风尤其是研究生混文凭之风颇有微词。以上从一个侧面显示，民国时期的大学上课缺席情况十分突出，学风不容乐观。只是时间过去久远，人们更愿意记住一些闪光点，或者在付诸文字时更倾向于描写阳光的一面，选取那些唯美片段加以记述，而那些处世低调的亲历者，即使对整个情况有较全面了解，也无意用文字记录曾经的美好，更无意回忆那些易致争议的往事。结果集体“选择性记忆”，使读者读到的竟是一片美好。
民国时期的大学，用象牙塔形容十分恰当，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可望而不可求。“早在1923年，‘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大官僚、富商子弟占十分之三强，小资产阶级约有百分之十五的。’照此推算，中等以上家庭出身的学生，至少在90％以上。直迄抗战前夕，情况依旧。1932年，普通清华学子年开销近250圆（1圆合今人民币30余元）；1936年，竺可桢长浙大后开始设置占录取总数5％的公费生，每年的补助也恰为250圆。有报纸称：‘近日高等教育，几乎为中产阶级以上子弟所独享。中人之产，供给子弟毕业高中，已甚艰辛；至于大学学生，每年非三四百圆不可应付。’而当时普通人的最低生活水平约为每人每年30圆。不难见出，在当时，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社会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绝缘的；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的农民更是如此。”（据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引用上面这段文字，是想说明民国时期的大学在校生规模只有数万人，是精英教育中的精英教育，与而今世界规模第一的中国高等教育不能做简单类比。相信今天已几乎没有人愿意回到那个时代，那个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高等教育的时代，那个上大学成本远远超过普通家庭承受能力的时代。
追问民国大学自主管理
在今天看来，民国大学有很大自主管理空间。然而，与其说其自主，还不如说是社会局势造成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民国之际，由于各种派系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导致教育管理机构人事频繁更迭，以致无暇顾及大学，从而造成大学管理的相对宽松和自主。“从1916年到1926年间共有二十任教育部长，平均一年有两任。这种情况，无法使部长运用国家权力继续行使早年那种集中统一的教育。”（据美•基南：《新教育改革运动的发生及其在1922年前的发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个不容忽视的趋势是，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集中统一管理。
同时，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由于各个派系出于争权和巩固势力需要，无不尽力延揽人才。在当时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民国教授成为各方积极争取的对象，从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尊敬。当时全国教授只有百千计，1934年北京大学只有教授56人，清华大学87人，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也只有197人；1934年，中国高校共有教员7205人，其中教授2801人，学生41768人。（据《中国与世界主要各国之高等教育》，载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而且，那时的教授又是知识界代表，主导着公众舆论，引领着社会思潮，因此各派势力大多尊敬有加，岂敢得罪？在此大环境下，民国教授们自然比较风光和体面。社会上流传的民国教授们极富个性的传奇故事，与其说彰显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如说是各派势力竞相笼络人才而显现的一种“宽容”。此外，从下表也不难看出，当时很多有影响的公立大学校长，同时兼有一个官员身份。由此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大学其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行政化倾向。
1934 年部分院校头面人物基本月薪状况
校（院）长 曾任/兼任 月薪（圆）
中央大学 罗家伦 蒋介石秘书 675
清华大学 梅贻琦 600
北京大学 蒋梦麟 教育部部长 600
北平大学 徐诵明 600
交通大学 黎照寰 交通部次长 600
中山大学 邹鲁 国民党中委 650
北京师大 李蒸 教育部司长 600
武汉大学 王星拱 建设委员会专门委员 600
浙江大学 郭任远 600
协和医学院 各科主任 833
中法工学院 褚民宜 833
资料来源：《全国各大学校长姓名及所设院系名称一览》《全国各独立学院院长姓名及所设院系一览》《全国各大学职员职别人数及月俸》，载教育部统计室（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48—49 页、第138—139 页、第60—61 页。（转引自刘超：《中国大学的去向——基于民国大学史的观察》，《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第55页）
有人常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表达对在大学里自由思想的渴望。然而，名人名言都有一定适用环境。陈寅恪先生之言所倡导的主要是一种学术精神。要求学问道诚然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然而这和有些人所曲解的那样“在大学里就要充分享受大学之独立和自由”并非同一语意。对此，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就曾强调“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他还郑重指出，“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工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修服从之德”（以上载《民国经世文编》，1914年，教育，第三十三册）。
办学经费也是令民国大学校长头疼的问题。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史》（见《四十自述》）一文中指出“其实公学经费支绌，教职员薪俸多不能照发”。蒋梦麟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亦称“经费困难和良好教授不易聘请，是办校的两大困难”。当时的很多规定看起来都很漂亮，以至于今天很多学者争相引用，慨叹不已。实际情况是，当时不少规定常常停留于纸上。比如《教育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乍一看这些数字，足以让人惊羡，但若稍具一些行政和财政经验，就不难理解这些数字不靠谱。如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授月薪为600～400圆、副教授400～260圆、讲师260～160圆、助教160～100圆。然而，“教育经费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积欠教师薪俸的现象愈发严重，有时国立高校教师仅能拿到月薪的十分之一二。这种积欠教员薪俸状况始终贯穿民国时期，许多国立高校教师的薪俸未能按照《大学教员薪俸表》所规定的标准发放，扣发教育经费和积欠教职员薪俸的现象，到1931年以前一直严重存在”（据刘清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研究》，西南大学，硕士，2014年5月）。《申报》在1931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国立大学教师月俸尚不如政府各部之一科长，北大教授最高月俸只有三百圆。故人人皆靠兼差以自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革新事业》，《申报》，1931年1月14日第3张第11版）。到了1941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实际收入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甚至不足以养活两个成年人”（据张慧：《民国教师挣多少钱》，《读书文摘》，2012年1月）。“西南联大的外籍教授Robert Payne在调查时就发现，1943年一个乡下厨师的工资竟是一个大学教授的8倍”。(据张慧：《民国教师挣多少钱》，《读书文摘》，2012年1月)这种状况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民国大学相去甚远。
民国大学热的启示
民国大学热之所以出现，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热切关心，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殷切期望，希冀中国高等教育尽快跻身世界一流，期盼中国大学人才辈出、大师纷繁涌现。2015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等重要文件。会议强调，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这是对社会期望的有力回应和行动宣言。对此，透过民国大学热研究，反思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无疑有很多重要启示，比如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优化知识创新体系、培育大师成长环境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传承和弘扬民国大学经过历史实践所验证的大学精神。这便是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纵览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可以发现思想的启蒙与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只有找到正确的指导思想，生产力才会得到根本解放，经济社会才会得到良好发展。大学自从由社会边缘走向中心以后，逐渐成为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的重要源泉，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而要实现这一点，充分促进大学四大功能的发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创新思想自由驰骋，让不同观点自由碰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由于大学精神一度缺失，中国大学在一段时期内凸显大学过度行政化、教授热衷做“老板”、高校被诟病为人才工厂、大学生被非议为高分低能等不少乱象，使重建“大学精神”成为大学内外的热切呼吁。中国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重塑大学精神是当务之急。这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也是一流大学成果迭出、大师纷繁涌现的根本动力。一流大学的一流业绩，向来不是考核出来的，而是由大学精神引导、孕育、激发出来的，是大学文化催生的追求卓越、创造辉煌的氛围所培养出来的。
其次，是创造尊师重教的浓郁氛围，营造让大师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对SCI、EI、SSCI、CSSCI等论文的追逐，又通过考核不断强化，以及各种身份、荣誉，有一定管理的合理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身份，轻贡献”“重标签，轻内容”等负面问题。比如很多大学请名师报告，先看学校身份，再看学者光环，至于演讲内容则已无关紧要。再比如，论文质量究竟如何已不重要，只要是某某级别的论文，就可以成为晋升职称的硬性指标。不妨假设，如果陈寅恪、华罗庚、沈从文在今天，是否依然有发现他们的伯乐，有选拔任用他们的机制，是否依然有可能进入大学且是著名大学任教，使其“英雄有用武之地”呢？值得欣慰的是，“双一流”建设打破了这种身份壁垒，导向竞争机制，为中国高等教育引入1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变革。这一举措将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崭新而光明的未来。
再次，要从民国大学汲取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民国时期的大学，之所以培养出众多杰出人才，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学生们怀有远大理想。这不仅催生一批优秀青年才俊奋发有为，而且为他们的才华插上了有力翅膀。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大学要办好，学生是关键。反观当下高等教育，学习功利化、浮躁、不踏实、好高骛远的情况并不少见，以至钱理群教授痛心疾首：“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当然也是有社会原因的。回眸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很多卓具才华的优秀青年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利益相统一，寻求了一条为民族富强而自强不息的人生发展之路。因此，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人文教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使新一代青年成长为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有担当、有责任、有能力、有中国文化基因的栋梁之才。
最后，民国大学启示我们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多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民国大学之所以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焕发出迷人魅力，与特定历史背景和国内外局势所孕育的办学机制有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布局中，中国将基础研究主要交给了科学院，而人才培养和部分科学研究则由大学负责（这种模式在“学习追赶”阶段十分有效）。然而，经过几十年努力，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正渐渐由“学习追赶”阶段转入“传承创新”阶段，“双一流”政策可以说准确把握了这一脉搏，给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提出崭新命题，即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创造让优秀人才和“大师”脱颖而出的环境。比如，是否可以整合科学院和大学，因为从学科建制和制度设计而言，大学是更为适合“传承创新”的学术机构，历史上众多原发性创新诞生于大学就是例证。再比如，是否可以改变科研经费配置方式，变项目“申请制”为“申请制”与“配套制”相结合的模式。在日本，大学学者每年都会配备一定科研经费，数额不多，没有考核，但必须用于科学研究，旨在鼓励自由探索。当由此酝酿出有潜力的项目需要大经费支持时，就有足够积累向上申请。当然还有众多好办法，在此恕不赘述。只是想强调在“双一流”启动之际，中国大学需要及时把握其内在要求和变化，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变绩效考核、鞭打群牛为鼓励自由探索、激发原创成果，为“大师”成长提供适宜的土壤，为一流人才培养创造一流的育人环境。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科技创新要取得突破，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支撑，更需要制度等‘软件’保障。”
踌躇中写下这篇拙文，实在无意冒犯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况且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伴我成长、给我启迪、受我崇敬的学界楷模。只是在一片民国大学热中，而且是几乎一片叫好的舆论氛围中，作为一名后学觉得有必要抛砖引玉，呈现民国大学的一些其他面相，从而使我们对那时的大学和大师们有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毕竟在推进“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全面客观地研究、分析和评价民国大学与大师，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真实有用的经验和智慧，全面准确把握今天高等教育改革的成果与差距，更好地指导今后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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