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熔先生在《张元济》一书中称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时的职务叫“总译”，依据什么？汪先生在这种关键之处，不加引注，不加说明——这也是汪著的通病。重要论断不说明其文献依据，叫读者怎能相信呢？叙述蔡元培为商务第一任编译所长时，也没有提出根据。给读者的印象是：此书不像学术性传记而是文艺创作。张元济受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除了柳和诚先生引用的依据外，在文献资料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例如陈叔通的《回忆商务印书馆》，“夏有一天便与张开谈，问张既在译书院不得意，能否离开，我们来合作……”放着那么多文献不用，可见作者的思维方式是偏颇和欠缺的。“橡皮股票”风潮不是个人造成的所谓“陈逸卿事件”，而是外国冒险家发动的打击中国刚起步的金融市场的一场风暴。柳的见解和认识，与现今国内经济史专家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至于张元济校印《衲史》，更应该把张一生中这最为重大的学术和出版成果放到时代大背景中去思考。今天我们不是正在提倡文化自信精神吗？汪的取材和表述方式，说得客气一点是舍本求末，进而还令内行的读者怀疑其用意。
柳和城的阅读是细致的，分析问题是深刻的，提出的批评也是中肯并切中要害的。柳文对汪书文风提出了批评，希望汪先生可以引以为戒。（作者系张元济之孙，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原校长。主编《张元济全集》，著有《张元济年谱长编》《张元济研究论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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