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就献出生命的诗人——殷夫

  /一/

  左联中有很多曾用鲜血和生命写下壮烈诗篇的人。这些人中有一个，格外令人难以忘怀。他便是22岁时就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诗人殷夫。

  浙江象山县大徐村，1909年端午节，他出生于一个中产家庭，原姓徐名白。殷夫在家名徐柏庭，读书时名徐祖华。在殷夫与鲁迅往来时，使用过徐白的笔名，在《列宁青年》发表《冲破资产阶级的欺骗与压迫》。父亲是个医生，但在殷夫念小学时便去世了。他有一个“异常慈善”的母亲，还有一位“因他进行革命，被大哥软禁期间，替他与外边联系，并支持他的‘好妹妹’”。当然，他还有与他志向迥异的三个哥哥，其中以“长兄为父”的大哥徐培根，曾做过蒋介石的航空署长和南京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殷夫，是在他大哥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殷夫约于1926年前后到上海，入民立中学读书，一年后转入浦东中学，1927年4月被捕离校，1927年秋入同济大学，到1929年脱离学校，全力搞革命工作了。

  大哥想教育他成为一个有“爵禄”、有“荣誉”的官僚阶层。然而，中国历史上的1924年至1927年，正是在民主与解放的路上迅跑的时代。当时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这个统治群体，仅为一己或一集团利益，使社会陷入黑暗、贫困。这样的时代，政治的黑暗，使青年诗人的心灵历程发生变化，这正如他自己在《〈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中说的：

  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

  这便是诗人殷夫对于人生的伟大和对人生美丽的激烈追求。这追求抑或渴念，划成了他生命的曲线。这曲线是什么呢？是他对人生的矛盾和交战，是他正负情感的跳跃，是他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于是在1928年他毅然离开同济大学，开始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职业革命活动。

  革命活动使成年的殷夫在人民大众的底层，找到了英勇精神和爱国思想的源泉。所以，他放弃他中产阶层的生活，毅然和他哥哥眼中的“荣誉”“爵禄”诀别。

  /二/

  在那样的时代浪潮中，年轻的诗人殷夫，发出了心声，写出了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还有小说随笔集《母亲》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诗稿和由鲁迅保存下来的《孩儿塔》手稿，都保存于国家图书馆内。

  《孩儿塔》是殷夫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生前未得以刊行。诗集于1930年编定，收录了诗人1924年至1929年的主要作品,共计65首。诗中吟诵爱情、讴歌友谊、抨击时政,形象地展现了诗人追求光明、憧憬自由的艰辛历程和思想情怀。在诗中，他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白自己的立场和面向那黑暗的现实：

  任暴风在四周怒吼/任乌云累然地叠上/但他仍坚定表示：不是苦难能作践我的灵魂/也不是黑暴能冰冻我的沸心……/我要，冒雨冲风般继着生命。（《孤泪》）

  这时的殷夫，那么年轻，正值“感性的根源倾向过去，理智的根源倾向未来”的时候。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诗人在经过一段艰难崎岖的探索和跋涉后，那被压迫者的激愤，也同样在他的一篇充满国际主义的作品《赠朝鲜女郎》里迸发出来：

  你请放高声歌唱吧/你胸中不是有千缕怨丝 /你的心不是在酸楚地跳抖/对着黄浦你该发泄你的悲嘶！……/把你新生的火把燃起吧！/被压迫者永难休息！

  1929年至1930年，殷夫充满激情而勤奋地抒写了许多猛烈的战斗诗篇，如《血字》《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我们的诗》《梦中的龙华》等。作为诗人，他敏锐地感受那个时代的一切，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表达了对黑暗政治的鞭笞和对人民痛苦的无比同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真挚情感，殷夫那首脍炙人口的《别了，哥哥》，格外令人感动，回肠荡气：

  你的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真理的愤怒使他强硬/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于此，鲁迅读了他这样的诗歌后也非常感动，在为《孩儿塔》作序时，就指出了殷夫诗歌的突出意义：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另一世界。

  殷夫四次被捕，二次由他做高官的哥哥保释，那时刻只要他稍稍转念思想，他便马上可出国“深造”，稍一转意，做高官的大哥即可携他去一个物质富裕的世界，稍一附庸颂德，他便可得高官和厚禄。而诗人殷夫却坚定地抛弃了这一切。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到殷夫第三次出狱后，与他见面的情况：“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四入监狱，最后临别那世界时，他还说：别了，哥哥，你是你，我是我！/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1931年2月7日深夜，23个爱国青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而殷夫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

  /三/

  殷夫是中国诗坛上一朵早殇的花朵，他那么匆匆走完了短促的一生，犹如漫长夜空，一颗匆忙划过的流星。

  但是，殷夫却留给我们不少至今都令人动容的诗篇，甚至连鲁迅都为他点赞。《孩儿塔》中，爱情诗几乎占了一半,完整地反映了殷夫在恋爱过程中心灵波动的全过程：初恋时的甜蜜与对爱情的渴望；恋爱过程中的矛盾与困难；忍痛放弃时的哀伤及别后的思念。

  殷夫的爱情诗，是献给诗歌中多次出现的“真”“F”的。据丁景唐先生考证,“真”原名盛淑珍(后改为盛孰真)，在1926年夏，经殷夫二姐介绍给殷夫开始通信为友,两年的通信交往中,彼此间的感情心照不宣。《我们初次相见》回忆了与恋人初见时的场景与感受,勾画了一个渴望爱情而又略带羞涩之情的抒情主人公初见情人时的情景。

  而在《呵,我爱的》一诗中，则勾画出了一幅与恋人共处时，被爱包围的快乐甜蜜的图景。然而,快乐总是短暂的。1928年冬,由于殷夫母亲误信“真”已与他人订婚的谣言及以“真”消瘦多病、眼睛近视，必定福薄不长寿为由，反对二人结合。这令本来奔殷夫而到偏远的象山任教的“真”只能返回中断。

  于此，殷夫深为离别的痛苦折磨,《别的晚上》整首诗，被哀伤、痛苦、无奈的氛围环绕,与此前的甜蜜爱恋形成鲜明对比,伴着“我”的唯剩下“天空别意的泪水”,连天空都为他们悲切的爱情命运而流泪神伤。

  这不禁耐人深思:受过新文化教育与革命浪潮击打的殷夫，怎么会仅因母亲毫无根据的反对而放弃对真爱的追求？

  其一首《宣词》的诗，则道破了其真实的内心。诗歌以主人公请求原谅的口吻,回忆了二人共度的美好时光,可忽然主人公一改轻轻低诉的语调，狂喊般地呼出了他心中隐秘的歌：

  你不看漫漫长夜将终了/朝阳的旭辉/在东方燃烧/我的微光若不合着辉照/明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的消遥/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

  久经思想斗争而做出的狠心决定，随着集于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起喷涌而出。可见，诗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决定是残酷、不合理的。但“最后”两字则表明了这是诗人在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斗争与挣扎后的自我征服,既包含了坚定的意味,也充满了决绝的色彩。

  《宣词》写于1928年8月17日,早于《别的晚上》近半年,可见在母亲反对之前,殷夫已在心中对自己发出了警告。由此,在痛苦的咀嚼中,他征服了自己,取得了恋爱中“矛盾与交战”的胜利。

  当然，诗歌终究是一种文学艺术,我们并不能将殷夫的爱情诗看作他一切爱情生活的翻版，但其中的感情起伏波动，却是他矛盾斗争心理的真实表现。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殷夫生前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斐诗的格言,殷夫正是将它作为自己人生的格言,为革命牺牲了其年轻的生命和刻骨铭心的爱情。

  殷夫《孩儿塔》中的爱情诗与他的红色鼓动诗，构成了其成长中“矛盾与交战”的人性的两个世界,共划了他的“生命曲线”。这正显示了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诗人于1927年夏所写《萍》中的诗，似乎提前为自己的短暂生命做了一个小结：

  我十七年的生命/象飘泊的浮萍/但终于要这样的/这样的埋藏了青春/我十七年的青春/这槁枯的灰尘/消灭了，消灭了/一切将随风散殒/我不曾有欢乐的日子/我不曾有狂妄的野心/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总象一朵浮萍/象一朵浮萍/象一朵浮萍/终日、终月、终年在水上飘零/谁也不曾爱我/除了我的同伴和我的母亲!

  此文写此，我想，还是以鲁迅为《孩儿塔》所撰之序言作结：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但是，我想，这世界决不会遗忘这样的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