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古籍整理、建库工作多年，按照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方案及其设定的技术质量标准，近期在对古籍数据采集登录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一部古籍钤盖的印章独特，是《四库全书》史部中的一部，叫作《南巡盛典》，橙色软绢包背装，气质不凡，于是我开始查证这部古籍。
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四库全书馆，用了十年的时间，组织全国著名学者，纂修了一部名闻世界的中国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这部丛书涵盖了从上古流传至清代的所有著作，共收书3578种，79337卷，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分类法，分经、史、子、集四大类，抄成七部，建了七座建筑贮藏，也就是七阁，即被称为“北四阁”的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沈阳故宫的文溯阁，以及被称为“南三阁”的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和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七部四库全书中，文渊阁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溯阁本存于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乱中散佚后又寻回一部分并逐渐补抄全，现存于浙江省图书馆，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三部均毁于战火中。
文源阁是继文津阁后建成的七阁中的第二座，所藏《四库全书》为抄成的第三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书成，1784年正式入藏。乾隆每年到圆明园都要去文源阁看书，吟咏题诗。建造北四阁时，乾隆听说浙江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于是传谕杭州织造“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其准样，开明丈尺呈览”。了解到天一阁“坐北南向，左右砖甃为垣，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取其透风，阁外周以围墙，其中梁柱及书橱即用松杉等木，形制坚朴。阁下顶格画有水纹，亦系制火之意。阁前凿池，中有泉水”。于是下令仿天一阁的规制建造四阁，把防火作为重中之重，可最终没能躲过火。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劫掠后放火焚烧，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在这场浩劫中化为灰烬，仅存了阁基上用以防火的青砖，规整地矗立着。
“文源阁藏书尽毁”的论断渐渐地被不断发现的现存古籍实物推翻。据考证，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并未被全部焚毁，仍有散本留世，如现藏香港大学的《公是集》十卷、现藏广东中山图书馆的《明史》卷九至十三、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南巡盛典》卷一百一至一百三、现藏日本东洋文库的《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和《草庐集》十卷、现藏日本恭仁山庄的《南巡盛典》卷二十八至二十九。
钦定《南巡盛典》为乾隆时任两江总督的高晋请旨纂辑，大学士傅恒校阅，全书一百二十卷，记录了乾隆途经直隶、山东四次南巡两江两浙的情况，是一部享誉中外的典礼文献，其中河防、阅武、名胜三部分各附图版，是清代殿版画中的上乘之作。我查证的这部《南巡盛典》，为卷一百十五至一百十七，具备了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诸多特征。
符合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缮写体例
缮写《四库全书》是超大规模的工程，既要求抄写字划工整，又必须按期蒇役，为此四库全书馆制定了详细的缮写章程及考成办法。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缮写体例为，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在纸上事先印好的直行红格即朱丝栏内抄写，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则用双行小字。所有缮写的书，均先录提要，次抄正文。每卷首行写“钦定四库全书”及总卷数，下注经史子集各部，次行写书名及卷次。每叶版心题写“钦定四库全书”，其下注明书名、卷数和页数。为了便于稽核，誊录者的姓名要标注在书册副页。
这部《南巡盛典》为开化纸，朱丝栏，四周双边，板框高22.3厘米，广15.2厘米，每半叶八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单红鱼尾。书衣上黑框内墨笔题“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南巡盛典（双行），卷一百十五至七（双行）”。卷端首行题“钦定四库全书”，次行为南巡盛典及卷数。版心上板框和鱼尾间题“钦定四库全书”，鱼尾下双行题南巡盛典及卷数，版心近下板框处标记页码。册尾副页墨笔题“总校官候补中书臣潘有为，校对官主事臣陈文枢，謄录监生臣王仰曾”，分列三行。经查证，总校官潘有为的名字出现在“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记出错误应往热河看书人员”名单里。“原办文溯阁全书疏漏之总纂提调总校分校罚令总校书籍各员”名单中总校一栏有潘有为（原任中书）的名字。“四库馆职员记过统计表”有潘有为的记过统计为，乾隆47年春季5次，夏季88次，秋季304次，冬季空缺；乾隆48年春季343次，夏季236次，秋季343次，冬季196次，共记过1515次。这是自乾隆四十二年起每三月查办一次的行动，对减少错讹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潘有为作为总校官在此得到验证。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4页有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十九日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其中就有“原任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礼部主事陈文枢”。
由此可见，总校官潘有为和校对官陈文枢都有文献档案可考。至于誊录生，总计前后参与北四阁全书缮写工作的誊录有2841人，抄写四库本时明确规定要把誊录者的姓名注于书册副页，缮写成的各书确实把誊录者标记在所录册册尾副页，但却没有综合的记录可供考查，所以只有当时抄写的原本上有誊录生的姓名，文献档案和其他处没有记载，这份原本的签名具有唯一性。
符合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书籍装潢与书册装帧形式特征
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共抄得36000册，经史子集检阅非常不容易，因次饬装册面页分为四种颜色，即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月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提纲挈领，按颜色查阅一目了然。在书册装帧形式上，文源阁本《四库全书》一律采用软绢包背装。这部《南巡盛典》为橙红色绢面书衣，包背装，史部书籍，符合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书籍装潢与书册装帧形式。另外，这册《南巡盛典》书衣上有泥水污染痕迹，应为当时文源阁遭遇劫难时所遗留。
契合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钤章与庋藏
《四库全书》告成后，陆续装函上架，文源阁本《四库全书》于四十九年（1784年）春装潢陈设完毕，设经部20架，史部33架，子部22架，集部28架。由于北四阁所在地不同，全书缮成及入藏时间又有先后，因此各阁全书所钤印章有所不同。文渊阁本每册首页盖“文渊阁宝”，末页用“乾隆御览之宝”；文溯阁本每册首页盖“文溯阁宝”，末页也用“乾隆御览之宝”；文源阁本首页钤盖“文源阁宝”和“古希天子”，末页则用“圆明园宝”和“信天主人”；文津阁本首页盖“文津阁宝”，末页用“避暑山庄”和“太上皇第之宝”。这些钤印既可以用作识别各阁藏书的标志，也为全书增色。这部《南巡盛典》卷端天头处钤盖圆形朱文印“古希天子”，板框内正中上方钤盖方形朱文印“文源阁宝”；卷末天头处钤圆形朱文印“信天主人”，板框内正中上方钤方形朱文印“圆明园宝”，与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契合。
和文源阁本《四库全书》两次大规模的校订相吻合
决定收录的四库书抄写后要经过分校、复校和总校，确信没有舛错就可以作为定本装订上架，校对是当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清政府发现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明代李清的书中有诋毁清朝统治的字句，且其他讹谬甚多，便下令对北四阁本进行全面校阅。这次复校规定，“于书前副页下粘签注明详校官恭阅衔名”，发现“有字句违碍，书写庙讳及篇页错误过多未经签明，将来别经看出者，将详校官分别议处”。这部《南巡盛典》册首副页所粘贴黄色签条题“详校官主事臣谈祖绶”，也正与此次校对相符。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有一些临时新修或改纂的书籍早已决定收入《四库全书》，全书已为它们留出了一定数量的空函，但由于书的内容的截止时间等诸多因素，这些“敕撰本”未能及时完成。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文渊、文源和文津三阁的复校工作基本结束后，这些空函书籍的缮录工作随之陆续开始。“现在应行校阅纂办缮写各书清单”里“以下三部现在方略馆纂办俟进呈后即陆续发交缮写”的书籍就包括有《南巡盛典》，说明《南巡盛典》属于新编修的“敕撰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十月新修增补各书办理完竣，但由于这些书籍缮成在四库馆撤销以后，没有经过乾隆五十二年分校、复校的层层磨勘，因而讹舛之处有必要集中进行校阅，于是北四阁全书的第二次复校工作开始，这也是各阁留空函书的集中校阅。乾隆五十六年底，文源阁留空函书的校阅工作首先完成。这也是此册《南巡盛典》题写详校官、总校官、校对官如此详细的原因吧！
根据用纸、装帧、行款、钤章等可以判定，这部《南巡盛典》确属文源阁散佚的《四库全书》。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尚有此散本存留于世，证明了并未尽毁于火，可以为文源阁本《四库全书》的纂修、缮录、复校和存毁研究提供重要的标本，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这部《南巡盛典》共三卷，为奏文部分，是对乾隆时期文治武功太平盛世的歌颂和赞美，对研究清代的礼仪文化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埋没于浩瀚古籍中200多年的这部《南巡盛典》终于可以找回它的身份涅槃重生了！ （作者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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