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不能回答得太过简单，因为那样很可能会使我们忽略学习的最本质原因。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来看，一个社会个体想要在其时代中生存，就必须获得那个时代每个个体最起码的资源禀赋。如果他想发展甚至生活比一般的个体好，他就得拥有一般个体不具备却又被时代所需求的资源禀赋。这种资源禀赋的获得除了遗传、遗产之外，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学习，因为诸如运气等因素带来的结果并非可控，人不能将一生付之于运气。事实上，人们称之为才能的东西比物质遗产更为重要，而才能的本质不仅是以前学习的结果也是以后学习的基础。虽然才能有遗传的影响，但是现代人力资源理论认为，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决定个人才能的最重要因素仍然是后天的学习。
进一步讲，一个政党学习的原因何在？一个政党要想长久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源禀赋来保障党员以及拥护民众的权利。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并进行改革开放，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保障中国人民的权利为己任，追求全国人民的自由与平等，从而形成了拥有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参与主体力量的强大资源禀赋能力。纵观历史，这种资源禀赋的获得仍然主要是通过学习的方式，即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马列主义理论，通过我们共产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中国化学习实践，方才成功地获得了中国解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资源禀赋。
再进一步，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生存，获得发展的优势与机会，这个民族必须拥有那个时代其他民族不具备的资源禀赋，而这种资源禀赋的获得虽然跟民族国家本身的资源分布相关，但更重要的却是由科学文化水平等现代人类文明所决定，资源匮乏的日本高度文明发达便是典型一例。一国的科学文化等现代人类文明的水平高低取决于一个民族的学习水平，这也构成了一个民族学习的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为了满足生存、发展的需要，个人、政党和民族必须获得相应的资源禀赋。除了遗传、遗产影响之外，学习成为其获取资源禀赋的多少以及获取能力大小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学习的本质。据此我们可以推出，我们中国必须学习掌握这样一种文明，即当今时代所必需的文明和未来时代所需要的文明，前者关乎生存，后者关乎发展。
基于学习本质的分析，我们需认真对待目前学习中存在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的兼容并包与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基于对我们共同的客观世界的认知，马克思主义与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息息相通，这就要求我们应认真学习、充分吸收已有的人类文明精华，巧妙充实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当年西方宏观经济学鼻祖凯恩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吸收进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举例来说，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异曲同工，也与古希腊先哲的“至善”“德性”不谋而合，更与亚当•斯密的“合宜”、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阿玛蒂亚•森“由可行能力构成的实质自由的平等”殊途同归。因此，我们不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典籍，更要立足古今中外世情国情，充分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让马克思主义兼容并包的理论品质持续呈现出其对世界认知的与时俱进。只有这样，在实际生活、学习与工作中，我们共产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才能更加坚定，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加理解、对我们共产党才能更加拥护。
第二是国民素养和国民精神的学习构建。对于一个人来说，素养是根基，决定人格取向、言谈举止甚至人生成败；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党员素养是其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基本标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国民素养是其是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基本的软实力。世界上不存在野蛮人的发达，也不存在愚昧的乌托邦，一个社会的文明发达必然要求国民拥有匹配的文明素养和国民精神。改革开放至今，我们的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甚至制度体制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但是改革的主体我们的国民特别是我们共产党员，如果自身没有发生同步的变革、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改革的有效性必然受到限制，改革的持续性必然缺乏内在动力，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系统改革必然缺乏稳健能动的执行者和推进者。因此，我们应及时抓住目前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契机，大力提升我们的国民素养，构建我们的国民精神。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全面、深入、持续地学习，给国民注入公平正义的基本价值立场、崇德尚能的基本价值追求、诚信遵法的基本价值约束，最终建立起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民精神。可以展望，国民素养和精神的这种主动性改革势必将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引领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未来30年综合国力的最主要力量源泉。如此，梁启超先生“当今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愿景才会有实现的可能。也许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掀起一场国民素养和国民精神学习的热潮，可能会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带来西欧的强盛一样，给中国带来超越欧美的机遇。
第三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学习。官方信息延迟失真、网络暴力等现象屡屡发生，让我们意识到社会发生了公共信任危机，尤其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最近的例子便是“雷洋事件”。据恩格斯在《论权威》中的观点，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权威的政治国家”不可被废除，这就是说官方信息在目前的社会仍然必须继续进行下去。那么公共信任危机有无解决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公共信任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动态过程，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信息的发布主体应具备客观公正性，这样的官方才具有相信的必要；二是信息的接受主体应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这样公众才会有相信的可能；三是信息本身应具有真实完整性，这样的信息才会让民众相信。只要公共信息交流同时满足上述三大条件，公共信任就会产生，否则会发生公共信任危机。实际上，政府与民众关系的学习重点就是学习理性的现代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能力，而非官僚式的信息封锁和自由压制。只有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才会认识到社会为公的原则，官方信息才会越来越阳光透明，公众才会越来越信任政府，良性循环始成。
学习的本质让我们重新思考学习本身，因为它关乎着我们每个人，关乎着中国共产党，关乎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需要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和谐圆梦，因此我们就更需要学习，我们也只有依靠学习才能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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