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亚是台湾著名的女作家，她以清丽淡雅、端庄秀气的文风赢得了“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的称号，其创作领域广泛，诗歌、散文、小说、评论无不涉猎，尤其是散文集《三色堇》《少女的书》《北窗下》等一度引领了台湾的散文创作潮流。张秀亚的散文颇具“五四”散文的风韵，作为一名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散文家，张秀亚对续接大陆与台湾的美文传统，对开拓台湾的女性作家散文创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艺术风格上看，张秀亚的散文诗味浓厚，充满了对世间一切的爱与纯洁的童趣。
爱与痛的书写
张秀亚在散文中执着地追求爱与诗意，她把生活中遭遇的苦难以爱的方式呈现出来。张秀亚1919年出生于河北望族，成长于天津，自幼家境富裕，在颇具文学素养的母亲的殷切教导下，张秀亚从小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创作才华，18岁即出版了小说集《在大龙河畔》，当时被称为“北方最年轻的女作家”，其作品一度备受沈从文、凌叔华的称赞。幸福安稳的生活随着战乱的爆发和家庭婚姻问题的出现而结束，在抗日战争期间，张秀亚被迫放弃北京辅仁大学的教职，漂泊到重庆，在战乱中与丈夫相识成婚。但是婚后不久丈夫移情别恋，用情至深的张秀亚为此痛苦万分。1949年前后，政治时局的变动使得当时大陆部分女作家选择赴台，其中包括林海音、琦君、郭良蕙等，张秀亚也加入其中。与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是，张秀亚赴台带着一双儿女和婚姻失败的满腹委屈与惆怅。在婚姻中无辜遭遇的不幸使张秀亚一时间难以释怀。
在她赴台前期的部分散文中，张秀亚常以凄美的语言对自身的不幸进行令人疼惜的描述：“只固执而盲目地，将自己投入那‘不幸婚姻’的枷锁，如今落得负荷了家庭重载，孤独地颠簸于山石嶙峋的人生小径，幸福婚姻的憧憬，如同一片雪花，只想我作一次美丽的霎眼，便归于消溶……”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张秀亚对婚姻的现实与残酷充满了无奈，对自己当初不顾一切地盲目投入婚姻生活满怀忏悔。但是张秀亚作品中的这种痛感常包裹在“爱”的外衣中，以至于读者经常忽视其作品中隐藏的痛楚。上述对婚姻不幸的“抱怨”以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为背景，其间充满了年迈的父亲对女儿未来生活的牵挂和关心，这种父女间真挚的爱掩盖了作品中的痛和伤。
《雯娜的悲剧》的开头真诚地表达了张秀亚对婚姻失败的苦闷，其中也不乏愤慨之语：“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青年女性，和我一样，大半生的时光，沉埋于幽暗中！”但是之后张秀亚忆及与丈夫相识相恋的甜蜜过程，并在作品结尾发誓以后要做坚强的女子。评论家司敬雪如此评价张秀亚此类触及失婚之事的作品：“她的悲恸并非因为不肯原谅对方，只因她曾经爱得太深，伤得太重。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欲望化氛围里阅读如此痴情的文字，仿佛来自天上。”与作品中薄情寡义的丈夫形象相比较，对爱情真诚和对所爱之人痴情的张秀亚更令读者难忘。
坚定的“爱”之信仰
当时间抚平了张秀亚心灵上的创伤后，她的散文呈现出参透人生之后的达观与喜悦。尤其是1962年出版的散文集《北窗下》，展现了一位情感细腻的女作家以充满爱的眼睛凝视生命的状态，平静且从容。北窗是张秀亚的房子面向北方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张秀亚可以眺望大千世界的一草一木。在这部散文集的《前记》中，张秀亚说：“我不预备写一些大题目，我只愿画出一粒细砂，一篇花瓣，一点星光。只要是对人生有启示性的，我就觉得是值得书写的。”因此，《北窗下》中的作品充满了对自然、宇宙深切的爱，这种爱不是泛泛而谈、高谈阔论的大爱，而是蕴含在小事物中的“小爱”，它虽不气势磅礴却真切细腻，令读者可触可感，倍感亲切。星光、云、春天、梧桐、玫瑰园等天气万象、四季更迭、自然万物无不进入张秀亚的审美视线。在由这些审美意象建构的作品中，张秀亚或与万物交流思想或由万物推开联想，体悟着爱与美的生活哲理。张秀亚由云彩的漂泊易逝体会到所有的事情无论好坏都会过去的道理，对人间的苦乐要保持淡泊的心境；玫瑰园不是种满了真正玫瑰的园子，而是一颗温柔宽厚的心灵，平静宽厚、仁爱万物是张秀亚沉思生命的方式。
张秀亚对万物、生命的态度与其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张秀亚自幼在天主教主持的小学就读，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天主教的教义，因此她自青年时期便对天主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张秀亚就读的辅仁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辅仁大学不仅哺育了学生时代的张秀亚，而且在张秀亚毕业留校后，它还为其在战乱的年代短暂地提供过庇佑的场所，因此，张秀亚对这所教会大学深有感情。在其去世之后，其女于德兰曾回大陆特地去辅仁大学的旧址探访，以慰藉亡母的思乡之情。在对天主教的信任和感激下，张秀亚于1941年正式受洗皈依。宗教信仰不仅影响了张秀亚的生活和思想，还影响了张秀亚的文学创作。张秀亚有一部分作品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如散文集《两个圣诞节》，以散文的形式对天主教思想及精神进行了宣传。此外，她的小说《皈依》和《幸福的源泉》书写的是皈依天主教以此获得幸福源泉的主题。张秀亚的这部分作品直接宣扬天主教义，带有明显的劝诫味道，艺术成就稍逊。而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创作的另外一部分内化了天主教精神的作品则显现出较高的艺术成就。
天主教对“爱”的崇奉使张秀亚始终以博爱的胸怀接纳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在《心曲》中张秀亚说：“基督那最高的神，举了一个爱字来到我饥渴的灵魂之内。”在“爱”的哲学的影响下，张秀亚创作了如《谈生活》《我爱水》等散文。在这些散文中，张秀亚借助天主教“爱”的思想表达了更加宏阔的内容，《谈生活》中一语道破了生活的真谛：“一个将爱给予世界的人，他也将收获到爱。”《我爱水》回忆了北京什刹海的四季风光，充满了对故土深深的思念。对“爱”的虔诚信仰使张秀亚的散文逐渐走向淡泊通脱、轻灵洒脱，生活给予张秀亚的所有痛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爱”的信仰慢慢过滤掉，留在张秀亚散文中的，是在舒缓的文字中静静流淌的对生活的点滴爱恋。
浪漫的诗化追求
对爱的信仰使张秀亚的散文存在着理性的宽厚之美，而诗意化的散文创作则使张秀亚的散文产生了另外一种耐人寻味的美感。何欣在《张秀亚的诗》中如此定位张秀亚：“散文家张秀亚本质上是一位抒情诗人。” 张秀亚自己也认为诗歌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诗使我的生命扩大，诗使我的精神境界提高。”在张秀亚的创作生涯中，她最早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且诗歌创作影响了张秀亚的散文创作。1934年，年仅15岁的张秀亚发表诗歌《夏天的晚上》，可以算作是其正式创作的诗歌作品。1940年以一首长诗《水上琴声》获得文坛关注。在诗歌创作理念上，张秀亚推崇陶渊明与王维的诗歌，对山水田园诗有着独特的偏爱。受上述两位诗人的影响，张秀亚的诗歌大都喜爱书写大自然风景，风格清新隽永、飘逸高妙，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诗歌的味道。“天边一抹淡青的山影，地上一片银色的湖光，谁持一枝芦苇的画笔，轻轻临描着半圆的夕阳。”（《秋日小唱》）诗中的青山、湖光、芦苇、夕阳等意象的塑造与恬淡幽雅的氛围营造酷似一首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译文。
张秀亚的散文深受其诗歌创作思维与创作风格的影响。张秀亚尤其喜欢在散文中引用诗句，这些诗句有些来自中外著名诗人，有些是张秀亚本人创作，它们散落在散文的各个角落，提升了张秀亚散文的整体品格。张秀亚喜欢以创作诗歌的样式创作散文，如同短小精练的诗歌篇幅一样，张秀亚的散文篇幅大都不长，有些甚至不足千字，而且她很少在散文中用较长的段落不厌其烦地对叙述对象进行阐述，而是几句便成一段，几段便成一文，从行文结构上看，整篇散文如同一首长诗。《桥•友情》以“桥搭筑在两岸之间。友情，联系于两心之间”为开头，又以引用的四句诗作为结尾，整篇散文篇幅短小，分段频繁且错落有致，无论从行文、结构还是阅读感受上而言，该散文都具有非诗但似诗的艺术特色。
意象是中国传统诗歌的重要元素，有些经典的诗句仅仅靠意象的塑造便能产生无尽的韵味，典型的如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张秀亚的散文大部分都以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或一木为抒情对象，并对其倾注了无限情思。因此，张秀亚散文的抒情对象具有中国传统诗歌意象的特征。《石竹花的沉思》以“石竹花”为核心意象，寄托了张秀亚对朴实无华但品质高贵的人生观的赞同。《海棠花》和《苦蓬草》中的花、草意象是张秀亚童年记忆深处故乡的象征。这些意象的存在使张秀亚散文中的情思与物象紧密结合，情感抒发鲜明生动。有论者说：“诗歌用词相当于语言中的贵族，不容许与鄙俗混同。”优秀的诗歌语言应当具有典雅、精美的特点，张秀亚的散文语言亦带有诗歌语言的特点。其散文语言精致，用词讲究，句式多样，往往在精练的语言中将复杂的情绪一一道尽，这种精益求精的语言追求与“捻断数根须”的诗歌语言追求不谋而合。《北地•江南》有如此的句子：“在这些被春雨滴湿的字句中，我嗅到了一股温润的江南气息。”“滴湿”令人联想起江南阴雨连绵的湿润气候，而且这种感觉是从阅读文字中获取的，又带有通感的艺术效果。
究其一生创作，张秀亚是一位不断在作品中追求“爱”与“美”的散文家。她用爱之眼观察万事万物，又以诗意的情怀接纳生活赋予她的一切。同时，张秀亚还是一位真诚的散文家，她在创作中毫不吝啬地把心灵深处最隐秘的情感坦露给读者，无论是婚姻经营失败的痛苦，还是对故土锥心刺骨的思念之情，她都毫不掩饰地与读者分享。这些痛彻心扉的情感经过爱的过滤与诗意化的处理，与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审美距离，而美感恰恰产生自距离之间的空隙。彭学明在《迷路的中国散文》中说：“诗意和真情的完美结合，是散文的最美。”而这两者，张秀亚兼具。在50、6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因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而使具有意识形态的作品流行，以张秀亚为代表的女性散文作家以“爱”与“美”的文学主张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并使台湾的女性散文大放异彩。
（作者简介：杨会，天津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已在《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评论》《中国出版》等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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