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茅盾接待波兰客人
在20世纪的60年代初，具体说即1960年10月26日那天开始，我参加了陪同茅公在杭州接待波兰作家协会副主席普特拉门特夫妇的活动。茅公早在10月20日先期到达杭州，以文化部长的身份视察我省的文化工作，如观看婺剧《卧薪尝胆》、出席杭州大学中文系师生座谈会等。客人是六天后从广州抵杭，按预定计划由茅公在杭州款待的。客人到杭后，白天参观、游览，晚间看戏，中间有两次宴请。宴请是超常规的隆重。第一次当天晚上，茅公在下榻的杭州饭店以他的名义设宴招待客人，出席作陪的有省委宣传部长金韬，省文化局副局长王顾明、许饮文，浙江美院党委书记陈陇，年轻人就是我与胡小孩——我的社会职务和身份是杭州市文联副主席、青年作家。晚宴结束后，略作休息，我又参加陪同去武林路省群众艺术馆小剧场，观看折子戏《断桥》《双下山》等。第二天（27日）中午由金韬部长出面设宴招待客人，作陪的仍是原班人员。我省上述领导同志，除了参加迎送和宴请，外宾的参观、游览活动都留给了我们年轻人——这在客观上给了我与茅公较多的相处机会。
茅盾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作风随和，知识渊博。
那时我还在浙江工人报社当副刊编辑，组织上为了照顾我进行文学创作，批准我带着报纸任务下厂深入生活（蹲点“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虽然已在当年（1960年8月）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之前又被全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还只是一名很幼嫩的青年业余作者。因此，当我领受这个任务时，是十分兴奋的。兴奋点不在外宾，而在久仰的茅公。我对茅公，过去只听过他有几百人、上千人范围的报告，而这次则是近距离的相处、面对面的讨教了！
茅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态度十分随和，不但毫无大官架子与文化名人气派，还使我领略到一股久违了的乡土风范。每每替他引一引路或递一递物，他必会连道“多谢，多谢”。他身兼全国作协主席，对我这个入会不久、创作力并不旺盛的会员（即便有较好反应的作品《新米饭》、儿童文学集《金枝玉叶》，也是在两三年以后），自然是不熟悉的。但是他会主动问话，通过最初的问答，很快消除了这种不对等的距离。比如他问了我姓名，就说“我们是本家，五百年前是一家”，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杭县”，小地名是“博陆”，他说和他家乡“桐乡乌镇”是近邻，可算是同乡了；他又问我主要是写什么的，我说主要是学习写小说，他又说“我们又是同行同业了”。接着说“我们是同姓、同乡加同行同业，有缘啊”。我忙说“不敢当”，精神也随之放松了。对青年剧作家胡小孩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在意，但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就是问了胡小孩的名字后，他问“是笔名吗？”胡答“原来就是这样叫的”，他说今后可以把“小孩”的“孩”的“子”傍拿掉，留下“亥”字，全称“胡小亥”，那就叫到中年、晚年就不是“小孩”了。接着他又说笑，不过千万不能再把“小”拿掉，拿了“小”字，“胡小亥”成了“胡亥”，就要被赵高“指鹿为马”了。茅公就这样和我们说笑着，这种随和的态度，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股“一见如故”的亲切感。
茅公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是生活十分简朴。我注意到，他在陪同外宾出行时或在宴请时，穿新的西装，在休息时，与外宾分开就餐时，或与我们相处时，就改穿旧便服。他是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在他不与外宾一起就餐时，杭州饭店的多个服务员，会三三两两地到餐厅来张望，看一眼就嘻嘻哈哈地走了。这些年轻人哪里知道这个被他们崇拜的人，在就餐时连新衣服也舍不得穿呢。
茅公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知识的渊博。前面说过，我在茅公“厚道长者”风范的感召下，很快消除了拘束，于是在陪同当中，对于杭州、西湖的名胜古迹、人文历史、民风习俗，都积极主动地介绍。有许多方面，外宾无兴趣，只要一饱眼福就行了，所以实际上我是在向茅公作介绍。茅公显得很谦虚，不住地点着头，嘴里应着“哦，是这样的”。但是有好几次，他对我介绍的历史人物生平、某个历史事件、某一文物出典等细节，屡屡不动声色地作出补充，不止一次地纠正我的误差。次数一多，我终于省悟：啊，他并不是在依靠我解说，他知道的可多呢，他的“唔，是这样的”表现，乃“大智若愚”，或是为了维护我的积极性，而我可是在“关帝门前抡大刀”了。当我红着脸显出了窘态时，他却称赞着说：你介绍得很周到，外宾爱听，我也连带长了知识。再如，他在省群艺馆小礼堂观剧时，往往是他向我们说明剧种的渊源、曲调的名称和沿革的过程。在茅公午休时，我和胡小孩因晚上不住宿不开房，午睡时间在孤山亭子里聊天，我颇有感触地说：看来我们的知识远远不够，尤其是我，作为一名作者，就不能老用出身苦、学历浅来原谅自己。
短暂相处 终身受教
与茅公的短暂相处，出于我的求知欲，更出于他那对后辈的厚爱，无论是在他休息时正式求教，或出行途中、观剧开演之前“三言两语”式的长话短说，领受他作为文学大师的“经验之谈”确实使我受益终身。谈话内容给我印象最深并影响着我的，有几条是可以归纳成文的。
当我向他请教，写小说有什么成功的诀巧。他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诀巧，要说诀巧，就多看别人写得特别好的优秀小说，多看中外名著，看多了自然就写好了。他说，我自己本不会写小说，就是靠翻译百来篇外国短篇小说名著，回过头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写出来也就像个小说了。他随口吟道：“熟读唐诗三百篇，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小说二百篇，不会写来也会写。”受此启发，事后我读了大量的俄英美法德日等国大师们的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几十册一套的版式精美的“文学小丛书”我几乎读了个遍。
在同一个议题，茅公说，他发觉那些成功的小说都是突出了人物的，作家注重的人物，而把故事情节放在第二位置。创作起来也是这样，创作必有冲动，首先是要人物感受冲动着你，若是故事情节引起写作冲动，还得考虑人物能否跟进，不然是没有艺术力量的。他说，当前创作上最容易犯的“公式化、概念化”主要就是没有活生生的人物。——直到现在，我仍坚持认为，茅公的这个“人物中心”说，是“言简意赅”极为经典的论述。
当我流露出，我写的小说多半是儿童文学，在文艺界被认为是“小儿科”，不被看重的。他说小儿科医生最难当，小孩子不能自诉症状，不能吞丸药，不肯服苦味的液汁，特别怕打针、挂瓶子。他又说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最后一句就是“救救孩子！”人要从小教育，因此培养孩子的责任更重，近代文学史上大凡进步的作家都重视儿童文学的，有的搞了一辈子；有的多少写过或翻译过一些给儿童看的读物，鲁迅先生也是；有的是办过儿童报刊；他说他是属于“客串”的。
如果说茅公的话，前面的一些是属于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那么后一段内容就不仅仅是儿童文学观，而是直言他的文学价值观，也就是从事革命文学事业的宗旨和目的性——“责任感”与“使命感”了。茅公的这些谈话内容，是凭我事后的记忆，文句难免有所出入，但基本意思是绝不会错的，因为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且影响受益终身。“道德文章皆我师”，茅盾先生永远是我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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