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孙中山全集》的创新

    一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又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尽管他已辞世90年了，但其巨大影响至今仍存。他有些思想， 在今天依然保留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一生的著述，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文化遗产。出版一部完善的《孙中山全集》，既是了解和研究孙中山思想和生平事业的文献基础，也有益于国人更好地继承和光大这一笔弥足珍贵的政治思想文化遗产。不仅如此，它还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具有重要意义。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孙中山文集或全集，林林总总，有不下数十种不同的版本问世。1925年4月，甘乃光所辑、广州孙文主义研究社出版的 《孙中山先生文集》，是试图反映孙中山重要著述的第一部文集。此后90年来，以《中山全书》《中山丛书》《总理全集》《孙中山全集》或《国父全集》等不同书名，陆续出版发行了众多篇幅不一、指导思想也不一的版本。 其中，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中华书局1981—1986年出版的《孙中山全集》11卷，和台北秦孝仪主编，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国父全集》12册，编纂为好，也较为完备。前者500万字，后者为参补中华书局版而修订其1973年版而成，有600万字左右。这两部书，特别是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出版三十余年来，曾多次印刷发行，对研究孙中山及中国近现代史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随着孙中山研究的深入和新史料的发现，现在看来两部书有颇多不足之处：

    首先，近些年来，中外各界人士挖掘披露的新资料和对该书错漏辑佚考辨的成果，频频涌现，数量很多。初步统计，约有250万字左右的新资料，为现有的《孙中山全集》或《国父全集》的佚文；而对其存在的种种不足和差错，见于报刊的批评、纠误文章，已有50余篇之多。但三十多年来，该两部书均不曾作过增补和修订。

    其次，在编辑体例和文献编排分类方面，不够理想。中华书局版不分著作性质，完全按年代顺序编排。记得该书出版不久，胡绳先生曾对我说：“按年代顺序编排孙中山全集，对查找资料却增多了麻烦。”通过读者的检验，在使用上确实给读者造成了不便。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版，基本按著作性质分类编排，却在有些分类上存在不妥之处。如，该书设有“杂文”一个大类，竟把《<建设>杂志发刊词》《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欢迎俄舰祝词》 《与宋庆龄结婚誓约书》等多达191篇著文列为杂文类。这样的分类办法名不符实，既不确切，也不科学，理应从新分类，回归它们的属类处。此外，在文件取舍上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竟不收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致苏联遗书》等多篇孙中山的重要著作。

    第三，台北版的取材不一，字误颇多，在外文部分译校存在差异，两书在注释方面均有详略不当的缺点。

    因此，重新编纂一部完善的《孙中山全集》，以应广大读者的需要，就很有必要，也具备了诸多的可能和有利条件。

    二

    众所周知，编纂《孙中山全集》这类属于鸿篇巨制， 有超千万字篇幅的书，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意义之大又非一般，所以任务很重，责任巨大，并且又是一项集体作业，编辑工作需要众人分工去做，要想编好确实很难，很难。我们且不说尚未公开的藏札秘籍，难以找到；即使公开发表的东西，由于散见于为数很多且分散各地的各种报刊书籍，要想网罗无遗，也实非易事。这就要下功夫去做。更重要的是，必须编辑谨严，不许出现一点混乱。还要求在搜罗宏富的基础上，慎重选择底本，求其良善，求其权威。在考校勘比和甄别辨伪上认真，不能丢掉佚文、异文，失去当收而未收的材料，更不能错收伪文。对于文字的校勘注释要妥帖、正确，避免注释过广、过滥，或当注未注。也就是说，众多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丝毫的掉以轻心。

    新版全集的学术编辑委员会，以尚明轩任主编，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九位近代史研究专家组成。其中，既有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专家，更多的还是年富力强、积学有待的中青年学者。他们为本全集的编纂方式、体例规范、统一结构、学术审查、搜集资料、确定凡例，以及辨定文件真伪取舍与如何划归范围，和改进注释、修订段落与标点诸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力求新版能有所改善和创新。

    人民出版社一向重视有关孙中山书籍的出版工作，早在1956年，为了纪念孙中山诞辰90年，他们就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 《孙中山选集》。这次，为纪念今年的孙中山逝世90周年和迎接明年的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又特为筹划出版新版《孙中山全集》工作。这是该社长期出版孙中山著作的又一里程碑。他们专门成立了以社长黄书元为主任的由15人组成的《孙中山全集》出版委员会，以提高各个编辑环节的水准，保证编书质量，并对全集的装帧、版式设计、体例格式统一，以及每项编排细节的审定、查证、查校等诸多方面全力以赴，力求最大限度地完善全集的编校出版工作。

    我们从2009年开始这项工作后，首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广泛翻阅了现有的近20种版本的中山全集、全书和文集，包括胡汉民的《总理全集》，黄季陆的《总理全集》等，分析了各版文献的收载情况、体例结构编排、分卷原则、资料辑录、底本选择以及校勘、考释和标点分段等的情况。如何在已有整理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是我们考虑的关键。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采用“百衲本”的方式，即每一篇都选择一个最优版本，然后在该版本基础上再做加工，同时吸收近些年中外各界最新研究成果。如此，既能加快工作进度，保证质量，同时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

    在编纂理念上，我们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就要破除以往种种成见，站在历史角度总结前人经验，以求最大限度地完整重现孙中山的宝贵思想。因此，在总体上应该从文化的视角，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联系当今的国际形势，重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突出“孙中山中西文化观”相融合的一大特色，以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孙中山。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世界性眼光，另一方面也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譬如，孙中山的文献资料一大特点，就是档案材料较多，而我们编纂《孙中山全集》 并非单纯整理档案，这就需要注意体现古人所谓的“文笔之分”。政治人物的作品，一般来说，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分为两大类，一为“文”，即文章著作等，一为“笔”，即超出“文集”概念的批牍公文等。较之单纯的人事命令、统一签发的一般公牍等档案文件，那些由他亲 自执笔所著的政论性著作和方略性规划等，更能充分反映孙中山的立国思想与建国设计， 更应该引起关注和重视，故而两者应区分开来，轻重有别；同时还要做到不溢美，不讳缺，不偏私。

    选择了恰当的整理方式，树立起科学的编纂理念后，我们又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保证新版全集的编纂质量 ：

    一是建立完善底本文化资源信息系统， 筛选、整合权威性底本，以便查核、校对已有的成果。由于新版全集是采“百衲本”的整理方式，借取已有成果，故对底本的审核就显得必不可少。我们早期主要全力搭建此平台，搜集、收集、甄选、 判断、成稿，虽耗时不少，却方便了后期的查校工作，奠定了新版全集最重要的“百衲本”式底本基础。

    底本选择适当与否，是衡量《孙中山全集》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从开始这项工作起，就高度着力于底本的选择，曾派专人先后分别到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图书馆和档案馆，对底本信息进行了仔细比对和勘误；并专程赴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等处，查阅核对相关档案信息，以及搜集新资料，力争能成为资料来源更为可靠的文集。

    二是在工作程序上， 保证各环节均可回溯。在全面搜集孙中山公私文献后，以类相从，整理成册，再分送给学术编委会成员加以审核、校改。编委审核校改过的稿件收回后，再分别安排责任编辑进行编辑加工，并随时与学术编委保持沟通，必要时需再次返回稿件到编委处，重加校订，直至符合要求为止。最后，全稿由主编通览校订和定稿。这样循环往返，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在编辑整理工作期间的每一环节，都做到了可回溯，这会大有益于全集整理质量的提高。

    三是规范制度，态度认真，不贪多，不求大，宁缺毋滥。要求参与者广事钩稽，多方查找，在每个环节都要严肃认真，避免粗心大意。强调从增补资料、编辑体例和编辑质量三个方面着重改进工作。对书的编纂理念、编排结构、凡例要求以及工作规范等的要求和初稿，经《孙中山全集》 编辑整理工作研讨会暨编辑委员会会议多次讨论通过后，要求统一行动，从而进一步保证了编书的质量，使其更具科学性，也得以确保其学术价值的权威性。

    我们的工作，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部分内容，择善而从，径自采用已有成果，用“百衲本”方式，比较参证，如遇其中不当、不妥、不足之处，则进行细致的比勘校正，予以略加修订。

    总之，我们力求能汇整梳理各种孙中山文集之成果，挖掘整理国内外的新旧资料与新成果，认真地进行考校增补与缜密整理和安排，期望能编纂出一部具有自己特色、结构完整、首尾一贯、内容更加完备、科学性更强，可以完整地反映孙中山一生政治主张与奋斗业绩的方方面面，力求为读者提供一部全面反映孙中山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集。

    三

    在整个工作进程中，基于全集编纂任务量重繁杂，往往为了一篇资料，要从各个方面查询搜集，工作量大大超出预计；编委们工作进度也参差不一，造成工作完成时间不得不一再向后推迟。最后，在全力投入工作中的24人的团结互助，  群策群力推动下，历时六载，磨难良多，终以16卷本的规模圆满成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新版全集之新，集中表现在编排创新、结构严整、内容更完备和科学性更强诸方面。

    我们把收录整理的孙中山现有全部著述，按文体性质分类（含有多种性质者，据其主要倾向归类），按时间顺序编次， 按类别和字数列卷。把孙中山生前曾单独发表过，且集中体现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五篇重要著作，即《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五权宪法》，列为“专论”，置于卷首。整个卷式按著作性质分类，各卷内部按时间顺序编排。全书连同附录，共分为13大类，并按照国际学术规范编制了重要人名、重要地名和专有名词索引，专列一卷，以便查考与研究工作，并附《孙中山传略》一文，供读者参阅。

    在内容上，增加了外文著述和题词遗墨两大类并单独列卷。前者主要收录孙中山以英文发表之文件，并附少量英、俄等媒体或私人转载、记述之文件。这些文件已翻译成中文，并将所有译文依其性质分别列入各类目中。考虑与其他孙中山亲自执笔之文件相比较，译文并不一定完全保持孙中山思想原貌，特汇集所有外文原文，编为一册，以供读者查证参考。后者为以往各种版本的 《孙中山全集》所无， 考虑到其反映着孙中山当时的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轨迹线索，具有历史、文物和书法艺术价值，特首次单独设卷。通过吸收学术界、文物收藏界等相关研究考订成果和挖掘国内外新发现的文物资料，收录孙中山题词及其中部分题词的真迹共235 幅。

    至于在新卷名、新目录的设定及内容的选取整理标准等方面，新版全集旨在打破以往各卷本的编排体系格局，重新建构新的篇章结构，并按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核心，组织编排文献资料体系，以使整体的体例、体裁、内容划分标准清晰，科学性也更强，并且总体路径均符合学术研究脉络和规范。

    再就新版全集的增补遗阙和考辨真伪而言，除在前人几部较为详备的孙中山全集、文集基础上吸收外，又广泛搜罗了三十多年来中外学术界及各地披露的新资料和辑佚考辨成果，故而史料得以丰富与确切。如此，既填补了空白，又能为今后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奠定基础。

    三就数量而言，根据统计，新版全集收集整理稿件共11500余篇，计10106 千字，比较当前公认的最完备的中华书局版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版，前者增多3000余篇，增加501余万字；后者增多2000余篇，增加410余万字。最后就质量而言，新版全集不仅重新核校了大部分原始底稿，修正了一些文字上的错误，还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对200余篇文件做了进一步的考释辨正，使其准确无误。并且收录了有20余篇从未发表或从未在国内发表的新文件。人们常说“全集难全”，特别是孙中山足迹之广布全球、言论之宏伟富瞻，想要达到罗掘无遗，是难以实现的。而新版全集，谓其为迄今为止， 孙中山全集的最完善者，却也并非妄言。

    我们对新版《孙中山全集》的设想规划和奋力追求目标大体如是，至于实效如何，尚有待读者们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