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细读《青春之歌》。第一次阅读《青春之歌》还是在两年以前，书是从单位阅览室借出来的，下决心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时断时续地看了很长时间，到最后也没有看完，剩下几十页的时候停下来了，后来一直没有再动它。中间女儿拿去看了一次，大概一两晚上吧，她说看完了，还笑话我看了几个月还没有看完一本小说。我也很惊诧她是怎么用两晚上看完这本厚厚的小说的。我之所以看得很慢，是觉得看一遍不容易，除了故事情节，最好再看出点其他的什么东西。但到最后，进入脑子的还只是林道静和环绕着林道静的一群青年人的革命故事。
早在十多年前，由于偶然发现了一些《青春之歌》出版过程中的原始材料，于是，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了一篇关于小说出版经过的文章，但当时并没有看一遍好像已很熟悉了的《青春之歌》。搞文学研究可以不看作品本身，说起来似乎很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我对同时期的红色小说《红岩》进行过更大规模的研究，小说虽说不是没有看过，但却似乎和研究的过程关系很小。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在今天的意义，很大程度上不是作品本身的内在价值，而是作品创作的过程和读者接受的过程。因此，我们今天对那个时代文学的研究，大多是在作品的周边地带展开，而不是直接研究那个作品本身。但是，和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产生了一些比较深入的联系以后，自然会产生当面谈话的想法。这就是我开始阅读《青春之歌》的原因。前些日子，有人提醒我今年是杨沫逝世20周年，应该写点什么东西纪念一下。于是，厚厚的《青春之歌》又一次从书架上放到了书桌上。
这次我没有从上次读到的地方接着往下看，而是从头开始阅读。也许是第二次阅读了，对作者全力铺叙的故事主干和人物关系已经比较熟悉，因此在上次阅读时隐没在字面背后的一些东西凸显了出来，先是林道静上学的地方“温泉女子中学”，然后是林道静从秦皇岛回到北京后去看在秦皇岛偶遇的北大学生余永泽，这时候出现了北京的“经典处所”天安门：“余永泽送她，在深夜的马路上，他们并肩漫步着。当走到天安门前的玉带河旁，他们才在玉石栏杆旁边站住了。在黯淡的灯光下，余永泽用力捏紧了道静冰冷的手指，深情地凝视着她。”这些凸显出来的句子像街道上的路标，提示读者故事的发生地是我们原本都很熟悉了的北京。和北京地理有更密切关系的章节是小说第一部的第15、16两章和第二部的第41至45章，这些章节是小说情节的中心环节，故事的发生地主要是北京大学，当然，这个北京大学不是现如今位于北京海淀的北京大学，而是1898年在皇城里面的马神庙建立的京师大学堂，20年后，北京大学又在马神庙东不远的汉花园建立了北京大学文科楼也就是后来由五四运动策源地而著名的北大红楼，由于浓缩和见证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许多宏大事件，北京红楼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寻找历史的重要“神圣处所”。其中的第15、16两章是对林道静参加的一次“三一八”纪念游行的描写，15章的空间环境主要是北大操场和红楼，和红楼比较，红楼后面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大操场其实是更重要的革命地理坐标，每一次的北大学生集会都是在这里开始的。作者对这里的描写显得很是轻快和活跃：“春天的早晨，快活的麻雀飞跃在青色的枝头，挟着春意的晓风吹过”。“空旷的大操场上，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青年男女渐渐多起来了。操场矮墙旁的一排垂杨柳吐着嫩绿的柳丝在迎风摇曳”。而与操场相对应,第16章的空间环境主要是一心做学问的余永泽的活动场所图书馆，作者对这里的描写就只是抽象的概括而少具体的描绘：“几个月来，图书馆成了他的避难所……这里的环境是安谧的，空气是柔和的，这里没有斗争，没有喧嚣和呼喊，人们默默地读着书，谁都是互不相扰。”而实际上，如果换一种视角，从普通人的眼光看来，北大在蒋梦麟时代所建的图书馆是很著名的。“这个图书馆藏书丰富，设备完全是美国化第一流的。”“室中两排进口木料作的大桌子，台灯都固定在桌子上，磨砂玻璃罩子满封着，不漏灯泡，光线柔和四射。”而大操场则其实并不像小说描绘的那样美妙，“整个操场，真是形同‘沙滩’，只有靠东墙边有几株歪脖子树，实无风景可言了。”（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
从第二部41到45章是全书最后的几章,也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最高潮，描写林道静参与组织的北大“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学生示威游行。因为作者杨沫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此，小说中的描述是很粗线条的。但即使如此，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两次游行示威的行进路线和游行的简单经过，让今天的我们能够很亲切地参与到对过往历史的想象。如“一二九”北大学生的游行路线是“北大东斋”—“新华门”－“西长安街”－“西单大街”－“护国寺街”－“王府井大街”－“东交民巷”；而“一二一六”那天的游行则是从北大出发经过景山东街出前门过大栅栏在天桥总汇合点与其它各学校人群汇合后召开市民大会，然后，游行队伍从前门进城。这些街道和地方，对北京稍有地理知识的人都很熟悉，因为它们都是北京最重要的商业旅游区。这些地方当中，大家感到陌生的应该是北大东斋，北大东斋、西斋分别是北大一院二院的学生宿舍，除了一院二院，北大还有位置距离一二院稍远些的位于北河沿的法学院也叫三院，三院著名的地方是这里的大礼堂，和红楼一样，这里也是一个和历次学生运动相关联的重要地点，各次运动中的各种学生大会总是在这里举行，如1919年五四运动时候的学生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青春之歌》中也写到了“一二九”之后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在这里召开的劝说罢课学生复课的大会。
群众集会游行的场所固然是操场和街道，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王晓燕等人个别活动的地方也大多是街道、公园等公共场所。在这里，街道公园这些公共场所具有组织情节和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功能，人们在这些地方总能与想不到的人不期而遇。如，革命者江华从农村回到北京后正在街道上行走，突然遇到了过去同在抗日同盟军的战友、后来叛变投敌的孟大环：“三天之后。江华已经不是个肮脏的摇煤球的工人了，他穿着整齐的中山装，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在炎热的太阳下，他正满神气的走在东四大街上准备去找徐辉，但是一件意外的遭遇把他绊住了。”孟大环此时正是警察署侦缉队的人，俩人溜达到前门里公安街警察局门口时，孟大环凶相毕露。经过一番斗智斗勇，江华才终于顺利摆脱了孟大环的纠缠；又如，林道静在北大的工作很不顺利时，希望能得到江华等更有革命经验的同志的指导，但因单线联系的组织纪律要求，她不能去找过去熟悉但现在不是直接领导的刘大姐和江华，茫然的她不知不觉“走进了中南海的大门”，幻想在这里能偶然碰上刘大姐或者江华。“中南海里巍峨的殿堂都静静地好像在灰尘中熟睡了，只有尚未结牢的薄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冷清的西风吹动着，遍地的落叶随风飞舞着，美丽庄严的中南海，到处充满着败落、荒凉的景象。她走得疲乏了，靠在一棵大柏树下站住想歇一会儿，一抬头，一个圆脸、挺秀的青年正和她面对面站着。”在中南海，虽然没有碰到林道静希望见到的人，但却碰到了另一个过去认识的革命青年许宁。但我们今天看《青春之歌》的人关注的不是这种道路上的奇遇，而是这些奇遇所发生的地点，因为这些地点都是真实存在的。除了中南海，小说中写到的主人公经常活动的地方还有北海、什刹海、故宫河沿等。这些地方在前后不同的历史年代都曾经是或再次成为国家政权中心所在地，但在30年代那个特定的时期，也就是1928年国民政府南迁之后，包括这些名胜古迹在内的整个北京都成为了繁华过后有待新生的一片废墟。在小说《青春之歌》中，不仅中南海“到处充满着败落、荒凉的景象”，作为背景出现的风景都是灰暗和颓败的。如林道静和卢嘉川漫步时的什刹海：“走到什刹海了，卢嘉川领着道静在颓败的凄凉的海边——其实是一片臭泥塘边，慢慢地走着说道”；如王晓燕和戴愉聚会时的北海：“冬天，公园是荒凉而冷落的，在濠濮间栏杆旁的长凳上，他们紧挨着坐下来。”作者对30年代北京风景的描绘有真实的一面，首都南迁后的北京市面确实呈现出普遍的萧条和颓败，但这种描绘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从当时很多安分守己的文化人看来，北京当时的萧条和颓败也是一种特殊的风情和美感；而从作者写作时所处的新中国的角度往前回溯，这种萧条和颓败则是旧政权腐化堕落的象征和共产党人革命正确性的证明。
但杨沫对北京城市风景的描绘是很简略的，虽然这里是她从小生长因而很熟悉的地方。如果不是很经心的话，人们不一定会注意到北京地理在小说中的作用，给大多数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倒是作品开篇对秦皇岛海边风情的相对更细腻的描绘。从小说出版后读者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林道静在大海边的那些抒情描绘被郭开等人批评为作者“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却没有人提及作为主人公更主要活动空间和背景的北京。作者自己在后来修改再版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59年12月的再版后记中说：“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尤其是近两年来在大跃进当中的巨大变化，在在都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那时，徘徊在这里的人们，眼看着雄伟的天安门油漆剥落，仿佛沉睡在厚厚的灰尘中……可是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是文艺作品中去找寻。可是，《青春之歌》在这方面远没有尽到它的职责——这是我在国庆节前，从天安门前的辉煌情景中，才感觉出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补救了。”
杨沫致力的重点是主人公林道静在集体斗争中的个人成长史，而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环境和人的关系是疏离的，环境不但不会和人一起成长，反而是革命者逃离、放弃和厌恶的对象，所以，杨沫在初稿中更重视把人物的成长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中而不是历史空间中去。到小说修改时的1959年，获得新生命的北京城焕发了新的生机，像小说中的革命者一样获得了蜕变和成长，因而，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看，更仔细地描写旧社会北京城的“颓败风情”就正可以表现新时代北京城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巨大变化”。
从《青春之歌》诞生到现在，几十年又过去了，北京城发生了比建国十周年时更加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过去的北京地理，就需要找到相应年代的老北京地图；而要想了解过去年代地理与人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文学作品是最好的媒介。反过来说，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也只有融入具体的地理空间，才可能是具体可感的、有滋有味的、有声有色的真实的生活。杨沫在写出《青春之歌》后不久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局部增删和修改的问题，所以即使经过一番比较大的修改，作品的大致风格也并没有产生新的变化。但不管怎样，即使简单，作者毕竟为我们勾勒了那个特定年代北京革命者们和大学生们革命活动的特定地理环境。如果你想了解老北大、了解30年代大学生们在民族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躁动不安、奋起斗争的历史，甚至，即使你只是想了解80年前北京的城市格局和城市风貌，你都可以像我一样再次细读好像已经过时但其实常读常新的《青春之歌》。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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