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集审美心理学、艺术哲学、美学史研究于一身的大师级美学家，朱光潜历来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夏中义则将朱光潜置于百年学案的视野，以十个专题研究，联缀成专著《朱光潜美学十辨》，对朱光潜的学术暨人格进行解码。虽为专题研究，但夏中义择取“朱光潜与西学的关系”这一富有广度和厚度的独特视角展开，纵横捭阖，在严谨绵密的论述中徐徐展开了朱光潜美学暨人格之路乃至于中西美学之旅。同时，这一人文学术思想史案，也深蕴着夏中义个人学统亲证的意味。
朱光潜学案的立体建筑由“史”、“思”、“诗”三者浇铸而成。
夏中义在书中慨叹，“朱光潜所设计的‘美感链’作为理论长跑，却是动用了西方美学长达百年的学术储备”，这堪称奇迹，这种奇迹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只有王国维有过先例。王国维面对的是国粹，朱光潜面对的是西学，而夏中义的《朱光潜美学十辨》则是在中西比较美学的坐标上，建构起宏阔的学术视野，体现出深厚的学殖。用刘再复的话说，夏中义诗、史、哲皆通，学、胆、识兼备。他在中国美学史和西方美学史两条线索都如数家珍，旁征博引，妥帖自然。夏中义的绵密思辨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做根基的。单是对于克罗齐美学文献的深入细读，便足见夏中义学殖之厚实。为了做实朱光潜与克罗齐在学术关系上长达60年的不解之缘，在完成第二章《朱光潜美学与克罗齐的关系》之后，他又用整整四万字篇幅设置了《重读克罗齐：从??美学原理??到??美学纲要??——兼及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对克罗齐美学做了整体还原。唯此，夏中义才清晰地看出，朱光潜对于克罗齐的接受仅仅是1901年《美学原理》时期的克罗齐，而不是1912年《美学纲要》时期的克罗齐。
夏中义的学术史意识靠的不仅仅是丰富的知识积累，而更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犀利的学识烛照历史的阴霾。他解读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时，选择的是朱光潜与日丹诺夫的关系这一独特视角，这同时又是解读20世纪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视角。日丹诺夫在中国大陆的那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幽灵式”的“法典效应”，被夏中义的慧眼捕捉出来，凝聚成显学概念“日丹诺夫主义模式”。这一模式由两个三角形构成：“政治上革命—哲学上唯物—艺术上现实主义”是正三角形结构模式；“政治上反动——哲学上唯心——艺术上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是负三角形结构模式。什么是学术史的敏感？什么是思想史的敏感？这就是。他并未将这一问题简单化，在看到朱光潜服膺日丹诺夫模式的同时，又通过对朱光潜关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解读的再解读，呈现出朱光潜心目中日丹诺夫主义的裂痕深层尚秘存着“自留地”。
美学史的深厚学殖和敏锐的问题意识，锻炼出夏中义的“史识”，也保证了夏中义另一个特色——“思”。“思”有两个层面：一是“思辨”之“思”；二是“思想”之“思”。夏中义的思辨之缜密，极少有人能出其右。他一向讲究概念界定之明晰，概念运演之绵密，观点尖锐而恪守学理。有时，为了清晰地界定一个概念，夏中义进行词源学考证，或曰知识考古学辨析，比如，在考察“形象思维”时，他从毛泽东的“形象思维”一直追溯到卢那察尔斯基、别林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列维?布留尔、维柯，构成了微观学术史形态。夏中义的思辨之细密、犀利，几乎达到了庖丁解牛的境界。学殖厚，则思辨之刀逼利。他就是凭借这把思辨的手术刀，完成了《历史无可避讳》、《王国维：世纪苦魂》、《新潮学案》、《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从王瑶到王元化》等学案的解剖研究。他的《思想实验》封面上的箴言，似乎就是他的座右铭：
以前不知天高地厚，而今不怕天高地厚，因为所谓天高地厚，其实不过尔尔。在学理面前，我只信奉法国十八世纪启蒙学派的理性法庭。所谓理性，并非在于他对原则问题毫无异议，而在于从来不是毫无异议；也不在于固守驰名天下的定论，而在于不把任何定论视为理所当然。
朱光潜是大师级学者，夏中义对他抱着同情之理解与饱满的崇敬，在学理的平台上凝视朱光潜的成就与缺失，不溢美，不隐恶。
夏中义特别擅长以发生学方法将文献细读与文字背后的人格发生绵密地结合起来。当绝大多数学者聚焦于文本解读，或将时局与文本做机械的对应研究的时候，夏中义更关注大时局下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的形成及这种精神人格如何外化到他的文本。夏中义不仅细致地还原朱光潜的学术贡献与缺憾，更重要的是寻求朱光潜学术生成背后的人格基因。一个重要的视角即是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学术关系的“啼笑姻缘”。这个视角不仅有效地呈现出朱光潜学术之路的概貌，而且通过透视朱光潜学术之路的曲折成因，又折射出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27年，克罗齐作为朱光潜的学术导师，备受朱光潜推崇；及至1935年，学术羽毛渐趋丰满的朱光潜开始对克罗齐进行学术层面的质疑与反思；为什么恰在1948年共和国成立前夕，朱光潜将克罗齐的“美学家”身份转述为“哲学家”，惜别克罗齐的“主观唯心主义”，从而流于“唯‘唯物’论”？再把视线拉到1958年和1964年，朱光潜对克罗齐进行政治审判、无视克罗齐拒绝效忠法西斯政权而被撤去部长职务的崇高之举，而给克罗齐贴上“颓废时期资产阶级艺术极端反理性的个人主义”的标签，批判“他的学说的反社会的本质”，何也？朱光潜宣判“他是帝国主义时期的西方美学思想的代言人”，何也？夏中义将手术刀切入朱光潜文字的腠理和他的灵魂底盘，鞭辟入里地剖析了朱光潜文字转型背后灵魂畸变的依据，剖析了朱光潜在时代格局巨变中自我角色转型何以外化到他的美学著述。
夏中义还发现，朱光潜对于克罗齐“反动性”的批判与朱光潜的“自我批判”是同步的，朱光潜对克罗齐的批判，实乃“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朱光潜的自我转型，即“从一个亟待‘改造’的大学者，通过‘自审’，转为一个‘立场基本上改变过来’的理论战士，从而有资格出任‘陪审’，参与对克罗齐的‘思想批判’”。及至时间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朱光潜试图修复与克罗齐学术关系的一系列隐秘行为，如1981年，他语焉不详地称自己对克罗齐的认识经历了“很长的而且相当曲折的过程”，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坦承自己的美学事业是从读克罗齐起步，1984年朱光潜强调西方美学之父不是鲍姆伽登而是维柯，朱光潜生前在1986年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汉译维柯的巨著《新科学》。我们知道，维柯恰恰是克罗齐的精神宗师，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难道不是朱光潜在向自己曾经的学术迷误忏悔？
在剖示朱光潜这一个案的时候，夏中义着眼的是更加开阔的“学术—思想—人文”的大境界的开掘。说到底，夏中义更看重的学术何以成为学术的人格根基。夏中义十分推崇陶渊明，认为陶渊明“让后人确信，一个读书人不当官照样活出人格尊严”。其实，陶渊明不仅是陶渊明的灵魂镜像，更是夏中义自我精神人格的投射。这就涉及学统问题，因为学统最终要由一个个独立的学者个体来担当。夏中义说过：“对每位坚守学术的个体而言，学统是其角色选择的第一内驱力。”他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百年学案的研究，践行的无非是学统的亲证而已。继《王国维：世纪苦魂》、《九谒先哲书》、《王元化襟怀解读》、《从王瑶到王元化》之后，夏中义的力作《朱光潜美学十辨》成为他又一次纯熟的学统践履。夏中义在书中一次次为朱光潜的迷思扼腕叹息，又一次次为陶渊明纯粹人格的践履而激情勃发。夏中义何尝不是以自己的生命去活成一个生动的“学统人格符号”？
作者单位: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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