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洪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家。
上世纪20年代，朱雯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罗洪在苏州师范学院读书，因为他们都是苏州人，又因为都热爱文学，就走到一起了。但他们很少卿卿我我，而是谈文学、谈哲学、谈创作、谈人生……
1932年9月，正是桂花飘香的时节，朱雯和罗洪在上海举行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才子甚多，有巴金、施蛰存、赵景深、穆时英、陶元德等。在婚礼上，巴金与施蛰存第一次见面，两人也成为了好友。
婚后不久，朱、罗二人就迁居到故乡松江，朱雯任教于江苏省立松江高中，罗洪从事写作。彼时，施蛰存、赵家璧与朱雯都闻名于松江，施、朱二位在上海工作，每逢周末假日，他俩常联袂返松度假。施、赵齐聚松江时，也必走访朱雯夫妇，谈学论道，相得益彰。罗洪烹调手艺极高，常做出可口佳肴以待客。朱雯亦常萦怀在上海的巴金，并在松江备好乌篷船，特邀巴金作余山之游。那时，松江去余山只有水路，巴金第一次坐了乌篷船，在蜿蜒曲折的河道航行，一路听着水流轻微的汩汩声响，给人以一种安恬宁静的感觉。他们还同游了醉白池、西林塔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罗洪于1937年写出了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面世，可以说是朱雯、罗洪二位共同心血的结晶。罗洪每写出一个章节，朱雯必加细致的审阅，提出中肯的见解。罗洪亦必诚恳地加以修改，乃至彼此皆认可了才算定稿。妇唱夫和，相敬如宾，可见一斑。
为了出版事，朱雯更是尽心尽力。当时赵家璧正在良友图书出版公司任编辑，阅读此稿，称赞不绝，认为这部长篇反映的社会现实虽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论短衡长，但罗洪作为一位青年女作家，能写出封建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抬头的小城故事，眼光敏捷，见解独到，是多么不简单啊！
赵家璧的评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那时的一些女作家一般都着眼于身边的一些琐碎细小的事情，或是闺房记乐，或是言情艳闻，能够关注国计民生的实在是好似晨星，寥寥无几。遗憾的是，这部长篇虽然在赵家璧的帮助下出版了，但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能读到此书的还是为数不多的。
抗战期间，朱雯、罗洪一度远赴桂林，朱雯曾编过《五月》文艺刊物。罗洪则帮助处理一些编务工作，他们对投稿者，无论是名家或一般群众，都一视同仁，对爱国青年文章更是倾注热情，不遗余力。有一次收到一篇文稿，朱、罗二位都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给发表了，及至寄稿酬时，却发现作者只写了姓名，忘记了写地址，不知如何是好。罗洪认定该稿可能出自学生的手笔，他们竟跑到学校各班查询，结果真的找到了那位粗心的作者。
我认识罗洪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时我在上海艺术研究所做事。王元化家住在淮海中路，离“艺研所”很近，步行只要十多分钟就可到达，我路过他寓所时常去拜访他。有一次，王元化问我：“朱雯你认识吗？”我说我在震旦读书时他教过我们的习作课。正好那时包立民在编《文艺报》，要我介绍一些上海作家的近况，我便去拜访朱雯。朱雯先生两鬓虽然染上缕缕银丝，但精神仍然矍铄，他一边让座，一边指着他的夫人向我介绍：“她是罗洪。”于是，我就认识了老作家罗洪女士。
不久，朱雯因脑溢血不幸逝世。我根据零星记忆写了一篇怀念朱雯的短文，在《解放日报》刊出。罗洪读后感慨良多，她写信告诉我说，朱先生生前译著颇丰，她要赠我几本以作纪念，并要我抽暇前往领取。我接她来信，欣慰莫名，兴冲冲地赶到她的府上领书。那次她不但赠给我朱先生翻译的《凯旋门》、《西线无战事》等书，还赠了我她自己的代表作《春王正月》。这使得我对罗洪女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令我更为感动的是，上海师大为了纪念朱雯，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名为《佳作不从俗》。罗洪特地和我联系，把我那篇拙作亦选入集中，使我感愧交集。
罗洪赠我的书中，还有一本朱雯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动乱的一年》。1997年，这本书再版，施蛰存还为它写了序言。那时，诸名家常为新出图书撰写序言，这成了一种时尚，报刊亦常刊登这类序文，以争取更多的读者。我在征得施蛰存先生的同意后，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某家报纸。我一时粗心，把施先生的通讯地址错写成了罗洪的地址，张冠李戴了，以致施先生的稿酬被错寄给了罗洪女士。罗洪好不容易才弄清了来龙去脉，不顾耄耋之年，冒着酷暑，跑到邮局取回稿费，又转寄给施先生。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自己所做的蠢事深感自责。而罗洪却一点也不介意，再三要求我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
罗洪生于1909年，于今已是103岁高龄了。我搬到杨浦区后，因路远年高，腿脚不便，很少去拜访她了。但是我还是惦念着她。有时打去电话问候，因她年事已高，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只能托她家人代为转达。我偶尔写些文字，也会复印一份给她。仁者寿，我衷心祝她健康长寿！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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