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三国访问散记

    秘鲁、智利和阿根廷这南美三国，都不是很富裕。访问期间，我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对诗人、学者那种发自内心的仰慕、尊重、热爱，以及对待欧美文学完全的“平视”而没有丝毫的“仰视”的心态，对自己的民族文学很有底气和信心。我想，不知我们何时能为聂鲁达的好友艾青也建个故居-博物馆，也不知建成之后，会不会跟这里的聂鲁达故居-博物馆一样，有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

    2011年九十月间，我应邀赴秘鲁、智利和阿根廷访问。与其说去讲学，不如说去游学。从旅游的角度讲，那可能是离北京最远的地方。我选择了北京——马德里——利马的路线，因为从美国走，即使不出机场，也要办过境签证。中途飞行24小时，在马德里转机，等了7小时。

    首先邀请我的是秘鲁里卡多?帕尔马大学。这是一所民营大学。里卡多?帕尔玛（Ricardo Palma）是秘鲁著名作家、《秘鲁传说》的作者。校长伊万?罗德里格斯?查韦斯是一位人文学者、诗人，任职已达12年之久，最近再次连任。秘鲁的教育部不管大学，大学是由全国大学校长委员会领导的。伊万?罗德里格斯校长曾任该委员会主席达十年之久（连任两届）。作为一所民营大学，它所设的七个系都是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这所大学与我国河北师大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是河北师大外语学院前院长潘炳信教授，外方院长是里卡多?帕尔马大学翻译系主任、乌克兰裔的罗莎?菲利普丘科教授。在我所接触的几所孔子学院中，该校的孔子学院是相当成功的，其一是因为它在翻译系开设了五年制的汉语专业，学生每周要上14学时的汉语课，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用汉语从事翻译工作；二是它帮助河北师大开设了西班牙语教学，真的做到了“双赢”。也正是因为如此，校方在2011年9月24日至10月1日开展了“翻译家之周”的活动。在这一周，要授予一位翻译家名誉博士称号，并请他给学生作关于翻译的讲座。

    9月26日，罗德里格斯校长给我颁发了名誉博士证书和证章，我驻秘鲁大使和文化参赞也出席了颁发仪式。在演说中，他们要求我介绍秘鲁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并着重讲讲对秘鲁当代著名诗人塞萨尔?巴略霍的翻译。整个仪式隆重而又热烈，大厅里座无虚席。罗莎?菲利普丘科教授会后告诉我，大厅外面还有三十多位同学无法进入。原来秘鲁有法律规定，没有空座位，学生们是不能进来的，因为秘鲁是多地震的国家，过分拥挤会妨碍人员疏散。会后，校方举行了晚宴，并由校长开车把我送回宾馆。

    当秘鲁国立特鲁希略大学研究生院知道我将去里卡多?帕尔马大学时，他们也邀请我去作讲座，并要为我颁发“杰出访问学者”证章和证书。作为塞萨尔?巴略霍的译者，我早就想去特鲁希略访问。巴略霍曾在那里上过大学，而且他们可以陪我去诗人的家乡参观访问。有着印第安人血统的巴略霍出生在秘鲁北部山区的圣地亚哥?德?丘科。从特鲁希略出发，汽车要开五个多小时才能到达，而且有三分之二的路是土路，一般的游客是很难去那里的。当年巴略霍离开家乡时，徒步或骑驴，要半个多月才能走出大山。这次大学为我派了一部吉普车、一位教授和特鲁希略文化界的一位记者，专门陪我去那里参观。本来还有一位省里的官员和一位大夫（因为是高山地区）也要一起去，后因临时有其他活动而作罢。一路上，仿佛行走在青藏高原的大山里，只有不时出现的一群群羊驼（而不是牦牛），使人觉得自己身处安第斯山深处。令人遗憾的是诗人的故居正在翻修（修旧如旧），暂时无法看到宅院的原貌，但却给参观者提供了一个为诗人故居的修缮添砖加瓦的机会。我和印第安兄弟们一起，铲了几锹砂石，向伟大的秘鲁诗人表达一份中国人的缅怀与崇敬之情。第二天早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市市长胡安?阿尔贝托?卡布列尔?阿里比奥竟在市政府专门为我举行了欢迎仪式，宣布“赵振江教授为该市杰出访问者”，并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出席明年故居-博物馆开馆仪式的邀请信和一尊诗人的雕像。仪式开始时，全体起立，市领导和数十名市民一起，共同高唱秘鲁国歌。在“受宠若惊”之余，我深知这是出于他们对自己民族的伟大诗人的热爱，对弘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对文化人的尊重与仰慕。

    在智利，我参观了圣托马斯大学和安德烈斯?贝略大学并作了讲座。这两所都是私立大学，当时公立大学都在罢课。作为聂鲁达的译者，我个人的主要兴趣是参观诗人的三所故居-博物馆。我在三所聂鲁达故居都受到了特殊的接待：专门的解说员陪同（一般的游客只有解说器），而且还参观了不对一般公众开放的地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丰富的藏品，更有那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尤其在举世闻名的黑岛——其实它并不是岛，而是在一片波涛汹涌的蓝黑色海洋的岸边，那里有聂鲁达最大的故居以及他与马蒂尔德合葬的墓地。在黑岛附近，已形成一片繁荣的市场，出售与聂鲁达相关或不相关的琳琅满目、花样繁多的工艺品。在首都圣地亚哥的聂鲁达故居，聂鲁达基金会会长接待了我和我驻智利文化参赞李保章先生。我送他们一本自己和滕威合著的《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会长先生回赠我一本《聂鲁达诗歌奖获奖作品选》。在故居图书馆，我有幸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的《聂鲁达诗文集》。诗文集是袁水拍先生从英文转译的。当年出了三种版本：仿宋宣纸线装本、精装大开本和平装24开本，可见对聂鲁达多么重视。这固然是当时的政治形势的需要，但聂鲁达的诗歌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又回忆起北大中文系前主任孙玉石教授对我说的话：“上大学时，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我们（中文系1955级同学）都会高声朗诵‘让那伐木者醒来吧！’（聂鲁达的诗句）”。我又想：不知我们何时能为聂鲁达的好友艾青也建个故居-博物馆；建起来以后，会不会也有这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呢……

    在阿根廷，邀请和接待我的是阿根廷作家协会和“船头”（Proa）出版社。两个单位在同一个地方：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阿著名诗人和小说家）故居。“船头”是博尔赫斯于1922年创办的杂志，至今一直在出版。一本文学杂志，在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能发行到两万册，实属不易。我不过是阿根廷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者，在阿根廷作协讲座时，居然有六十多位作家、诗人和学者全神贯注地倾听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着实令人感动。在讲座之前，阿根廷作协主席为我颁发了荣誉奖牌。

    在阿根廷的那几天，正好赶上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今年的获奖者。通过与阿根廷创作界朋友的交流，我发现他们对欧美文学完全是“平视”的，没有丝毫“仰视”的心态，对自己的民族文学很有底气和信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