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向阳湖文化”

    说“也谈”，是因关于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近来其倡导者李城外君寄来皇皇7大本《向阳湖文化丛书》，我拜读之余，不由不谈谈一孔之见。

    一

    “向阳湖文化”也可叫做“干校文化”。可“干校”有文化吗？对此有不少争议。“干校”产生于最没有文化、大革文化命的年代。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概括说：“文化部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是横扫文化人、文化人斯文扫地之后对中国文化的处罚与禁锢、从而使‘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遽然倒退到大一统的官方文化和造神文学。”鲁研专家陈漱渝也说：“向阳无湖，干校无文。”

    湖北咸宁这个地方，古称“云梦泽”。“文革”中围湖造田的蠢行使“向阳湖”有名无实，是打上“文革”标记的称谓。上世纪70年代，竟有6000余名中国最顶尖的作家、艺术家、出版人、文化界干部及其家属，在这里劳动改造。他们中，有冰心、沈从文、冯雪峰、张天翼、萧乾、张光年、臧克家、严文井、陈白尘、李季、周汝昌、楼适夷、郭小川、陈翰伯、韦君宜、牛汉……这个名单排下去还有很长。他们在这里干着与其年龄和体质极不相称的体力劳动，受着人格的屈辱，留下了血汗甚至生命（如侯金镜、金灿然）。这期间，除了少数人（郭小川、沈从文、臧克家等）坚持写了一些诗篇外，这些作家、文化人被迫集体噤声，只能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思想汇报。“干校无文”，诚哉斯言。

    然而这一奇特的历史，也可以称为一种“文化”吧——文化之劫的“文化”！

    这一“文化”得以成立，还要感谢李城外。从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发现并致力于发掘、整理、保存这一“文化金矿”（对此也有不同意见。陈漱渝认为：“当年下放‘五七干校’的文化人本身是一种‘金矿’，而‘五七’干校的生活本身不宜称之为‘文化金矿’”）。他遍访京城当年下放向阳湖的文化名人，约他们写干校生活的回忆文章；他自己也写下系列人物专访，于1997年结集成《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和《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四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2010年武汉出版社又出版了这套厚厚7卷的《向阳湖文化丛书》（其中包括《向阳湖文化研究》一卷，《向阳湖纪事（上下）》两卷，《话说向阳湖——京城文化名人访谈录》一卷，《向阳湖诗草》一卷和《城外的向阳湖（上下）》两卷）。如果说“向阳湖文化”是当代值得开发与保留的文化遗产，那么这一文化工程的建设已初见规模。

    二

    这一文化工程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种种不同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是青年学者王彬彬在李辉《旧梦重温时》一文基础上写的《还有什么不能卖》（《岭南文化时报》1996年11月18日）。文章激烈地抨击向阳湖是在“卖文化”，猜想“在他们为引起人们对咸宁的兴趣和好感而对‘咸宁干校’的大力‘开发’中，一定不会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会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一定会尽可能地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一定会有意无意地‘瞒和骗’”，甚而愤愤地说，文化名人们当年“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在咸宁受到凌辱，今天，他们则因为经济的原因而在这块土地上再受辱一次”。

    读了《向阳湖文化丛书》，我觉得王博士的文章是过于武断了。他并没有认真去读向阳湖文化名人们那些饱含血与泪、揭露与控诉的回忆文章。诚如李城外所说，挖掘向阳湖“文化金矿”，旨在铭记历史，弘扬文化，与巴金先生所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许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文革”以后，出现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文革”的苦难经历孕育了一批文学新人；可本应成为创作源泉的“五七”干校生活，却很少见诸作家笔下。除了杨绛的《干校六记》，陈白尘的《云梦散忆》和《牛棚日记》等，真实反映干校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谓少之又少。臧克家在1978年发表的诗集《忆向阳》，虽然也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但因作者在干校相对较好的境遇，这种田园风味的诗篇并不能代表干校生活的本质。究其原因，是作者大都年迈体衰，还是“当代人说当代事”的顾虑？总之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坛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城外对向阳湖文化名人的文字抢救，确实具有深远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正是在他的约请下，老作家、艺术家和老出版人们才拿起笔，回忆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后，陆续驾鹤西去。如果没有李城外的执着坚持，这段历史可能就永远湮没了。

    收在《丛书》中的大部分文章，还是敢于“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的，并没有“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我们读到洁泯“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是人乃鬼”的伤痛感受；读到胡海珠对侯金镜在强劳动下猝然而死，被“一张苇席卷起”，“往卡车上一扔”的惨痛记忆；读到年高的冯雪峰在泥水里放鸭，摔伤了爬起来又摔倒的情景；读到大翻译家陈羽纶被工宣队误诊而瘸了一条腿，以及阎纲被污“五一六”，连遭逼供、毒打和牛汉“野草莓救一命”的故事……读着这些，常给人以阅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有各种人性的表现：有每天向“五七战士”收取吃食香烟“供奉”的军代表，也有在难友挨斗后悄悄送上一块饼子的严文井；有打小报告诬陷他人的“圣人国学家”，也有为保护别人不惜得罪军宣队领导的郭小川……正如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作家在回忆中为“文革”众生相“立此存照”，揭示大难中的国民性，警示后人，无疑使这座“纸上的文革博物馆”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三

    我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有特殊的兴趣，因为干校也寄托着我终身难忘的记忆。虽然那时我还是少年，但已过早地尝到人生苦涩的滋味。这段经历对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虽然早已有人撰文，诟病我们这个民族有“健忘”的根性，但不能不承认，近年来，“干校”的往事在沉寂了四十年之后，又开始被人提起，甚至受到一些地方政府的重视；也不能不承认，出现这一现象的动力是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开发历史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需要。

    我们那个位于贺兰山下的“宁夏平罗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就在四五年前得到这样的开发。地方政府花大钱建起一座“干校博物馆”——不是纸上的，而是大兴土木而建的。当年的“五七战士”们，对此大都持赞成、支持的态度，认为这是抢救历史，为后人留下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的善举，纷纷捐出保存多年的干校旧物。然而一俟那博物馆建成，见到的人，又不免生出几分遗憾——它太像京城里一座宫殿了，和我们当年住的那个简陋土坯房、黄土围子加岗楼的劳改农场有天地之别。博物馆的一期工程，展出了不少“五七战士”用过的劳动工具、生活用品以及书籍、笔记本等实物，也有不少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但时过境迁，对于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事物的真实复原，尚不能尽如人意，给人以“隔”的感觉。

    博物馆开馆那天，当地来参观的老乡人山人海，挤破了头。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少人或许是看到荒凉的西大滩突然出现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来赶热闹的；我更担心那些青少年，看到展厅一进门那组“高大全”式的雕像，会对那段历史产生美好的遐想和虚幻的神往。

    与“向阳湖”不同的是，我们这个干校大干部多。但也有一些文化名人，最具代表性的是教育家林汉达，语言学家周有光、叶籁士、倪海曙等。对他们的“干校”经历，博物馆的建设者们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完全应该的——对于“历史”来说，最有价值、最能流传久远的还是文化，而非权柄。一位北京作家为写《走读周有光》一书，千里迢迢特地到这里收集资料。回京后他高兴地对我说：“我进了周老在干校住的屋子！”谁知我一看照片才发现，那标着“周有光旧居”的屋子，不过是我们造纸厂的青年宿舍，和周老当年住的“二站”相差了20公里！

    在昔日“五七战士”们的建议下，“博物馆”建设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些不足，正在“二期”、“三期”工程中加以改进。改进方案之一，是以尚存的造纸厂老厂房为扩建基础，整旧如旧，比较真实地再现当年干校风貌。同时，对“干校文化”的深度挖掘、整理工作也在进行。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批评“博物馆”建设者们，实际上通过“干校博物馆”这个事儿，我们这些“小五七战士”（在向阳湖叫“向阳花”）和他们已成了朋友。我们当然希望这个“第二故乡”，这个回望过去的精神家园能够建设得更好。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这个“全国第一”的五七干校博物馆，正在成为我国“五七干校文化”研究与展示的一个中心。

    我想说的是，王彬彬博士的文章虽然偏激、尖刻还有点粗暴，但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提醒我们：在反映历史以至让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时候，一定要“直面当时那种惨酷的真实”，一定不要“去掉一些血腥而添加一些香料”，不要凭空“弄出一点诗情画意来”。我妄自揣测，王博士写于1996年的这篇文章，也许在客观上起到了提醒、敦促李城外更真实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的作用。虽然我不喜欢前者主观武断的文风，但有时来自反面的刺激也能起到正面的效果，使得日后出版的《向阳湖文化丛书》更加厚重，更加令人信服；也提醒五七干校博物馆的建设者们，将这段历史诠释得更加真实，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四

    看了《向阳湖文化丛书》，我觉得确实有一个“干校文化”存在。这不仅因为众多文化名人集中写下了这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写下了他们的感悟与思考；也不仅因为“五七战士”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创作的表现痛苦愤懑（对迫害）、讽刺幽默（对时代）、高兴愉悦（对劳动）以及坚定向往（对未来）等各种感情的诗篇，还因为，这里有很可贵的理论建设。《向阳湖文化研究》一书收入12篇关于“五七干校”研究的学术论文，28篇书评及研究动态、史料和争鸣文章等，是我迄今见到的最成规模、最像样的“五七干校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和书评达到很高的水准。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我认为城外君编的这本书，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今后会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博物馆——纸上的干校博物馆。

    这套丛书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它丰富多样、兼收并蓄的特色。关于“五七干校”的历史，由于人们的经历、处境各不相同，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批判揭露者有之，深情怀念者亦有之；血泪控诉者有之，五味杂陈者亦有之；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一千个人对干校有一千种解释。编者有兼容并包的雅量，将这许多不同特色、不同观点，甚而是激烈批评自己的文章汇于一处，正好给人们提供了多角度、多方位看待一个事物的可能性，提供了思考的空间、观念撞击的空间，体现的是一种现代民主的精神。研究“五七干校”，汲取历史教训，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因为“文革”和“五七干校”，正是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向阳湖的悲剧，正是大批文化人失去了说话权利的悲剧。

    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是学者在书斋里把玩的东西，也不应清高到不为现实服务。一谈经济似乎就沾了铜臭，丧失了文化品格，这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过乡、去过干校的人，深知那时当地的老乡有多么穷，现在也并不大富裕，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快点富裕起来。如果真能通过挖掘干校历史，带动一方经济发展，让老百姓过得好一点，又有何不可呢？宁夏干校博物馆的人来找周有光，周老运用他的全球化视野，为地方如何开发资源发展经济出了不少好主意。这不也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吗？当然，“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前提是不要来虚的、搞花架子，只图“政绩”不看实效；也不要歪曲、粉饰历史，谄媚当下误导后人。如果没有上述两点弊端，真能达到“文化”、经济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