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大学，我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而北师大校园中，涉足最多的地方是小红楼。小红楼，是北师大教授宿舍楼的简称。校内西北侧，坐北朝南有十多幢砖木结构的二层小楼，墙体呈酱红色，故称小红楼。我为什么频频投足小红楼呢？因为楼内有两位高山仰止的老教授，一位是钟敬文先生，另一位是启功先生。向钟先生主要请教文学诗词，向启先生侧重请教书画掌故。二老楼房相邻，钟老住二号楼，启功住六号楼。有时我先去钟老家，出门如有时间，就去启老家弯一弯；上启老家一般是“专访”有备而去，谈话时间较长。而今两老相继故去，再也见不到两位慈祥、平和的老人，再也听不到他们谆谆的教诲了，怎不令人思念？！
忆钟老
我拜识钟老在先，时在1988年。当时我迷于追踪聂绀弩60年代的手抄稿《马山集》失而复现之事，以诗中提及的人事作为追索本事，牵线人是尹瘦石先生。据尹先生介绍，我得知聂绀弩生前最敬重的两位诗友，一位是陈迩冬，另一位就是钟敬文。聂绀弩称陈、钟是他作旧体诗的一宽一严的两位老师。我由陈老到钟老，追访他们切磋诗艺的趣闻轶事。
初访钟老，事先通了电话。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小红楼二号楼，沿着木板扶梯拾级而上。他家在二楼左侧，过道里黑黝黝的。我摸黑敲开了他家门，应声开门的正是钟老。门厅不大，也是黑黝黝的。我随着钟老走进了右侧的书房。这是一间名符其实的书房，约有十来平米。除了南北两扇门窗，四壁横七竖八堆满了书，连书桌、沙发上也杂乱地放着各种报刊。屋里静悄悄的，钟老告诉我说，子女不在这里住，有阿姨按钟点来打扫卫生，料理饮食。平时他就在这间书房里接待客人，辅导博士生。钟老听说我是《文艺报》的编辑，像拉家常似地与我拉起了文艺界的“家常”。我趁机与他聊起了聂绀弩。
钟老说，他与绀弩相识于20年代中期。绀弩原本是黄埔军校出身的第三期学生，离校后，在一所高等小学当校长，而他也在邻近一个县城的小学任教。由于彼此都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文，经文友引见而相识。绀弩早年是写新诗的，写过《列宁机器》、《撒旦的颂歌》等诗篇，他是鲁迅的忠实追随者。鲁迅逝世后，他写过一首悼鲁迅的《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这首诗，敬文当年读时心里十分激动和敬佩。现在重读它，他还觉得它虎虎有生气。钟老觉得绀弩颇有诗人素质，在诗歌学习和创作锻炼上，未必比他多花功夫，但在诗思和诗艺造诣上，却使他自愧不如。可惜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绀弩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新体诗人了。
谈起聂绀弩的旧体诗，钟老说，那是60年代初期，绀弩和他先后摘掉“右派”帽子，北京一些摘帽旧友，不时作些旧体诗互相传阅。他那久冷的诗炉也被煽起火来，而绀弩也正热恋着旧诗。因此，他常常到半壁街找绀弩谈诗，互示彼此新作。绀弩在《散宜生诗》自序里所记的他对其诗作的严峻态度，正是那时的故事。绀弩曾赠他好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律诗，他最为欣赏，因为诗中不但有“雄奇文有悲风响”等警句，就诗的结构说，也是比较完整的。他在绀弩寓所里读后，非常感佩。只觉得第二句“片语只字也费才”，有一个只字失协，本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的，却成了“仄仄仄平仄仄平”。他当面直率地指了出来，并将“只”字改成“单”字。绀弩听了，当面没有说什么，但是事后发表时，确实把“只”字改成“单”字。钟老说，这正是绀弩的雅量。
我由此追踪他俩在诗学诗艺上是如何切磋交流，又是怎样成了绀弩的“严师”的，他笑了笑说道：“那是绀弩的谦虚，无论新诗旧诗，他都比我做得好，我哪里配当他的老师啊！”聂绀弩本是文坛上新文学的闯将，杂文、新诗都能独领风骚，最后居然以旧体诗名世，所以他在挽联中写道：“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
钟老比聂老年长两岁，是横跨两个世纪的越纪老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执教北师大中文系，是系里的两大教授（一级教授）之一，又在中文系首开人民口头创作课程，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领头人。“文化大革命”中，据说造反派批斗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他拒不“服罪”，反驳道：“说我是学术权威，我承认，但我并不反动。”造反派又以同样罪名批斗启功，启功皮里阳秋，慢条斯理调侃道：“说我反动，我服罪，但我并不是学术权威。”原来启功因出身没落贵族，又无学位，职称迟迟得不到晋升，诚如他在打油诗中自嘲“中学生，副教授”。一个自命为“副教授”的人，怎么够得上“学术权威”呢？
在研究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学方面，钟老是一位权威人士。早在上世纪20年代，他就喜好阅读民间文学，收集民俗文学作品，并与民俗学的先驱者顾颉刚先生，就孟姜女传说等文章，展开了通信讨论，多次书简往返，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1927年秋天，又因顾颉刚推荐，他离开了岭南大学附中，来到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任博斯年的助教兼预科国文教员。这时恰是中国民俗学阵地由发源地北大，转移到中大之际。顾颉刚来了，原在北大任教、也是歌谣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董作宾、容肇祖等人也先后来广州，任教于中大中文系。中大中文系无形中成了歌谣研究中心。在这些先驱者的带领下，终于举起了民间文学及民俗研究这个新学科的旗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钟敬文自筹备成立民俗学会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筹备工作。先是负责编辑学会的《民间文艺》刊物，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又把《民间文艺》改为《民俗周刊》，由“月刊”变成“周刊”，同时着手编辑“民俗丛书”。当时的钟敬文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在民俗学会中是个小弟弟，但年轻有为，不辞辛劳，不但要约稿、看稿、编稿、发行一肩挑，还要动手撰写有关民俗学的随笔和短论，并积极投入民俗学传习班和创建民俗物品陈列室。民俗学会的诸多工作压在他的肩上，他拳打脚踢，独挑大梁。炼就了一手过硬的编辑本领，同时也为民俗学的研究出版物积累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批民俗学先驱者相继故去，而钟敬文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教书育人，默默耕耘，为这门学科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首设人民口头创作课，亲自带出了第一批学生和研究生，而今他们都成为了桃李满天下的教授、有成就的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的研究专家。执教之余，他还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为民俗学开拓新局面。试问这么一位卓有贡献的民俗学者难道还不是学术权威吗？
90年代初，我正热衷于征集当代文艺家的自画像，同时也征集名家题诗。一次我带着部分自画像照片到小红楼拜访钟老，想请钟老为《百美图》题诗。钟老一幅一幅仔细地翻阅了，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年岁大了，写字手抖了，不知道行不行？过几天您再来看看。”过了一个星期，我兴冲冲地来到钟老家中，他见了我，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幅诗笺，笑着问我行不行。我取过诗笺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地上秀芳花，天边灿彩霞。美化人间者，民族之菁华。题立民新辑百美图。钟敬文，时年九十。”诗中赞美了入围《百美图》中的众多文艺家是“秀芳花”，是“灿彩霞”，是“美化人间者，民族之菁华”。这是他对《百美图》的极高评价。我知道钟老步入耄耋之年后，因手抖很少写毛笔字，更少应酬，这次亲自执笔题诗，而且笔力遒劲，人书俱老，是他晚年难得一见的墨宝。
与钟老相交十余年，记忆最深的是两次生日聚会。一次是钟老95岁寿诞，另一次是钟老倡议为季羡林老友做的米寿。钟老比季老长8岁，两老的生日聚会，只隔了一年。钟老在1998年，季老在1999年，我有幸都参加了，并有短文记之。记得最清楚的是，两老的生日聚会几乎惊动了文坛的耆老宿友，纷纷从京城东南西北赶来。为了祝贺季老的米寿，钟老破例题诗贺道：“浮花浪蕾岂真芳，语朴清醇是正行。我爱先生文亦好，如同野老话家常。”寿宴上，钟老还代表四十多位京城的作家、艺术家、学者致贺词说：“文艺的最高境界是朴素、朴素是因为真诚。季先生真诚朴素，他是我们的骄傲，我虽比季先生长几岁，但我对季先生满怀敬意，可以说高山仰止。”这段话发自钟老的肺腑，也正是他要主动做东为比他小八岁的季老做寿的原因吧。而季老听到这里马上打断钟老的话说：“不敢，不敢！”然后又致答词道：“今天我感到很高兴，大家为我做米寿，但是我要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希望大家都活到一百零八岁，都成茶寿老人！”两位世纪老人，虽说没有活到茶寿，却接近了期颐（百岁）。
我与钟老的最后一面，是2001年9月。我赶到北京友谊医院探视，他正在院子里散步。我们坐在院里的长椅上交谈，平时见到的钟老总是穿着整齐，脸面也修理得很干净。可是这次见面与以往大不相同，他十分消瘦，穿着肥大的病号服，晃里晃当，脸上鬍髭拉扎。但两眼炯炯有神，谈兴仍浓，身旁有位博士生侍候。他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我说正在读蔡元培的著作，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写轶话掌故的文章不少，轶话掌故出于笔记小品，一变为今日的随笔散文。”我告诉他，今年十月是巴人百年诞辰，宁波市文联要为他举办百年诞辰纪念会，我应邀去参加，他又若有所思地说：“噢，王任叔百年诞辰快到啦，我与他很熟呀！”两次若有所思，我怕他伤神，都未深谈。
数日后，我抵达宁波，在《宁波日报》上读到了钟老的一首题为《梦逢巴人》的七绝。诗前有百来字的序言，抄录如下：
余在三四十年代与王任叔交谊颇深，曾三次异地看望他，适逢其先后被上海巡捕房、南京政府、印尼当局关押后放出。而今五十余年矣，夜忽遇故人相逢，交谈甚洽。次日，其乡人周静书同志来访，告任叔兄一百华诞，感兴不已，因口吟一绝以赋之：眼中平辈日凋零，梦里忽逢王任叔。彻骨烦冤何足云，高谈爽笑仍如故。
钟老比王任叔小二岁，当属平辈知交。王任叔一生坎坷，命运多乖。钟老在诗序中记述了王任叔遭遇上海巡捕、南京政府、印尼当局的牢狱之灾，却略去了他在党内所受的路线斗争的迫害及“文革”中含冤流放，发疯致死。平心而论，巴人在新时代所受的“彻骨烦冤”，远胜于旧时代的牢狱之灾，为什么钟老却以“何足云”轻轻放过？！是故友50年梦里重逢，欢愉惊奇喜溢于言表，故当“高谈爽笑”；还是巴人的冤案早已彻底平反，公道自在人心，故乡逢五逢十连续举办了四次纪念集会，巴人地下有知，也可含笑瞑目了。从写诗的年月推断，这首怀友诗，许是他生前的绝笔了。
忆 启 老
记不太清是何年拜访启功先生的，仿佛记得，一次在钟先生家里聊天，无意中聊到启功，钟先生随口说了一句，启功也住在小红楼里，在六号楼。按照正常的楼群排列，六号楼与二号楼都是双号，应该靠在一边，可是小红楼的排列似乎不同。记得我初找六号楼，绕了一个大圈。80年代后，启功书名大振，找他题词写字的人越来越多，他家的门槛大有踏破之虞。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应酬，他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大熊猫病了”的告示。可是求字者依然熟视无睹，络绎不绝。我曾在供职的《文艺报》副刊的“文艺家风采”专栏中，为他的摄影像配了数百字短文。文字不长，抄示如下：
启功是个大忙人。当代书家中最忙的，恐怕要推他了。应酬忙，写字忙，开会忙，鉴定忙，讲学忙，忙得这位“心肺胆血，一一有病”的七十五岁的孤身老人，采用一切闭户谢客的办法，登门者依然不绝，直到病倒了，实在不能见客。
启功晚年自号坚净翁，命其书斋为“坚净室”，颇想静下心来，读点书，将其毕生创作的诗词书画及鉴赏理论研究，著书立说，传诸后人。可是苦在坚净室里不清净，只能在“中夜失眠”的病榻上，拈笔作诗。时不待人，愿天下爱启功者，为启功创造一个清净的写作环境！（引号中均为启功自语）
此文写于1987年，当年我还只是在书画展览会上见过启功，尚无登门造访。既然文中提出了“愿天下人爱启功者，为启功创造一个清净的创作环境！”自己也该以身作则，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第一次登门造访，是1989年的夏天。当年，我已在京城老画家中征集自画像。求到潘絜兹，他用画美人的铁笔白描法，绘制了一幅俊美的自画像。潘先生是北京现代工笔人物画派开派人徐燕孙的学生，在徐门众多弟子中，他又属新派（相对于刘凌沧、王叔晖、任率英、黄均诸先生而言），能融汇吸取日本浮世绘的人物技法。不过若与新中国后美术院校出来的人物画家相比，他又不能称新派了。昨日之新，即成今日之旧；但今日之旧，又未必会演变成为明日之新。艺术史上的新旧交替，螺旋上升，循环往复，于此可见一斑。
潘先生的自画像是画好了，按照惯例要请人题诗，请谁好呢？我想到了启功先生。我知道，潘先生与启先生是平辈老友，又是九三学社的社友，我也是经潘先生引荐入社的社员。请启先生题诗 ，师出有名。首次登门求字要不要电话预约呢？我听说他因电话太多，往往不接，又怕贸然在电话中求字，他会谢绝。于是选了一个天气预报有小阵雨的日子，赶在雨前当一次不速之客。
当我带着一本自画像册页来到启老的书斋，本以为雷雨天气，不会有客，谁知书斋中已有几位荣宝斋的朋友捷足先登。我向启先生报了家门，启老噢了一声说：“您就是包先生，幸会幸会，请坐。”说完，转过身去先处理荣宝斋的事务，事毕送客。然后笑嘻嘻地与我寒暄了起来。我取出自画像册页，说明缘由，他接过画册，一幅一幅细细翻阅，翻到潘老画像，见留着空白题诗处，又噢了一声说，您的事倒是紧要，马上就写。说完，从案几上取过一本诗韵旧谱，略翻了一下。又取过一小块玻璃板，提起毛笔就在板上写了起来。几乎不假思索，就草成了题画诗，然后誊抄在像册上。如此神速，我估摸了一下，也就十来分钟，就完成题画诗。诗曰：“敦煌胜迹昔曾探，金碧成图众妙涵。丝绣平原原易事，如今万象出春蚕。”启先生的这首诗是旧作，还是即兴新作，我没问过他，也无法考证了，但从最后一句“如今万象出春蚕”来看，确是针对潘老像下的“自比春蚕，茧缚自甘”词意而作，很可能是即兴新作。当年他已77岁，反应还如此灵敏，才思还如此敏捷。这是我第一次向启先生求字题诗，也是最后一次求字，却给我留下了类似曹子建七步成章的深刻印象。
启老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在北师大享有很高威信。从学术地位上来看，他似乎不及钟老，也可说在治学上，钟老更为专一精深；但从社会地位和艺术影响上看，钟老又不及启功。启功博学多才，诗书画文，鉴定文物，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尤其是书法创作，只要一提启功的字，更是无人不知。他的字成了艺术市场上的硬通货币，可以在全国流通。由此制作他的假字，在古玩市场、潘家园无处不有，按假字的水平，分等级论价，数元、数十、数百乃至数千一幅。启老知道了却不以为意，反而调侃道：“假的比真的好。”诸如此类的传说，版本很多。有人责问启功：为何不打假？他却开脱道，他们也不易，造我的假字可以谋生，也是一条求生之路呀！可见他对下层弱小群体人道主义的同情心。
谈到启老的人道主义，我亲见亲闻，也亲身参与过一件事。事情要从90年代末的一次高考说起。友人的女儿报考了北师大的音乐系。考得不错，考分也在前茅，可是录取名单中偏偏没有她。传闻是被一位有背景的考生挤掉。友人出于对女儿的关心，从外地赶来找到了我，要我帮忙。我听了大为不平，但木已成舟，要翻过来是一件十分不易之事。心想北师大有钟、启二老，何不将此事向二老反映反映。先找钟老，钟老让女儿向学校“招考办”反映情况，“招考办”毫无动静。怎么办？我决定带着友人直闯启先生家。启老见我带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书家，以为要请教书学，可是当我把情况向他说明后，一向慈祥和善的他，却收起了笑容。他先是对友人说，自己早已退下来了，与音乐系领导也不熟，怕说不上话。接着又开导友人道：你的女儿年龄不大，如果真的有志于搞音乐，可以复习准备一年，明年再考。有信心的话，可以直接报考音乐学院，那里的师资条件比我们学校的要好。一席话，似乎化解了友人心中的怨气。我本想请启老出面说说话，挽回局面，想不到他却劝友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用如此息事宁人的方式来处理，心中似有不满。想不到第二天深夜，友人从旅舍打电话告诉我说，音乐系领导告诉她录取通知马上寄出，附带条件是捐赠一台钢琴，供学琴之用。友人激动地向我叙说了这件喜事，我一面贺喜，同时又提醒道：饮水别忘掘井人啊！一年后，我带着友人的女儿到启老家中道谢。见面后，我笑着对启老说：“验明正身，这就是去年我向您反映考音乐系的学生。”启老听了，似乎忘了这件事，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说，开课了吧，好好学，有志者，事竟成。这位女学生“读研”毕业，分到报社搞编辑工作。她觉得专业不对口，辞去了这份不错的工作，又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班深造了三年，留校任教。她说不能辜负启老的期望，要为音乐教育事业贡献力量。我想启老如果在天有知，他挽回的一位“有志者”正在成才，定会欣慰而笑。
《百美图》收录了三百多位文艺家的自画像，为什么看不到启功的自画像？请启老自画尊容，不是不想，而是请不动，也不忍心多请。记得一次在钓鱼台国宾馆，拜访南京来的山水画家宋文治先生，宋老留饭，走进餐厅，却与启老不期而遇。我上前向启老问好，然后同桌用餐，在座的除宋先生外，还有陪同启老的曹無。餐桌上东南西北一番闲聊，启老指着络腮大胡子曹無说，他的像倒好画，一把胡子，有特点。我趁机也对启老说，您的脸型也有特点，胖乎乎像大熊猫，也好画，何不一画？启老笑道，画不了了，要画，就画这根鲶鱼须。说完摸了摸痣上的一根长长的白须。我知道这是启老的戏言，戏言不可当真。要说请启老画像，这可否算一次？怪我没趁机追击，穷追不舍，说不一定也能追到他的自画像呢。按理说，《百美图》中真该留下他们二老的自画像，可是业有专攻，二老毕竟不善画像，不能强求。所幸的是，《百美图》中留下了二首题诗。由此可说，二老也是《百美图》中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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