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提出什么是好诗以及“好诗主义”能否实行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理论话题。但也有值得质疑之处：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中国诗人所写，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用中文书写，中国新诗用中文书写是否一律要用北京话，以及能否用大中原心态看待台港澳新诗？
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先生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的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中国新诗史同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此前没人做过这项工作，它为中国新诗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为新诗的典律化打下了基础，同时为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提出什么是好诗，“好诗主义” 能否实行以及能否建立“北大学派”（关于“北大学派”，最早是臧克家1987年4月18日与古远清通信时提及的。他认为谢冕、孙玉石、孙绍振等这些北大出身的学者，不是支持朦胧诗的崛起，就是弘扬新诗史上的现代派，已形成一个对现实主义诗派造成严重威胁的小团体。这本是一个未公诸诗坛的隐形学派，现在通过《中国新诗总系》的编辑和《新诗评论》刊物的出版，我认为完全可以堂堂正正打出这一学派的大旗）。但是，也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重大理论话题。为此，我提出三点质疑。
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中国诗人所写
《中国新诗总系》涵盖了两岸四地诗人，这体现了编选者宽广的视野。遗憾的是，入选的都是中国诗人的作品。其实，“中国新诗”与“中国诗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作品，后者是指作者。当然，两者也有重叠之处，如中国新诗的创作主体无疑是中国诗人，但非主体部分也有个别外籍诗人，像新加坡华文诗人王润华，祖籍广东从化，马来西亚出生，1962年到台北政治大学读书，与同学创办《星座诗刊》，在台北发表和出版诗集，后回新加坡教书，退休后又在台湾元智大学教了十多年书。在这期间，他用中文在台湾发表的作品，难道不能视为中华文化和中国新诗的组成部分？
韩国许世旭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读硕士、博士学位，以后又做了《创世纪》诗刊多年的同仁，还经常往返于韩国与我国台湾之间，他常说“台湾诗人是我的异姓兄弟”，曾与纪弦、郑愁予、楚戈并称为台湾诗坛的四大饮者，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还设有“许世旭专柜”。像他这种多次参加两岸各种重要诗歌活动，并用中文在台湾发表具有浓厚中国风味的诗作，这同样可视为台湾新诗。台湾在编各种诗选时，均把他的作品编进去，这种做法值得大陆同行借鉴。
事实上，《中国新诗总系》已选了从台湾移居外国的美籍诗人叶维廉、彭邦桢的作品，为什么就不能选从外国移居中国台湾的王润华们的作品呢？
当然，选这类作品面不能宽。一般来说，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作者在台湾上学或工作时间较长；
2、作品用中文所写，且发表在台湾或中国其他地区；
3、以中国题材为主，或写外国事物在风格上受中国影响；
4、其人其作对台湾诗坛影响大。
符合上述条件的诗人及作品不会多，入选他们的作品，正可表明中国新诗作者队伍成分和内容的多元。
中国新诗是否一定要用中文书写
有人认为语言是底线：中国新诗必然是中文所写，也只能用中文书写。这对大陆新诗，当然不成问题。但一出大陆，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比如台湾最早的新诗，便是日本语所写，即追风于1923年5月创作的《诗的模仿》4首短诗（向阳编著，《台湾现代文选?新诗卷》，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其中《煤炭颂》为：
在深山深藏
在地中地久
给地热煞了数万年
你的身体黝黑
由黑而冷
转红就热了
燃烧了溶化白金
你无意留下什么
这是月中泉翻译的。该诗显得稚嫩，谈不上是精品，但胡适的《尝试集》也不过如此。从兼顾历史影响看，此诗应入选，但《中国新诗总系》将这么重要的一首诗遗漏了。遗漏的还有1925年12月张我军自印的台湾第一本白话诗集《乱都之恋》。由于张我军时在北京，故此诗集系中文写就。当时留在台湾作者所写的作品，则清一色用日本语书写，如王白渊的诗。1930年陈奇云出版的诗集《热流》，1931年水荫萍出版的诗集《热带鱼》，无不是日本语写就。之所以不用祖国语言创作，是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全面禁止中文写作。
这里要区分“日本语诗歌”与“日本诗歌”的界线。前者是中国台湾新诗，后者是他国新诗。“日本语新诗”是指日本殖民统治体制下，台湾作家用异族母语即日语书写的诗作，而不是指所有用日语书写的作品。在外来政权统治下的非日本人，也就是台湾诗人无法使用母语，典型的作家有上述的水荫萍等人。他们均活跃于1940年代文坛，作品多发表在《文艺台湾》、《台湾文学》等杂志上。但“日本语新诗”不限于日据时期的作品，它还包括光复后有些作家用日语创作的诗作。对这种文学的评价，不能笼统说是“皇民文学”，像巫永福写于日据时代的《祖国》，开头一节：
未曾见过的祖国
隔着海似近似远
梦见的，在书上见过的祖国
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
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
在我心里反响
呀，是祖国唤我呢
或是我唤祖国
这里洋溢着浓烈的民族精神。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他隔海呼唤祖灵和土地，呼唤只在梦里看见、在书本上读到的祖国，这种感情是多么真挚强烈，这种遭遇又该叫人多么心痛。哪怕军阀争霸、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但诗人坚信祖国会站起来，祖国会举起手来，以及“祖国是卓越的”、“应该是了不起的”。他希望“东亚病夫”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坚信“睡狮”一定会咆哮。他强烈要求结束殖民统治，“还给我们祖国”。他这类作品感情真挚、强烈，虽用了暗喻，但语言不晦涩。
用日本语写诗，虽然有语言运用不自由的问题，但也有“日本语诗人”与日本诗坛、祖国大陆诗坛的互动关系。当然，也不能否认日本同化政策所带来的“皇民化”问题。
和“日本语新诗”不同，台湾的“日本新诗”是专指日据时期，居住在台湾的日本作家用日文创作的诗作。这是殖民地文学，是殖民地特有的文学景观，这里不再论述。
英国人统治香港期间，香港华人作家几乎不用英语写诗。澳门诗坛却有例外，它和香港诗坛一大不同是，华文作家与土生诗人互补并存。
澳门新诗以华文新诗为主流，另有土生文学的存在。所谓土生文学，就是土生葡人用葡文写出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把土生作品看作是葡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认为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到了1990年代，由于面临澳门回归，大量的土生葡人将留下，因而人们这才将其视为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族群，土生新诗也因此被纳入澳门文学的范畴。
土生葡人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仍有影响较大的作品。如生在澳门、父亲是葡国人的李安乐，从小就梦想成为中葡诗人。他的遗著《孤独之旅》，有其对身世的感叹，也充满了其生活不如意的烦恼。他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故乡的热爱，对葡国的热爱，对中国的热爱，如由葡语译为中文的《澳门之子》：
永远深色的头发，
中国人的眼睛，亚利安人的鼻梁，
东方的脊背，葡国人的胸膛，
腿臂虽细，但壮实坚强。
思想融会中西，一双手
能托起纤巧如尘的精品，
喜欢流行歌但爱听fados
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
娶中国人乃出自天性，
以米饭为生，也吃马介休，
喝咖啡，不喝茶，饮的是葡萄酒。
不发脾气时善良温和，
出自兴趣，选择居住之地，
这便是道道地地的澳门之子。
曾任澳门文化司长的马若龙，也是土生族群中的出色用葡文写作的中国澳门诗人兼建筑师。他把葡国独有的文化魅力与李白诗风奇妙地糅合在一起，表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和渗透（刘登翰主编，陶里、庄文永、施议对、李观鼎等著，《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
广义的澳门诗歌，便由华人新诗与土生作家用葡文写成的新诗组成。它们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中国新诗总系》选诗时，无疑未考虑到澳门诗歌这种复杂情况。
中国新诗用中文书写是否一律要用北京话
在大陆，用普通话写作成为主流，方言文学只在个别地区存在，其诗作难登“大雅之堂”。但在台港地区就有所不同，如台湾有所谓“台语诗歌”。
众所周知，台湾使用的语言除北京话外，另有鹤佬话（河洛话、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台湾话通常以鹤佬话为代表，因而“台语新诗”一般是指用鹤佬话写作的诗歌。其作者不仅有林宗源、向阳等本土诗人，也有中国意识强烈的杜十三。在本土化思潮影响下，“台语诗歌” 发展极快，其中有意识形态问题，更多的是艺术粗糙，不堪卒读，但也有少量好懂且有诗味，编诗选决不能对它视而不见。
至于在香港，也有方言诗即粤语诗的存在。这种诗歌，在内地学者写的香港文学史中毫无地位。其实，这里仍有精品，如慕容羽军讽刺荧屏上出现床上戏的《南乡子?咏电视》：
电视亦加盐，睇落当然好肉酸。晚饭一家同睇嘢，牙烟！点解有衫都晤穿？孩子眼儿圆，镜头映到似摆船，到底床中人做乜？该尊，电视机前要落帘。
这里用了不少粤方言，“睇”即为看，“加盐”也是广东话，他们把色情片称为咸湿片。“牙烟”为危险，“点解”即为什么，“晤穿”即不穿，“落帘”即要用幕布遮盖起来。即便不加注解，也大体可以读懂。它虽是词而非新诗，但按这种思路追寻下去，也肯定可以挖掘出好的粤语新诗。
《中国新诗总系》的选诗标准除“好诗主义”外，另还有一把未亮出来的标尺，即“中国新诗以大陆为中心，台港澳新诗只是边缘”。这是用大中原心态看待台港澳新诗。不错，台港澳之于中国，无论从地理、政治及文化的角度来看，都位于边陲。历史上的香港，也是中原贬谪之地。不过，当今持中原心态的论者，将台港澳新诗判为“边缘文学”，不是单纯指地理空间，而是包含了价值判断，即居中原地位的大陆新诗具有领导、示范作用，属第一流文学，而“边缘文学”则属“边角料”文学（以澳门诗歌为例，《中国新诗总系》第10卷只选了姚风的诗，澳门诗歌在这里连“边角料” 都谈不上）。这里以优越的中原文化代言人自居，并以傲慢的态度排等级不言自明。这种心态和以地理位置来区分新诗的“中心”与“边缘”的做法，值得商榷。明显的例子是，“文革”期间，当内地诗歌园地一片荒芜的时侯，台港澳诗人仍坚持创作，写出了像《乡愁》等优秀诗歌作品，填补了“鲁迅一人走在‘金光大道’”上中国当代诗歌的大片空白，这能说它是“边缘文学”吗？在新中国初期，台港新诗在沟通世界华文诗歌，尤其是为东南亚输送华文诗歌精品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比之下，这时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弘扬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内地诗坛，并没有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即使进入新世纪，香港仍是联系世界各地华文诗歌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国际大都会，对天下来客一律欢迎的做法，是在向内陆的中心文化挑战，甚至“北伐中原”，将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解构内陆文化的部分结构。反观内地，由于设有各种各样的禁区，它无法起到香港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故笼统地认为台港澳新诗是“边缘文学”，不足以服人。
在处理境外诗歌方面，问题决不止这些，突出向题还有余光中的作品选少了，未免小看了这位完全可以与艾青平起平坐的大家，这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了。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
（本文编辑 邢新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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