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时能够取得诺贝尔奖？谁能第一个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近来又成了媒体竞相不断追问的话题，使理性的科学研究又一次放在日益焦虑的民族历史情结的考问中。在这种浮躁的追捧和考问中，科学研究已经很难保持纯净的研究空间，与研究相连更多的是科学以外的东西，使原本就不胜评价困扰的科学家又多了一层不可名状的焦虑，以致纯净理性的研究室也充斥着些许浮躁的味道。
从科学的层面讲，所有科学研究的起源不外两种，即思虑的焦虑和实践的焦虑。所谓思虑的焦虑，大概就是那种为科学而科学，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在这种象牙塔式的研究中，功名利禄与学问科学无涉，彰显的是科学的求真精神，体会的是寻求知识的快乐，是未知与已知的博弈。在这种求知的快感中，人类的认知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我们的视野日益广阔，使人类从蒙昧的童年成长为青年，壮年，产生了人类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在摆脱思虑的焦虑中，单纯专一的追求使牛顿在苹果的坠落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开创了经典力学。在对我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的思虑中，达尔文经过漫长的研究，发现了人类进化的谜案，奠定了生物进化的理论框架。
在这种求真的追寻中，才有了人类的大智慧。寻求和开创人类大智慧的科学家，都在求真的王国里，不知名利为何物，为求知而淡泊名利，求真的愉悦快感是一切世俗的名利不可比拟的。不为名利所累的科学家以求知求真为生命的意义，因而他们能终成大家，开创典范，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甚至为捍卫真理不避刀斧，如布鲁诺、马寅初等。正是这种为寻求知识的求真，奠定了科学的基本精神和范式。
源于实践的焦虑的求知路径，奠定的同样是一条辉煌而灿烂的真理之路，寻求的也是人类的大智慧。在科学的道路上，他们殊途同归，将人类导向的同是科学的精神，真理的境界，使人类倍享知识的力量，使科学家倍感求知的快乐，使科学家备受人们礼遇，使科学倍显神圣而高尚。
在实践的焦虑中，袁隆平发现了杂交水稻的奥秘，使杂交水稻成为一种奇迹，缓解了人口增长与粮食增长的矛盾。在这种探寻追问中，袁隆平与历史上众多伟大科学家的发明发现一样，永载人类史册，成为光照人类前进历程的光彩明星。
在这种求真的科学历程中，人类在不断的受益和探寻，不仅创造了无数伟大的理论发明发现，也奠定了科学的基本精神和范式。正是这种科学的基本精神和范式，导引人类不断在知识探寻的光芒中从蒙昧走向光明，解决了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个难题，使人类的视野由近及远，使人类的知识范畴由宏观到微观，从粒子世界到宇宙世界无所不包，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文明。
然而，当科学源于评价的焦虑时，科学的基本精神和范式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在这种焦虑中，研究连接的不是未知和已知，科学与真理，代之的是研究与利禄，科学与薪俸。科学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科学的尊严受到空前的挑战，科学家成了名利场中的角逐者和牺牲者。就如在震惊世界的黄禹锡干细胞研究造假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评价焦虑给科学研究带来的深度伤害。
素有韩国克隆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黄禹锡，因在培育人体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中造假，不仅美国著名的《科学》杂志宣布撤销了其2004年至2005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有关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论文，而且韩国首尔大学为此决定撤销黄禹锡这位韩国最高科学家的教授职务，并禁止其在5年内重新担任教授等公职。黄禹锡造假事件一经披露，立即震惊世界，让人唏嘘不已。事件中，受到损害的不仅是黄禹锡，受到重大伤害的更有千百年来形成的科学尊严和精神。正如亲自撤销黄禹锡造假论文的《科学》杂志编辑唐纳德?肯尼迪博士所言：“科学家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在面对社会过多看重追逐第一的社会心理中，名望、奖金和能带来丰厚利润的专利都等待着第一个完成它的人。掌声，喝彩，礼遇更多的是给予第一个完成它的人，而第五、第六个完成它的人是得不到任何欢呼的。在这样的评价心理中，带来的是全社会的功利心态。在这样的功利心态和第一的简单追捧中，科学家们不得不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以多产的方式奠定其领域中顶级科学家的地位。
在这种源于评价的焦虑中，科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和范式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许多恪守科学精神，坚守研究基本范式的科学家，在现实的评价中越来越处于劣势。如在干细胞的研究中，英国的干细胞库是黄禹锡领导的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的最大竞争者。在干细胞的创造和使用上，英国干细胞研究恪守科学传统，有一套科学的、符合伦理的详细规定和指导方针。正因为如此，英国干细胞库与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迅捷的步伐相比，研究进展显得较为缓慢。正是这种背离基本科学原则的迅捷步伐，使韩国干细胞研究中心和黄禹锡声名显赫，也在一时的显赫中落马。
与全世界震惊不同的是，韩国的科学界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震惊，因为韩国的科学评价体制和由此滋生的一些潜规则使人感到危机四伏。这种危机首先源于体制。从体制上讲，求快求胜的社会心理使整个社会对速度过于追捧，使整个社会显得很浮躁。对于广大受国家资助的自然科学研究项目，研究成果往往与官员的政绩挂钩，官员希望在任期内看到成果，作为自己职位晋升的筹码，更急于取得成果。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出现这样的造假丑闻也就丝毫不足奇怪了。
也如《科学》杂志执行编辑莫妮卡?布德福所言：“人们已将媒体报道作为衡量科研价值的一种方式，他们并不在意科研成果是否真的扩展了我们的知识，而只是关心科研是来自报纸。”传统研究中的思虑的焦虑和实践的焦虑，已让位于评价的焦虑。在评价的焦虑中，受追捧的是明星式的科学家，受到冷遇的是坚持科学基本范式和恪守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在这种浮躁的评价焦虑中，科学研究成了政绩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官员任期制的短期目标与科学研究需要长期性的冲撞中，基础研究的独立性、规范性越来越弱。这种冲撞中落马的不仅有优秀的科学家，更有科学的基本规范和科学精神。
当独立性最强的自然科学家都身陷评价焦虑苦不堪言时，人们不禁要问：科学还有希望吗？人类还有前途吗？黄禹锡这位“韩国最高科学家”的落马，这只是黄禹锡道德的滑落，只是韩国科学界的耻辱吗？
面对现实中的一系列学术造假和日嚣尘上的行政评价，我们痛心的是权力对科学的深度伤害。如果我们不能让权力评价淡出科学评价，黄禹锡一样的事件还会重演，还会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落马夭折！即使侥幸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距离五四以来先贤们以生命不遗余力倡导的科学精神依然很远！
那样的话，要问责的不仅是科学家、科学界；更有媒体、政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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