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快递送来的《〈亦报〉随笔》摆在案头，想要岳麓书社的这一版已很久，总算又了结了一桩事。
近来知堂文字颇热，坊间版本也多，单长沙钟叔河先生就先后编了三种，《散文全集》太贵，《类编》嫌它又厚又零乱，还是二三十年前钟先生以敢为天下先般勇毅印制的几种知堂文集最合我意。每种册子都以极素朴的封面出现，淡淡墨色隐隐现出原版风貌，集知堂墨迹以为书名，编校严谨不说，书后还有人名书名索引，看似简单的背后是有大尊重和敬意在。起初我只是机缘巧合收得了五六本平装，爱不释手，后来慢慢知道，还有一些是以精装合订本行世，多把两三种合为一册；额外并有集外文两种。钟先生大约意犹未尽，又另行编订《知堂书话》、《知堂序跋》以作锦上添花。
其实若单以书册本身而论，岳麓书社的这一系列会显得有些寒碜，尤其是在经过小一世的岁月侵扰之后，用纸不佳导致墨迹涣漫，精装的硬封也容易起皱老化，书口处更常有深浅不一的黄斑。然而就是这么奇怪，我反而更觉得它们因此有了宁静的沉淀感，好像中年学者虽然略见发福不复年少飞扬却转而有了更多的识见一般。本来知堂的文字就是闹中取静、热里见凉的典范，书若是做得太雅致或是太洋气，都不大好看。止庵先生后来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终于把知堂的自编文集悉数印出来，自是功德无量，可那带着文人风雅气的封面设计，就叫我觉着距离知堂的内里稍远了一点。比较起来，还是岳麓版显得简单青涩、拙朴质野一些。
大概是年月久、印数少的缘故，岳麓版的知堂文集有好几种在网上都卖得贵，尤其是精装的两种集外文和《秉烛谈?瓜豆集》一类，是以多年来一直没有买齐整。难得遇见这本《〈亦报〉随笔》，要价还不算离谱，品相也好，当然高高兴兴买回来仔细翻看。前几年曾买来河北出版的《饭后随笔》，和岳麓版的集外文收录文字大致相当，却总嫌它不够好，字体难看不说，编校也时有疏漏。
以前读过若干知堂在《亦报》上登载的文字，感觉和之前的风格变化很大。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那个阶段，清、冷、恬淡是主要面貌，文字中还有一些流丽轻快在，像《菱角》、《苍蝇》、《鸟声》一类的小文章，读来就如同喝山泉水一般；到后来的《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时就更加厚重舒缓了，加上杂学益广，境界也愈阔大。像《草木虫鱼》系列，离情感似乎更远，和思想、风俗靠得更近了。虽然其间也有《姑恶诗话》这样迹近凄厉的异数，但是可以明白地看到，学识理趣是著者更关注的东西。
到民国廿六年（1937）以后，知堂的文字更加沉潜，更加晦暗，仿佛要剥开厚厚一层草木白灰才能见到底下隐隐存在的星火热气，这热气像极了鲁迅《野草》里的死火和影子，都是彷徨无依地在“烧完”与“冻灭”，以及明与暗之间动摇，“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有一篇《野草的俗名》，很值得玩味，我很敬服刘绪源先生一篇文章里的评论，只能大段地抄录下来：
此文按文末标注，完稿时是“廿六年八月七日在北平”。文章虽只三千余字，但写得十分结实，引文极多极杂，文字的行进相当缓慢，看来并非一二日所能完成的。而“廿六年八月七日”，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后整一个月，当时北平城中之紧张混乱可想而知。周作人在这样的时候埋头写这样的文章，当然容易为人所不能理解。但真的想一想，他是否就是心安理得，甚至心境愉快地在写这样的文字？只要把他早年所写的、题材与之相类似的《故乡的野菜》拿来一比，前者的轻盈平和与后者的沉滞苦涩，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野草的俗名》最后写道：“中国方言亟待调查，声韵转变的研究固然是重要，名物训诂方面也不可闲却，这样才与民俗学有关系，只怕少有人感兴趣。不单是在这时候没有工夫来理会这些事也。”这也曲折地透露了写作时不寻常的外界气氛。我觉得，那些日子，他与普通北平市民一样，也是处于惶惑与焦虑中的，只是他以自己多年形成的方式，强使自己沉入到学问与研究中去，让心灵逃遁喧嚣的尘世，获得一种暂时的宁静。他这种内心苦涩，藏得很深，一般人难以读解出来，而冲锋陷阵的将士更是不屑于顾及其间的微意。
从此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的知堂，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心意情感隐藏起来，埋头读书，放笔抄书，似乎远离正在经历的当下，回到已然消逝的历史中去才能让他摆脱循环的荒谬感。想象不出知堂在忙完白天的“公事”之后，坐回苦雨斋前，重新摊开一卷笔记时会以何种心态抄录出一则一则的笔记条文，有时读完一本只能发现一则觉得有价值的材料，面临这日与夜里热与冷的反差，知堂的内心会有怎样的起伏，可惜写了这么多文字的他从来不愿写出来。或者他是借此来表达自认为旁人所不能理解的一种思想吧。我最喜欢读的，也正是此一阶段的知堂文字，看似冷淡无味的抄录背后总会叫你读出点其他的东西来，真当得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俗滥称赏。
读惯了这样的知堂文章，乍一见《亦报》上的豆腐块儿专栏，会有一种陌生感。如此自我的一个作者，如此有自觉美学追求的一个作者，居然会放下京派的有智阶级的架子，深入到市井民间，和《亦报》这样的普罗报纸发生联系。
当然，知堂肯定明了眼前发生的变局是几千年以来所未曾有的，想来一方面是为了谋生，更大的动因则是想尽可能融入到这个新世道中去。是以在《亦报》上的文字，化难为易地明朗质朴起来，动辄“人民”、“新社会”一类的时髦用语，就连回忆北大旧人都不忘在结尾处提到“毛主席”。这样的变化的确是以前的苦雨翁所没有的，过于趋时的代价就是一定程度的丧失自我，反正我是不大喜欢这一类的专栏文章，尽管有论者说这是知堂晚年炉火纯青之作。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密集的写作状态中，知堂依旧游刃有余，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本事。虽然隔一段时间会习惯性地慨叹一声“作文难”，两年多时间写七百多篇短文，对一位老人来说洵非易事，今天港台的专栏作者大约最能体会这其中甘苦罢。
把这里的短文章和《旧书回想记》、《书房一角》、《秉烛谈》里的短章放到一起，会看到差别很大，后者是纯粹的自我书写，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能左右作者的思想，是冷静独立的自说自话，而前者则带上了一点附和的意味，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皆是族类。读这样的文章，未免替知堂老人惋惜，大先生鲁迅在生命的后期被蒙蔽纠缠，十余年后，弟弟也同样无法保有此前苦苦支撑的思想自由独立的状态，历史的吊诡如出一辙。
后来的知堂老人也许知道这一点，总感觉他不是太重视这一阶段的应世文章，他的八十自寿诗这样写：“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遽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尤喜撒胡荽。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这里的回顾才是我熟悉的知堂气息。话又说回来，《亦报》上的专栏文字最耐读的，也还是他一直擅长的谈风俗品食物辨花草的小品。
更耐人寻味的是，知堂在暮年所作的遗嘱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自当知之。”谈到暮年的作为完全不提这些专栏，而只看重理性清明泼辣清新的希腊对话集，或者会有一些气话，不过终究在满目滔滔的大潮中回归了自己的本心。至于他的落脚处，早几年就在《〈秉烛后谈〉序》里说得明明白白：“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着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
读知堂的文章，给我的感受就是能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平和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中体会永久。不过很惭愧，我用作结尾的这几句话也都是他老人家说的。
原载《芳草地》2011年第2期
（本文编辑 许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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