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一张嘴。嘴的功能主要有二：一为饮食，二为言谈。其他的功能大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功能的延伸。
正常情况下，人每天都要说话吃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不过，稍加观察和思考就可发现，关于嘴的这两项功能的发挥，中国人和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却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描述与分析西方人与中国人在说话与饮食两方面的差异，从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生活取向诸方面探讨其根源，无疑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两大文化体系的理解。
一
因学习和工作的缘故，我曾造访过一些欧美国家。其间，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西方人比中国人“能言善辩”。这表现在西方人敢于、善于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而且大都擅长表达，即谈话时概念明确、思路清楚、逻辑性强，让人感觉“头头是道”，“言之成理”。例如，在课堂上，老师的讲课常常被学生的提问和讨论所打断。在会议上，一篇报告或演讲之后，与会学者一定会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或就某个观点发表评论，或引申开去，提出不同的意见。不仅如此，即便是一起吃饭、聊天，西方人也往往谈古论今，滔滔不绝。可谓“话不离口”，长于论辩。
与西方人能言善辩相比，中国人一般少言寡语，不善辞令者多，雄辩者少。突出的例子是我们的课堂——老师讲，学生记。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主动提问、发表议论者“凤毛麟角”，点名提问时才“被迫”说几句。中国人不仅少言寡语，而且多不善于表达，即不太讲求逻辑，缺少必要的分析和论证。
西方人能言善辩和中国人少言寡语这一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的小说里往往充斥着大篇的“独白”和“对话”，人物的言说成为表述心声、品行和事件的主要手段。我在多年前读《悲惨世界》时，这种印象特深。《高老头》、《欧也妮戈朗台》、《少年维特之烦恼》、《红与黑》，也给人类似的印象。再看中国的小说，不论是人们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还是《聊斋志异》、《三侠五义》，以及现代小说《林海雪原》等，其中人物对话所占的篇幅甚少，大量的笔墨用在了人物的心理、事迹、场景等故事性要素的叙述上。换言之，如果说西方小说以人物的言说为重要写作手段，那么，中国小说主要的表现手法则是情节描写。
即便中国传统认为“文以载道”，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述也是以“简明扼要”为宗旨，力戒“烦琐哲学”。老子的《道德经》是道家和道教之首要经典，可与《圣经》媲美，但只有“五千言”。《易经》被称为“六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也只有24207字。儒家推崇的主要经典《诗经》为39224字（这里的部分统计数字参考了《宋元学案》之卷四《庐陵学案》全氏补本）。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朱熹的《四书集注》，包含了四书的原文及所做注解，总共也不过477页。这些极简的经典，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之少言和慎言。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思想家大都“著作等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哪位大家的《全集》不是上百万，或者几百万言？
总而言之，西方人能言善辩，中国人寡语慎言。虽然偶有例外，但我认为，这个事实判断是可以成立的。
二
先说饮。国外的饮料很丰富，水、咖啡、茶、可口可乐等。虽然品种丰富，却不怎么讲究。西方人喜欢喝红茶。茶歇的时候，每个人沏上一杯，加糖放奶，止渴又补营养。咖啡是西方最讲究的饮料，有速溶的，也有现磨的，或放糖加奶，或原汁原味，各取所需。我对西方饮料的总体印象是制作简单、饮用方便，兼顾止渴和营养双重效果。
中国传统的饮料非水即茶，似乎没有西方那么花样繁多。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喝凉水，而且热水也主要是在吃饭的时候喝，茶是中国最常饮用的饮料。茶的品类繁多。从炮制的方法和色泽看，有生茶、熟茶、绿茶等，从香型分又有茉莉花茶、玉兰花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不仅茶叶的种类林林总总，泡茶的水质和方法更是多种多样。“龙井”若用“虎跑泉”的泉水浸泡，滋味最佳；在济南，如果喝一杯用趵突泉水浸泡的“龙井”或“铁观音”，也称得上美妙享受。甚至连烧水的方式也颇为讲究。据说，善用茶者不用煤气、煤炭烧水，而喜欢用木柴烧水，而且用什么样的木柴烧水，也有不少的学问。茶叶的存放，也非同寻常。首先是不得靠近油性物质，奶更是放不得，以免污染。其次是要严格密封，防止香气外泄和污染。所以，茶叶的容器也是有讲究的。竹制、木制、铁制皆有，其效果也各不相同。再就是喝茶的用具——茶壶和茶碗。茶具不同，茶的滋味也大异其趣。我不善喝茶，但从道听途说的这些茶知识中，即可得见中国人喝茶是一件多么复杂且精心的事。喝茶，当然解渴并给人以营养。但是，喝茶的这两样功能在中国已经退居其次。喝一口茶，悉心品其滋味，或清新，或浓郁，或苦涩，或甘醇，回味不尽，其乐无穷，非言辞可以表达。
如果说，西方饮料的主要功能是解渴加营养，那么，以茶为代表的中国饮料，其功能则主要是给人以超越解渴和营养以外的享受。
再说饭菜。
西方饭菜以生冷为主，熟食除甜点外多为水煮，没有炒菜。“沙拉”是西方人喜欢的常见菜。芹菜、胡萝卜、青椒、黄瓜等各类蔬菜，刀切之后放在盘子里，根据需要放点盐、胡椒、醋或其他佐料，即是饭桌上的佳肴。西方人也吃熟食，如鱼、肉、某些蔬菜、面点。鱼、肉、面包多为烧烤，熟的蔬菜是水煮而成。我曾经到许多外国朋友家里做客，也去过一些外国的饭店，有小饭馆，也有豪华饭店，但饭菜大同小异，无实质性差别。似乎西方人不看重饭菜的味道，更无心去打扮和装点一盘盘菜肴，他们注重的是营养。根据科学研究，菜生吃营养丰富，做熟了以后营养就破坏殆尽了。
比之西方饭菜，中餐可谓特色殊异。首先是种类繁多。不仅有各种蔬菜、水果，各种动物肉甚至昆虫也是饭桌上的家常便饭。例如，除西方人也常吃的猪肉、牛羊肉外，驴肉、蛇、蝎子、知了等，也都是可以上席的菜肴；再就是形形色色的水产品——鱼、鳖、虾、蟹、海蜇、海参之类，品种之多，不胜枚举。奇怪的是，此等海鲜美味，除了少数几种鱼外，西方人多不问津。据说，中国可吃的菜品种类比西方多6倍。中国北方的主食是面制品，如馒头、面条、水饺等，南方的米饭也有多种，如煮饭、炒饭、蒸饭。其次是烹调方法多样，炒、煎、炸、蒸，不一而足。仅豆腐一种材料，就可以通过不同的做法做出几十种菜肴，摆一桌“豆腐宴”。在中国有各种菜系，如鲁菜、川菜、粤菜、江浙菜等，它们反映了各地做菜在用料和烹调方式上的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风味。不仅如此，厨师们还煞费苦心使菜肴悦人眼目，如把不同颜色的蔬菜混合在一起，或者在烹调后的菜肴上或盘子里放上各式各样的点缀。
似可这样总结：西餐品种单调，虽重营养，但滋味欠佳；中餐种类极其丰富，在保证营养的同时特重滋味。
三
何以西方人能言善辩，而国人寡语慎言呢？
从历史和文化上看，西方人素有推重言说的传统。在古代希腊，就有以教人讲演和辩论为职业的智者。柏拉图最早提出了“七艺”，其中“三艺”与言说有关，分别是文法、修辞和逻辑（其他“四艺”还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在亚里士多德的丰富著作中，有专门的逻辑和修辞学著作。在中世纪，文法、修辞和逻辑，是学生的必修课。可见，重视、研究与学习如何言说在古希腊已经蔚然成风。近代以降，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出现、西方民主制度的训练等因素，又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传统。这个传统体现在西方的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学科的作品中，体现在教堂牧师的讲道中，体现在学校教学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以尚言为特征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使他们在已有文化的熏陶下有意无意地成为善于言谈的人。
对于言谈和说话，中国的传统恰好与西方相反。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儒家一向反对多言。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多处提及“不言”或“慎言”。当子贡请老师发话，以便自己有所“述”时，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意思是，天不说话，四季照常运行，百物仍然生生不已。人要效法天的榜样，不言而行就可以了。他还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能说会道者多半“口蜜腹剑”，善于阿谀奉承，内心险恶，所以鲜有好人。那么，怎么才能够达到仁？子曰：“刚毅木讷近乎仁。”（《子路》）孔子叫人成为君子，而“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
老庄的道家也是不尚多言，反对巧言令色：“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意思是说，信实之言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藻，华丽的词藻往往言之不实。善良的人不狡辩，狡辩的人多非善良之辈。《庄子?天下》也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张扬于言辞，夸夸其谈倒是不智的表现。古代文学创作遵循的一条原则是简约，所谓“惜墨如金”，即能不言则不言，能少言则少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以话语言说为要，以“开门见山”、“简明扼要”为准则，必须表达时要求“言简意赅”。人们日常所说的“沉默是金”、“言多有失”、“少说多做”，诸如此类，显然也是这一传统的朴素表达。
西方尚言的文化逐渐形成了西方人特有的善于言辞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习惯或“潜意识”，所以，西方人能言善辩。中国人少说为佳的文化传统久而久之在中国人内心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潜意识结构，使之不习惯也不善于言谈。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善言而中国人不善言的文化－心理根源。
中国人重视饮食，而西方人不注重饮食，也与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孟子?告子》说：“食色，性也。”《孟子》在谈及未来美好社会时提到“上可以事父母，下可以畜妻子”，就是要让父母妻儿吃得好，穿得暖。历代文人墨客的作品和轶事也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唐代诗人杜甫在贫病之中受到友人款待后写过这样一首诗：“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静如练。兼求畜豪且割鲜，密沽斗酒谐终宴。故人情谊晚谁似，令我手足轻欲旋。”一顿美餐令这位诗圣心花怒放，以致要翩翩起舞。在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里，有大量与饮食相关的描写，宝玉和姐妹们美食、美酒，吟诗抚琴，花前月下，令人向往。
中国人自古看重吃饭的传统也反映在日常用语中。很多事情，都用“吃”字表达。上世纪初，国人把信天主教、基督教称作“吃洋教”，把当兵叫“吃粮”，战争时期人们常说“战事吃紧”，被拒之门外叫“吃闭门羹”，有人追捧叫“吃香”，有人缘有地位叫“吃得开”，利益受损叫“吃亏”，不讲信用叫“自食其言”，从国家领工资叫“吃皇粮”。“吃”字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关于“吃”的文化是我们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文化的特点是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吃好的标准主要不是营养，而是滋味的美妙。“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这句民间俗语，可以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高度概括。这种重视饮食的文化已经化为我们的潜意识心理结构——习惯，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西方人不注重饮食，所以没有可与中国吃文化媲美的文化传统。如前所述，对于西方人，只要吃饱，有足够的营养供身体的需要就够了。吃的对象、烹调方法、吃的方式等，没必要过多地讲究。由于不讲究，所以缺乏这方面的文化。或者说，“不讲究”就是西方人的饮食文化。这种文化也内化为西方人的心理结构，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习惯。
四
直接影响大众言说和饮食的是与之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由此形成的潜意识结构，决定这个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结构的是更深层的精英文化，而处在精英文化核心的，在西方是理性主义哲学，在中国则是儒释道三家的人本主义思想。
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取向是认知，即获得知识。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残篇，几乎无一例外的是《论自然》。这些残篇反映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发现自然界万物的“始基”或“第一原理”，即作为原因的真理。赫拉克里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做波斯人的国王还好。”正是他率先提出了“逻各斯”概念。这个“逻各斯”是“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一定分寸上熄灭”的那个“分寸”，是变中不变的本质。从对于事物原因或本质的好奇而产生的古希腊哲学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顶峰。柏拉图哲学设定，在个别的事物背后都有与之对应的理念，哲学的目的就是超越个别可感的事物（现象）而把握内在的理念（本质）。认识理念依靠的是人的理智或理性能力，哲学家是最具理性能力的人，所以最有智慧。柏拉图之后，其弟子亚里士多德把理念发展为“形式”或本体（第二实体，形式），认识的方法也更加完善，因为他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健全的逻辑系统，这个逻辑系统的核心内容是有关定义、概念以及同一律、排中律、不矛盾律的法则，目的是教导人们如何进行正确的判断与推理，分析与综合，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正确地用语言表达出来。从此，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就成为符合逻辑的思维。理性的认知方式也就是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20世纪，哲学家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史都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法国哲学家莱维纳斯说：“哲学讲希腊语。”他们旨在表明，西方哲学的根源在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其本质是理性主义的。
这种自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把认知的主体和客体分离且对立起来。认知的主体是人，准确说是人的理性（reason），或理智（intellect）、心灵（nous，mind），客体是自然界，准确说是作为自然之本质的理念、规律或逻各斯。主体的目的是认识客体，即发现世界的本质或规律。二是把世界“二重化”（巴克莱语），即把统一的自然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即理念世界，皆为柏拉图语），而且认为可感可见的事物是不真实的，不可感知的存在（本质）则是真实的。顺便指出，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分离和世界的二重化在人类认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世界的“二重化”，就没有本质与现象的区分；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分离，把客体的本质看作认识的对象，就没有认识论，也就没有因为主客分离而产生的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因此没有古代和现代的西方文明。三是思维与语言的同一性。思维是内在的语言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外在表达。二者相为表里，相互依赖。因此，思维和语言都遵循相同的逻辑规则。四是追求明晰性与确定性，用笛卡儿的话说就是“清楚明白”（clear and distinct）。清晰的观念，如“我思”、“上帝”、“物质世界”，是推理的起点；推理的过程要像几何学的论证一样，每一步都明确无误，这样得到的结论也才是确实可靠的。这样的知识，如几何学、数学、哲学，都是有确定性的知识。这几个特点表明，西方哲学的主流就是认识论。人的理性在这种哲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理性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把本质和现象“二重化”，从而使认识有了对象；是理性发现理念、做出定义（概念）、判断并按照逻辑规则进行推理，最后得出结论的。不论从对象（客体、本质），还是手段（理性、概念或逻辑思维），还是从表达方式（合乎逻辑的、清楚明白、确定的言辞）来看，都是人的理性或理智来主导的。所以，其本质是理性主义的。而理性主义也就是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
以认知为取向的理性主义哲学也通过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些文化形态中也必然表现出重视知识、理性思维、逻辑推理、语言表达之类的特征。这样的文化形态在历史过程中也塑造了人的生活目的，影响了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以至理智的生活（intellectual life），而不是感性的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逻辑的思考、清晰有序的表达和论证成为生活习惯。这就是西方人能言善辩，不重饮食这两种现象的哲学根源。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教授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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